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雙重标準的兩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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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性的雙重标準來分離和支配女性,對于創造出這種制度的男人一方,也引發出奇妙的悲喜劇。

    如果對特定的女人“認真”,就不能把她看作性對象;反之,如果視為性對象,就等于對她不“認真”。

    這個兩難困境,男人自己身陷其中。

    我曾聽過一位從舊制高中畢業的高齡男性講他年輕時的一樁“浪漫往事”。

    講述的時候,那位紳士目光望着遠方。

    “從前,和自己喜歡的女人去旅行,兩人一起過了好幾天,可最終連一根小指頭也沒碰。

    旅行期間,她似乎為此很苦惱,可我覺得那樣才好。

    因為是想珍惜的人,所以就讓她保持純潔地告别了。

    ” 我很想跟那位紳士說别那麼自以為是,不過,對于那個年代的男人,那就是對女人的“珍惜”吧。

    一個活生生的女人,在那種情形下當然會苦惱。

    如果明明知道對方女人在苦惱,卻有意無視,就是男人的自我中心。

    那個男人所“珍惜”的,并不是對方女人,他不過是在以身相殉一己之念而已。

    那位被連累的女人,該說是倒了黴吧。

    把這種行為稱為什麼“純粹”“浪漫”,不過是腦子出了問題。

     可是,這并不是從前的故事。

    源于性的雙重标準的兩難困境,至今仍然存在。

    人們還在疑問:因為愛着,所以不能性交嗎?性交了,就不能算作愛嗎?少女們的苦惱似乎和從前沒有兩樣:要求性交的男朋友是真心愛我呢,還是隻想要我的身體?抱怨去紅燈區能勃起、卻在妻子面前勃不起來的陽痿男人,與前面那位舊制高中的老爺爺沒什麼不同。

    他們都活在一種反差之中:面對的如果是必須在意她的反應的人,勃不起來;而當對方是無需在意的對象,便可為所欲為。

    男人自己播下的種子,該說是自食其果。

     明白了這個雙重标準的機制,前面所說的植木枝盛的“言行不一”,就不再是“不一”了,他隻是很好地将女人“按用途分别使用”而已。

    他在把青樓女子當作性玩具的同時,對“将來的妻子”則遵循“男女同權”的思想表示相應的敬意。

    使這種分離正當化的理由,是階級隔閡。

    我們隻需想起明治時代的身份制度是如何根深蒂固,便應該能理解。

    那種“身份”,是無論如何也超越不了的“人種之隔”的别名。

     不過,按男人需要而訂制的規則,總是留有允許“犯規”的漏洞。

    低階層的女人不能娶為正妻,但可以納為情婦或小妾;若實在想娶,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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