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兩條狗、4隻貓、100隻鳥發起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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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和員工的害怕與怠惰之間走鋼絲。

     這個任務可不小。

    每個地方都有根深蒂固的做事情的文化。

    “文化是共享習慣和期望的總和。

    ”托馬斯告訴我。

    在他看來,習慣和期望已經使得機構的例行公事和安全成為比好生活更優先的考量,甚至阻礙療養院領來一條狗同居民一起生活。

    他想帶進來足夠的動物、植物和兒童,使他們成為每個療養院居民生活的正常部分。

    員工固化的日常工作會被打破,但是,這不正是目标的一部分嗎? “文化具有極大的惰性,”他說,“所以它是文化。

    它之所以能發揮作用,是因為它持久。

    文化會把創新扼殺在搖籃中。

    ” 為了對抗惰性,他決定直接迎擊那些抵制者——用托馬斯的話說就是“奮力打擊”。

    他将之看作一整套改革。

    他們不會領來一條狗、一隻貓或者一隻鳥,看看每個人的反應再做打算;他們要在幾乎同一時間把所有動物引進來。

     那個秋天,他們弄回來一條叫靶子的灰狗,一條叫生姜的哈巴狗,4隻貓和100隻鳥。

    他們扔掉了所有的人工植物,在每個房間都擺上了鮮活的植物。

    員工子女放學以後會過來玩兒;朋友和家人可以在療養院後院的花園玩兒,還有供孩子們遊戲的操場。

    這是采取了“休克療法”。

     這一過程中趣事不少,舉例來說,他們讓人在同一天把所有的長尾小鹦鹉送來。

    但他們搞清楚怎麼把100隻長尾小鹦鹉帶到療養院了嗎?沒有。

    運貨車到達的時候,鳥籠子還沒送來。

    于是,司機把鳥放進底樓的美容院,關上門就走了。

    鳥籠子那天晚些時候才送來,但是是放在扁平箱子裡的,還沒有組裝起來。

     托馬斯說,那真是“亂七八糟”。

    想起這事他笑了——他是那種凡事都能看到有趣一面的人。

     他、他的妻子朱迪、護理主任格裡辛及其他幾個人用了幾個小時組裝鳥籠,在美容院飛舞的鳥群中追逐長尾小鹦鹉,再把鳥送到各個居民的房間。

    老人們聚在美容院窗口觀望。

     托馬斯說:“他們肚子都笑痛了。

    ” 至今他還在驚歎團隊的低效率。

    “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完、全、不、知、道!”這就是這事的有趣之處。

    正因為他們這麼理所當然地完全不懂,所以每個人都放松了警惕,積極投入其中——包括居民們。

    任何人隻要會做,就幫着用報紙墊鳥籠,安撫狗和貓,帶領孩子們幫忙。

    那是一種“輝煌”的混亂——用格裡辛富有外交意味的話說,是一種“激昂的環境”。

     他們必須要解決運行中的各種問題,比方說,如何喂養那些動物。

    他們決定建立日常的“喂食規矩”。

    朱迪從一所廢棄的精神病院弄來了一輛舊的送藥車,并把它改裝成他們所謂的“鳥車”。

    鳥車上裝滿了鳥食、狗糧、貓飯,由工作人員推到各個房間,更換報紙襯墊,給動物們喂食。

    托馬斯說,用曾經運送過好多噸鹽酸氯丙嗪的藥品車分發奶骨餅幹,這有一種美麗的颠覆感。

     當然,中間發生過各種危機,任何一個危機都可能終結實驗。

    有一天淩晨3點,托馬斯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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