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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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時後，我們來到元朗郊區的路上。
元朗位于新界西北，雖然有發展得非常成熟的市區，但亦有不少保留鄉村風貌的地段。
這兒沒有市區的高樓大廈，房子都頂多隻有兩層，疏落地散布在狹窄的馬路兩旁。
跟港島或九龍鬧市相比，這兒就像是另一個世界，完全沒有香港寸金寸土、地少人多的刻闆形象。
我從車窗望出去，沿路看見零星的建築，有些裝潢得像歐式别墅，有些保留了香港古老的中式村屋風格，更有一些隻用金屬闆搭成的臨時房屋。
這些房子，有些是住宅，有些是冷門行業的辦公室，有些是工廠。
我們剛剛經過一個蘭花種植場、一間小型的塑膠廢料回收工廠、一所犬隻訓練所和一間寺廟。
每次到這些區域，我便會想什麼時候樹木會被砍光，然後土地被高聳的摩天大樓填滿。
香港是個功利挂帥的社會，機械性的、功能性的發展永遠比自然的、守舊的更受重視，久而久之，我們都遺忘了這個城市的本來面貌。
在香港，無論是土地、建築、政策，還是居民，都被打造成相同的外貌，猶如倒模一樣，隻講求效果和作用。
土地不夠用，便把大海填平，把樹木砍掉，然後興建四十層的大廈。
大廈附設購物商場，商場裡放一個美食廣場，讓各個大型連鎖食店進駐。
居民如積木般嵌進這些四十層高的箱子裡，每天依靠鐵路，往返市中心的商業區，出賣勞力和智慧。
下班回家經過住宅樓下的商場，便到恒久不變的大型超級市場購買日用品。
遇上假日，便到這些商場中的電影院看一出戲，或是約朋友到戲院旁的卡拉OK唱三小時的流行歌曲。
小孩子上學學習相同的知識，目标是擠進大學，而在大學裡無論學習什麼科目，目标也是成為下一批塞進那些四十層箱子的積木之一。
真是一成不變啊！ 所以，我對選擇住在郊區的人有種莫名的親切感。
我是個被現實束手就擒的家夥，無法逃離這個刻闆的社會，可是我由衷地羨慕打破這種宿命的人。
呂慧梅選擇移居這兒，我想，她也是想逃離那個硬邦邦的格子般的環境，決心忘掉慘劇，重新開始人生。
阿沁一邊放慢車速，一邊探頭張望。
我循着她的目光，看到一個寫着“小橋下路”的路牌，她說：“找到了，這邊的路我也不熟。
” 我們把車泊在一個破舊的巴士站對面，沿着小徑往山上走。
小徑兩旁都是斜坡，長滿高壯的樹木，對于生活在香港市區的人來說，這兒就像深山般陌生。
走不了兩分鐘，我看到一片平地，有一幢兩層高的舊式平房坐落在矮樹之間。
“嗚……汪！”一陣低沉、從喉頭發出的吼叫傳來後，接下來是一連串急促的狗吠聲。
兩頭差不多有半個人高的大狼狗，在鐵栅欄後怒目而視。
還好栅欄夠高，不然它們應該已經撲過來，噬住我和阿沁的手臂。
“阿寶！阿樂！Stop！Sit！”平房的大門打開，一個身穿藍色裙子的女人喝止了兩條大狗，經過庭園來到欄栅的閘門前。
“是呂女士嗎？”阿沁拿出名片，隔着栅欄說，“我是《FOCUS》的盧沁宜，早幾天跟你約好……” “我正在等你呢。
”呂慧梅淺淺一笑，打開大閘。
這個女人便是呂秀蘭的姐姐嗎？我似乎對她的樣子有點印象，卻不大認得，也許曾在報告中看過她的照片。
她的樣子和妹妹不大相似，不過眉毛和妹妹有點像，而且她應該四十歲了，看樣子卻仍很年輕，光這一點便和呂秀蘭有夠像吧。
“這位是？”她看着我。
“他是許友一警長，是當年的案件調查成員之一。
我邀請他一同接受訪問。
”阿沁回答。
我微微點頭。
呂慧梅似乎皺了一下眉，她大概沒想過有我這個不速之客。
對案件受害人的家屬來說，警察也是勾起痛苦回憶的人物之一吧。
不過她很快恢複本來的微笑。
呂慧梅深深躬身，說：“謝謝您，我妹妹和妹夫泉下有知，也會感謝您替他們緝拿兇手。
” “不、不要客氣，隻是分内事。
” “請兩位進來吧。
” 我們走進房子，大廳的裝潢很優雅，即使外表老舊，室内卻和市區一般住宅沒大分别。
事實上，這麼大的房子，在市區大概要花好幾十倍租金吧。
客廳左面的牆上挂着幾個木質手工藝術品，右邊的架子則放了好些異國情調的裝飾物，像歐洲式的玻璃瓶、日本的木娃娃、稱為“菲律賓魔杖”的棍棒、不知道來自中亞還是中東的銀匕首，以及我看不出産地甚至用途的抽象擺設。
呂慧梅似乎是個曾周遊列國、見多識廣的女士。
在放滿紀念品的架子旁，有一張書桌，桌上有一些散亂的紙張、文件、書本，以及一台白色的筆記本電腦。
我好奇地瞄了一眼那些書的書脊，似乎是一些工具書，有英法雙譯的字典、德漢雙解詞典、世界地圖、歐洲城市圖鑒之類。
還有些我看不出來，因為上面寫着外文，我猜是西班牙語或葡萄牙語的書籍吧。
我和阿沁坐在沙發上，呂慧梅送來咖啡，再坐在我們的對面。
今早醒來我隻喝了一瓶礦泉水，這杯咖啡來得正好。
阿沁放好錄音筆，從手提包裡拿出一本筆記簿，說：“呂女士，這個訪問的目的主要是讓公衆知道林建笙事件後，相關人物都能重拾生活，如果訪問過程中有什麼地方令你不快，請你坦白告訴我。
” “都已經這麼多年，要放下的都放下了。
”呂慧梅仍挂着微笑，喝了一口咖啡。
“許警長，當我們談到案子時，請你随便插話，不用太拘謹，我之後會好好整理訪問内容。
”我向她點點頭。
“先請呂女士自我介紹一下吧，”阿沁邊寫邊說，“呂女士是東成大廈命案死者的家人，亦是案件的發現者。
事件發生後，你的生活有什麼改變呢？” “我本來住在東成大廈七樓，當年租住那個寓所也是為了跟妹妹一家人互相照應。
案件發生後，我便遷出東成大廈。
我原先在一家美國旅遊雜志社的香港分社工作，搬家後便辭職了，在家裡當翻譯，替一些出版社翻譯外文書籍和文章之類。
” 我沒猜錯，書桌上的果然是外語詞典。
阿沁的筆杆不住搖動，左手偶然撥弄耳邊的頭發，專注地筆錄呂慧梅說的話。
“那件案子令你辭職嗎？”我問道。
“不，”呂慧梅笑着搖頭，說，“我辭職和搬到這兒跟案件無關，是另外一些理由。
如果您以為我因為事件而失去對人的信心，躲在郊區一角便錯了。
這兒雖然偏僻一點，但空氣好，亦十分清靜，對城市人來說環境簡直無可挑剔吧？” “這個也是。
”我點點頭。
“林建笙在逃亡時令多人死亡，後來死傷者的親屬入禀法庭，以民事途徑向林建笙的家人追讨賠償，我知道呂女士你并沒有加入他們，是什麼原因？” “我覺得，兇手所帶來的苦痛已經夠多了。
如果不能及早放下，隻會被噩夢纏繞。
而且，林建笙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一人的罪行，追讨賠償，不是會把他的家人拖下水嗎？兇手已經折磨了很多人，我不想反過來去折磨與事件無關的人。
” “那麼說，
元朗位于新界西北，雖然有發展得非常成熟的市區，但亦有不少保留鄉村風貌的地段。
這兒沒有市區的高樓大廈，房子都頂多隻有兩層，疏落地散布在狹窄的馬路兩旁。
跟港島或九龍鬧市相比，這兒就像是另一個世界，完全沒有香港寸金寸土、地少人多的刻闆形象。
我從車窗望出去，沿路看見零星的建築，有些裝潢得像歐式别墅，有些保留了香港古老的中式村屋風格，更有一些隻用金屬闆搭成的臨時房屋。
這些房子，有些是住宅，有些是冷門行業的辦公室，有些是工廠。
我們剛剛經過一個蘭花種植場、一間小型的塑膠廢料回收工廠、一所犬隻訓練所和一間寺廟。
每次到這些區域，我便會想什麼時候樹木會被砍光，然後土地被高聳的摩天大樓填滿。
香港是個功利挂帥的社會，機械性的、功能性的發展永遠比自然的、守舊的更受重視，久而久之，我們都遺忘了這個城市的本來面貌。
在香港，無論是土地、建築、政策，還是居民，都被打造成相同的外貌，猶如倒模一樣，隻講求效果和作用。
土地不夠用，便把大海填平，把樹木砍掉，然後興建四十層的大廈。
大廈附設購物商場，商場裡放一個美食廣場，讓各個大型連鎖食店進駐。
居民如積木般嵌進這些四十層高的箱子裡，每天依靠鐵路，往返市中心的商業區，出賣勞力和智慧。
下班回家經過住宅樓下的商場，便到恒久不變的大型超級市場購買日用品。
遇上假日，便到這些商場中的電影院看一出戲，或是約朋友到戲院旁的卡拉OK唱三小時的流行歌曲。
小孩子上學學習相同的知識，目标是擠進大學，而在大學裡無論學習什麼科目，目标也是成為下一批塞進那些四十層箱子的積木之一。
真是一成不變啊！ 所以，我對選擇住在郊區的人有種莫名的親切感。
我是個被現實束手就擒的家夥，無法逃離這個刻闆的社會，可是我由衷地羨慕打破這種宿命的人。
呂慧梅選擇移居這兒，我想，她也是想逃離那個硬邦邦的格子般的環境，決心忘掉慘劇，重新開始人生。
阿沁一邊放慢車速，一邊探頭張望。
我循着她的目光，看到一個寫着“小橋下路”的路牌，她說：“找到了，這邊的路我也不熟。
” 我們把車泊在一個破舊的巴士站對面，沿着小徑往山上走。
小徑兩旁都是斜坡，長滿高壯的樹木，對于生活在香港市區的人來說，這兒就像深山般陌生。
走不了兩分鐘，我看到一片平地，有一幢兩層高的舊式平房坐落在矮樹之間。
“嗚……汪！”一陣低沉、從喉頭發出的吼叫傳來後，接下來是一連串急促的狗吠聲。
兩頭差不多有半個人高的大狼狗，在鐵栅欄後怒目而視。
還好栅欄夠高，不然它們應該已經撲過來，噬住我和阿沁的手臂。
“阿寶！阿樂！Stop！Sit！”平房的大門打開，一個身穿藍色裙子的女人喝止了兩條大狗，經過庭園來到欄栅的閘門前。
“是呂女士嗎？”阿沁拿出名片，隔着栅欄說，“我是《FOCUS》的盧沁宜，早幾天跟你約好……” “我正在等你呢。
”呂慧梅淺淺一笑，打開大閘。
這個女人便是呂秀蘭的姐姐嗎？我似乎對她的樣子有點印象，卻不大認得，也許曾在報告中看過她的照片。
她的樣子和妹妹不大相似，不過眉毛和妹妹有點像，而且她應該四十歲了，看樣子卻仍很年輕，光這一點便和呂秀蘭有夠像吧。
“這位是？”她看着我。
“他是許友一警長，是當年的案件調查成員之一。
我邀請他一同接受訪問。
”阿沁回答。
我微微點頭。
呂慧梅似乎皺了一下眉，她大概沒想過有我這個不速之客。
對案件受害人的家屬來說，警察也是勾起痛苦回憶的人物之一吧。
不過她很快恢複本來的微笑。
呂慧梅深深躬身，說：“謝謝您，我妹妹和妹夫泉下有知，也會感謝您替他們緝拿兇手。
” “不、不要客氣，隻是分内事。
” “請兩位進來吧。
” 我們走進房子，大廳的裝潢很優雅，即使外表老舊，室内卻和市區一般住宅沒大分别。
事實上，這麼大的房子，在市區大概要花好幾十倍租金吧。
客廳左面的牆上挂着幾個木質手工藝術品，右邊的架子則放了好些異國情調的裝飾物，像歐洲式的玻璃瓶、日本的木娃娃、稱為“菲律賓魔杖”的棍棒、不知道來自中亞還是中東的銀匕首，以及我看不出産地甚至用途的抽象擺設。
呂慧梅似乎是個曾周遊列國、見多識廣的女士。
在放滿紀念品的架子旁，有一張書桌，桌上有一些散亂的紙張、文件、書本，以及一台白色的筆記本電腦。
我好奇地瞄了一眼那些書的書脊，似乎是一些工具書，有英法雙譯的字典、德漢雙解詞典、世界地圖、歐洲城市圖鑒之類。
還有些我看不出來，因為上面寫着外文，我猜是西班牙語或葡萄牙語的書籍吧。
我和阿沁坐在沙發上，呂慧梅送來咖啡，再坐在我們的對面。
今早醒來我隻喝了一瓶礦泉水，這杯咖啡來得正好。
阿沁放好錄音筆，從手提包裡拿出一本筆記簿，說：“呂女士，這個訪問的目的主要是讓公衆知道林建笙事件後，相關人物都能重拾生活，如果訪問過程中有什麼地方令你不快，請你坦白告訴我。
” “都已經這麼多年，要放下的都放下了。
”呂慧梅仍挂着微笑，喝了一口咖啡。
“許警長，當我們談到案子時，請你随便插話，不用太拘謹，我之後會好好整理訪問内容。
”我向她點點頭。
“先請呂女士自我介紹一下吧，”阿沁邊寫邊說，“呂女士是東成大廈命案死者的家人，亦是案件的發現者。
事件發生後，你的生活有什麼改變呢？” “我本來住在東成大廈七樓，當年租住那個寓所也是為了跟妹妹一家人互相照應。
案件發生後，我便遷出東成大廈。
我原先在一家美國旅遊雜志社的香港分社工作，搬家後便辭職了，在家裡當翻譯，替一些出版社翻譯外文書籍和文章之類。
” 我沒猜錯，書桌上的果然是外語詞典。
阿沁的筆杆不住搖動，左手偶然撥弄耳邊的頭發，專注地筆錄呂慧梅說的話。
“那件案子令你辭職嗎？”我問道。
“不，”呂慧梅笑着搖頭，說，“我辭職和搬到這兒跟案件無關，是另外一些理由。
如果您以為我因為事件而失去對人的信心，躲在郊區一角便錯了。
這兒雖然偏僻一點，但空氣好，亦十分清靜，對城市人來說環境簡直無可挑剔吧？” “這個也是。
”我點點頭。
“林建笙在逃亡時令多人死亡，後來死傷者的親屬入禀法庭，以民事途徑向林建笙的家人追讨賠償，我知道呂女士你并沒有加入他們，是什麼原因？” “我覺得，兇手所帶來的苦痛已經夠多了。
如果不能及早放下，隻會被噩夢纏繞。
而且，林建笙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一人的罪行，追讨賠償，不是會把他的家人拖下水嗎？兇手已經折磨了很多人，我不想反過來去折磨與事件無關的人。
” “那麼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