卷二十九 燕策一 人有惡蘇秦于燕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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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抱着橋柱被淹死。
講信義到這種地步，怎麼肯到齊國去宣揚燕秦的威力，并取得巨大的功績呢？再說講信義道德的人，都是用來自我完善，不是用來幫助他人的。
所以這都是滿足現狀的辦法，而不是謀求進取的途徑。
再說，三王交替興起，五霸相繼興盛，他們都不滿足現狀。
如果滿足現狀是可以的，那麼齊國就不會進兵營丘，您也不能越過楚國邊境，不可能窺探邊城之外了。
況且我在周地還有老母，離開老母來事奉您，抛開固步自封的做法，謀求進取的策略。
看來我的目标，本來不和您相同。
大王是滿足現狀的君主，而我是謀求進取的臣子，這就是因為忠信而得罪于君主的原因啊。
” 燕王說：“忠信又有什麼可責怪的呢？”蘇秦說：“您不知道，我的鄰居中有個在遠地方做官的人，他的妻子跟别人私通。
她的丈夫眼看就快要回來了，和他私通的人很憂慮。
那妻子對他的情夫說：‘你别擔心，我已經準備了毒酒等着他呢。
’過了兩天，丈夫到家了，妻子讓女仆捧着毒酒送給他丈夫。
女仆知道那是毒酒，如果送上去就要毒死男主人，如果說出實情女主人難以避免被趕走。
于是她假裝跌倒，潑掉了毒酒。
男主人很生氣，就用竹闆打她。
那女仆這一倒，對上救了男主人，對下保住了女主人。
忠心到了這種地步，然而仍然免不了被打，這就是因為忠信反而受到罪責的人啊。
現在我的處境，恰恰不幸和那個女仆潑掉毒酒反而受罰的遭遇類似。
而且我事奉大王您，盡量使信義崇高，國家獲益，如今竟受罪責，我擔心以後天下來事奉您的人，沒有誰自信能夠做到這樣。
況且我勸說齊王，确實沒用欺詐的手段，隻不過遊說齊國的其它使者，沒有誰像我說得那麼婉轉。
即使他們像堯、舜一樣賢明，齊國也不肯相信他們的話。
” 【評析】 蘇秦通過列舉尾生、伯夷、曾參的事迹，和一個小故事，駁斥了那些道學家們對他的指責，也說明了自己好心沒有好報的處境。
道學家們實際上不懂政治，正象馬基雅維利将政治科學從舊道德中分離出來一樣，蘇秦也指出政治活動不能用普通的仁義道德來評價，如果政治活動受到高尚道德的制約，那麼政治上将一事無成、毫無作為。
國家與個人不一樣，國家之間由于無信義可言，就必須講實力、講策略、講變通。
國家之間是超越于日常道德的，所以被日常道德所不齒的威逼利誘、暴力欺詐會經常使用，不足為奇。
陰謀詭計用在日常人事上，那是小人伎倆，而如果用在國家大事上，那是枭雄志士的雄才大略。
何況蘇秦等人違背日常道德完全是為了國家利益，而不是為了個人的清名或利益。
其實戰國時期之所以繁榮，戰國策士們之所以功勳卓著，在于當時儒家思想還沒有占居主流，在于策士們重功利而不重清名的功利主義人生觀。
儒家強調高行節義，但因此導緻道德至上的虛驕之氣充斥官場和社會中，而戰國策士們的務實精神為國家增添了活力。
善變敢說、運籌謀劃不是在扭曲人性，而是在充分張揚人的智力、個性和氣度，顯露出人之為人的生命的力量和存在的價值。
以辭鋒相争，以智謀相奪，沒有遮蔽道德虛飾的戰國策士們的這種進取有為的功利主義人生觀，在任何社會，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那些蒙蔽燕王的士大夫和衛道士們，标榜高行節義，卻由于囿于教條而不能成事，困于日常道德而不能處理國際事務，甚至有的虛僞透頂，明裡拿道義作攻擊人的幌子，暗裡玩弄權術詭計、大行爾虞我詐之本領。
對一個國家來說，有害倒是這類人。
講信義到這種地步，怎麼肯到齊國去宣揚燕秦的威力，并取得巨大的功績呢？再說講信義道德的人，都是用來自我完善，不是用來幫助他人的。
所以這都是滿足現狀的辦法，而不是謀求進取的途徑。
再說，三王交替興起，五霸相繼興盛，他們都不滿足現狀。
如果滿足現狀是可以的，那麼齊國就不會進兵營丘，您也不能越過楚國邊境，不可能窺探邊城之外了。
況且我在周地還有老母，離開老母來事奉您，抛開固步自封的做法，謀求進取的策略。
看來我的目标，本來不和您相同。
大王是滿足現狀的君主，而我是謀求進取的臣子，這就是因為忠信而得罪于君主的原因啊。
” 燕王說：“忠信又有什麼可責怪的呢？”蘇秦說：“您不知道，我的鄰居中有個在遠地方做官的人，他的妻子跟别人私通。
她的丈夫眼看就快要回來了，和他私通的人很憂慮。
那妻子對他的情夫說：‘你别擔心，我已經準備了毒酒等着他呢。
’過了兩天，丈夫到家了，妻子讓女仆捧着毒酒送給他丈夫。
女仆知道那是毒酒，如果送上去就要毒死男主人，如果說出實情女主人難以避免被趕走。
于是她假裝跌倒，潑掉了毒酒。
男主人很生氣，就用竹闆打她。
那女仆這一倒，對上救了男主人，對下保住了女主人。
忠心到了這種地步，然而仍然免不了被打，這就是因為忠信反而受到罪責的人啊。
現在我的處境，恰恰不幸和那個女仆潑掉毒酒反而受罰的遭遇類似。
而且我事奉大王您，盡量使信義崇高，國家獲益，如今竟受罪責，我擔心以後天下來事奉您的人，沒有誰自信能夠做到這樣。
況且我勸說齊王，确實沒用欺詐的手段，隻不過遊說齊國的其它使者，沒有誰像我說得那麼婉轉。
即使他們像堯、舜一樣賢明，齊國也不肯相信他們的話。
” 【評析】 蘇秦通過列舉尾生、伯夷、曾參的事迹，和一個小故事，駁斥了那些道學家們對他的指責，也說明了自己好心沒有好報的處境。
道學家們實際上不懂政治，正象馬基雅維利将政治科學從舊道德中分離出來一樣，蘇秦也指出政治活動不能用普通的仁義道德來評價，如果政治活動受到高尚道德的制約，那麼政治上将一事無成、毫無作為。
國家與個人不一樣，國家之間由于無信義可言，就必須講實力、講策略、講變通。
國家之間是超越于日常道德的，所以被日常道德所不齒的威逼利誘、暴力欺詐會經常使用，不足為奇。
陰謀詭計用在日常人事上，那是小人伎倆，而如果用在國家大事上，那是枭雄志士的雄才大略。
何況蘇秦等人違背日常道德完全是為了國家利益，而不是為了個人的清名或利益。
其實戰國時期之所以繁榮，戰國策士們之所以功勳卓著，在于當時儒家思想還沒有占居主流，在于策士們重功利而不重清名的功利主義人生觀。
儒家強調高行節義，但因此導緻道德至上的虛驕之氣充斥官場和社會中，而戰國策士們的務實精神為國家增添了活力。
善變敢說、運籌謀劃不是在扭曲人性，而是在充分張揚人的智力、個性和氣度，顯露出人之為人的生命的力量和存在的價值。
以辭鋒相争，以智謀相奪，沒有遮蔽道德虛飾的戰國策士們的這種進取有為的功利主義人生觀，在任何社會，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那些蒙蔽燕王的士大夫和衛道士們，标榜高行節義，卻由于囿于教條而不能成事，困于日常道德而不能處理國際事務，甚至有的虛僞透頂，明裡拿道義作攻擊人的幌子，暗裡玩弄權術詭計、大行爾虞我詐之本領。
對一個國家來說，有害倒是這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