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姨太與狗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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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院都聽得見。

    當然,她就是罵給主人聽的。

    過去都說“寡婦門前是非多”,罵這些,是最讓人出醜,最被人議論的。

    拿她也沒辦法,其他人勸也沒用,她反倒越罵越來勁。

    後來還是談了條件,給她些錢,打發走了。

     狗叔和二姨太之間根本沒那種事,隻是他十八九歲,正是情窦初開的時候,二姨太年紀也不大,對他又不錯,有點模糊的好感,也是自然的。

    但是不管有沒有不正常的關系,趙媽這麼一鬧,名聲總是不大好。

    避嫌也罷,讨厭他也罷,總之是不許他到前院來了。

     雖然大宅子裡上上下下都說狗叔的不是,我對他倒沒什麼成見,他對我也挺好,我們挺親的。

    他後來自己去考試,做了《庸報》的攝影記者。

     中旅劇團在天津演出時,他去報道,和演員陶金也成了好朋友,他們之間還通過信。

    抗戰時他到了西安,不知因為什麼原因,聽說他被抓,坐了牢,可能是思想“左”傾,不然怎麼國民黨抓他?後來不知怎的又被放出來。

    最戲劇性的是,快解放那陣,他的相機被一個熟人騙走了。

    那是他的吃飯家夥,很好的相機,自然急得不得了。

    聽說那人到了香港,他就追了過去,追回來沒有不知道,他原來到香港隻是為了追回相機,沒打算久留的,不想後來就一直待在香港,在那邊生活了。

    他靠自己打拼,還是幹攝影這一行吧,在香港站住了腳,娶妻生子,和天津的聯系完全斷了。

    他在天津是有家小的,家裡包辦的那種婚姻。

     晚年他到加拿大跟子女過了,和親戚間又有了聯系。

    他跟楊敏如通電話,聽說我骨折了,哭起來。

    我姐轉告我,感到很奇怪,說他怎麼還哭起來?我說你跟他疏遠,我和他關系可是很好的。

    再後來我們也聯系上了,通電話說起舊事,他忘不了當年每月一次到我七叔那兒去拿錢(老姨太家我們長房養着,每月給生活費),七叔臉色很難看,總是說現在掙錢也不容易,教訓一通。

    他為了拿到錢,每次都硬着頭皮站那兒挨訓。

     狗叔有個哥哥,我們叫他“瑗叔”。

    瑗叔比狗叔大不少,早就結婚生子了,兒子叫小牛。

    瑗叔長得很體面,書卻沒念好,跟些狐朋狗友,花天酒地的,但他太太(我們叫她瑗嬸)人卻很好,長得也好看。

    可惜年紀不大就得病死了。

    是肺病——楊家人夭折多半都是肺結核。

    後來瑗叔續娶的是小姨子,起初還好,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後對小牛就不好了。

    夫妻關系也成問題。

    解放後她跟她生的子女在江蘇昆山過,不管瑗叔了,瑗叔隻好到東北跟小牛過,小牛夫婦讨厭他無所事事,結果把他送進了養老院——隻能說是孤寡老人待的那種,條件很差,與現在的養老院不是一回事,不虐待就算不錯了,根本談不上“養”。

     瑗叔待得受不了了,大概是六四年或六五年吧,他去上海投奔自己的親妹妹,我的姑姑楊麗川。

    沒想到在火車上被偷,錢和衣物全沒了,隻有我的地址。

    他就在南京下了火車來找我。

    那時我已搬到鼓樓二号新村,有天正在廚房裡忙飯,廚房有門通到外面的,就聽到有人喊我。

    他穿得破破爛爛,我幾乎認不出來,幾十年沒見,當年風流倜傥的,現在是地道的糟老頭子了,而且一副落魄的樣子。

    我該讓他趕緊洗個澡的,趙瑞蕻拉着臉,不吱聲。

    我西紅柿冬瓜地下了一大碗面,真是一大碗,他吃了還不夠。

    趙瑞蕻的臉色更難看了。

    我隻好給了他十元錢,讓他買去上海的火車票。

     過了段時間趙瑞蕻去上海,到我姑姑那兒去,又遇到瑗叔,他有點變樣,因姑姑給他買了一身新衣。

    趙瑞蕻不跟他說話,他也不理趙瑞蕻。

    趙回來問我,上次來的那個要飯花子似的人是什麼人?我一直沒跟他說是怎麼一層關系,因為太複雜了,他沒有我的大家族生活經曆,說了他也鬧不清,我也懶得說。

     瑗叔在上海沒待多久,還是回到了東北。

    回去之後給我來過一張明信片,上面居然寫着求求郵差大人,一定把信送到我手裡。

    當然是說他情況很糟糕,但我能有什麼辦法呢?據說他最後就是在養老院凍餓而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