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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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克托·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在蘇聯文學界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位作家。
他從五十年代起發表作品，第一本小說集《明春之前》（1953）并未引起廣泛的注意。
六十年代發表中篇《隕星雨》（1962），開始真正得到文學界的重視。
阿斯塔菲耶夫充分顯示其創作個性是在七十年代。
1975年，長篇《最後的問候》（1968）和《牧童和牧女》（1971）等作品獲俄羅斯國家獎。
1978年，長篇《魚王》（1976）獲蘇聯國家獎。
雖然1979年10月作者曾因短篇《落葉》（1979）受到批評，但阿斯塔菲耶夫的名字近年來卻日益受到評論界的重視。
有些評論認為阿斯塔菲耶夫是屬于那種“初作默默無聞，嗣後日臻佳境”[1]的作家，因為就他主要作品的藝術技巧和内容深廣程度來看，确實是一部勝似一部。
到了八十年代，阿斯塔菲耶夫作為蘇俄當代文學代表人物之一的地位就更是無可懷疑的了。
七十年代蘇聯文學的一個重要趨向是着重探索時代——曆史的和現時的——在人的精神世界裡引起的變化，着重發掘生活現象本身包含的道德意義。
很多作家的作品裡，戰争描寫已經失去了莊嚴的頌歌色彩，人們轉而思考起其中包孕的大量人性的悲劇；生活也不再是美好和理想的同義語，戰後時期一度流露的對生活的樂觀情緒漸漸轉變為批判的眼光。
新的一代作家不僅在為某些生活現象尋找社會解釋，而且認真地在探索社會現象裡的人性道德含義。
在創作觀念、藝術技巧上，他們也力求創新。
從俄羅斯和前蘇聯文學傳統的觀念看來，他們每個人都可以說是各有師承，然而他們每個人又都有自己的創新。
這是傳統和創新交替的一代，體現着兩者的滲透和糅合。
反映時代更替的矛盾表象正說明了藝術本身的内在綜合。
維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的創作正符合這種時代精神。
在傳統的眼光裡，他有很多不合傳統之處，從現代小說的角度來看，他又有很多執着于傳統的地方。
一個作家，不管他對現實和人生的觀察有多麼深刻，總要以自己的生活體驗作橋梁。
當他觀察、理解、分析生活現象和人物内心的時候，他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感受就要對種種現象進行篩選，而且自己的生活往往就成了創作的素材。
因此文學作品帶上某種程度的“自白”性質，實在是常見的現象。
隻是這類“自白”的因素通常都覆蓋在色彩絢麗的情節外衣下面，并不那麼惹人注目，而阿斯塔菲耶夫則很少去刻意組織情節，他越是淡淡地寫來，這種“自白”的色彩就越加濃厚。
然而這并不單純是一己生活的回憶追記，作者追求的是越出個人體驗以外的共性。
《鮑耶》裡作者通過“我”的父親的遭遇和泰梅爾半島上柯利亞等三個獵人的經曆，寫盡了荒涼西伯利亞嚴酷環境裡人性的需要會以怎樣可怕的形式爆發。
在作者看來，無論是父親的放任情欲，一憑感官本能的役使，還是勞動組合成員被迫隔絕與人的交往，其結果都表明了人的本性也是一種自然力，受不得任何形式的放縱或抑制，“自然界它自己會在善惡之間制造平衡”（《達姆卡》）。
人本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破壞了平衡就要自食其果。
“不！世界上還沒有人、沒有東西能打消和抑制住非我們的意志所能左右的内心感情。
”（《鮑耶》）。
在這裡，“自白性”就由“和個人血肉相連”進入“很多人同樣感受着”的境界了。
在《鮑加尼達村的魚湯》這篇專門發掘人性美好的作品裡，阿斯塔菲耶夫用飽蘸深情的筆觸寫了阿基姆的母親，這是一個思想稚樸、一任本性、至死童心未泯的善良女性，作者沒有單純把她寫成一個備受生活蹂躏的被損害者。
她始終按自然的本性生活，一大群“卡西揚家的”孩子擠蹭在她的周圍。
在阿斯塔菲耶夫筆下的這個村子裡，人的社會屬性所起的作用反而微乎其微（這裡許多人都曾經是剃去頭發的勞改犯），集體裡存在着在勞動過程中建立的道德觀念，于是就有了這集體的魚湯，養活着一群孩子和成人。
這個荒遠的“人間風日不到處”，卻有着自己按人性道德行事的原則。
這些人和事，作者似乎隻是從一己的體驗裡寫出，然而卻凝聚了生活的真理。
但作者也并沒有忽略社會的主題，情況甚至恰恰相反，隻是阿斯塔菲耶夫從來不秉筆直書而已。
鮑加尼達村簡陋勞動生活裡的人性，汗水裡建立的淳厚生活習尚——“這一切結束得突然而幹脆，原計劃要通過整個極北地區的築路工程停止了。
鮑加尼達村于是十室九空。
”作者的思想很清楚：在現代技術條件下，社會也有生态平衡問題
他從五十年代起發表作品，第一本小說集《明春之前》（1953）并未引起廣泛的注意。
六十年代發表中篇《隕星雨》（1962），開始真正得到文學界的重視。
阿斯塔菲耶夫充分顯示其創作個性是在七十年代。
1975年，長篇《最後的問候》（1968）和《牧童和牧女》（1971）等作品獲俄羅斯國家獎。
1978年，長篇《魚王》（1976）獲蘇聯國家獎。
雖然1979年10月作者曾因短篇《落葉》（1979）受到批評，但阿斯塔菲耶夫的名字近年來卻日益受到評論界的重視。
有些評論認為阿斯塔菲耶夫是屬于那種“初作默默無聞，嗣後日臻佳境”[1]的作家，因為就他主要作品的藝術技巧和内容深廣程度來看，确實是一部勝似一部。
到了八十年代，阿斯塔菲耶夫作為蘇俄當代文學代表人物之一的地位就更是無可懷疑的了。
七十年代蘇聯文學的一個重要趨向是着重探索時代——曆史的和現時的——在人的精神世界裡引起的變化，着重發掘生活現象本身包含的道德意義。
很多作家的作品裡，戰争描寫已經失去了莊嚴的頌歌色彩，人們轉而思考起其中包孕的大量人性的悲劇；生活也不再是美好和理想的同義語，戰後時期一度流露的對生活的樂觀情緒漸漸轉變為批判的眼光。
新的一代作家不僅在為某些生活現象尋找社會解釋，而且認真地在探索社會現象裡的人性道德含義。
在創作觀念、藝術技巧上，他們也力求創新。
從俄羅斯和前蘇聯文學傳統的觀念看來，他們每個人都可以說是各有師承，然而他們每個人又都有自己的創新。
這是傳統和創新交替的一代，體現着兩者的滲透和糅合。
反映時代更替的矛盾表象正說明了藝術本身的内在綜合。
維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的創作正符合這種時代精神。
在傳統的眼光裡，他有很多不合傳統之處，從現代小說的角度來看，他又有很多執着于傳統的地方。
一個作家，不管他對現實和人生的觀察有多麼深刻，總要以自己的生活體驗作橋梁。
當他觀察、理解、分析生活現象和人物内心的時候，他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感受就要對種種現象進行篩選，而且自己的生活往往就成了創作的素材。
因此文學作品帶上某種程度的“自白”性質，實在是常見的現象。
隻是這類“自白”的因素通常都覆蓋在色彩絢麗的情節外衣下面，并不那麼惹人注目，而阿斯塔菲耶夫則很少去刻意組織情節，他越是淡淡地寫來，這種“自白”的色彩就越加濃厚。
然而這并不單純是一己生活的回憶追記，作者追求的是越出個人體驗以外的共性。
《鮑耶》裡作者通過“我”的父親的遭遇和泰梅爾半島上柯利亞等三個獵人的經曆，寫盡了荒涼西伯利亞嚴酷環境裡人性的需要會以怎樣可怕的形式爆發。
在作者看來，無論是父親的放任情欲，一憑感官本能的役使，還是勞動組合成員被迫隔絕與人的交往，其結果都表明了人的本性也是一種自然力，受不得任何形式的放縱或抑制，“自然界它自己會在善惡之間制造平衡”（《達姆卡》）。
人本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破壞了平衡就要自食其果。
“不！世界上還沒有人、沒有東西能打消和抑制住非我們的意志所能左右的内心感情。
”（《鮑耶》）。
在這裡，“自白性”就由“和個人血肉相連”進入“很多人同樣感受着”的境界了。
在《鮑加尼達村的魚湯》這篇專門發掘人性美好的作品裡，阿斯塔菲耶夫用飽蘸深情的筆觸寫了阿基姆的母親，這是一個思想稚樸、一任本性、至死童心未泯的善良女性，作者沒有單純把她寫成一個備受生活蹂躏的被損害者。
她始終按自然的本性生活，一大群“卡西揚家的”孩子擠蹭在她的周圍。
在阿斯塔菲耶夫筆下的這個村子裡，人的社會屬性所起的作用反而微乎其微（這裡許多人都曾經是剃去頭發的勞改犯），集體裡存在着在勞動過程中建立的道德觀念，于是就有了這集體的魚湯，養活着一群孩子和成人。
這個荒遠的“人間風日不到處”，卻有着自己按人性道德行事的原則。
這些人和事，作者似乎隻是從一己的體驗裡寫出，然而卻凝聚了生活的真理。
但作者也并沒有忽略社會的主題，情況甚至恰恰相反，隻是阿斯塔菲耶夫從來不秉筆直書而已。
鮑加尼達村簡陋勞動生活裡的人性，汗水裡建立的淳厚生活習尚——“這一切結束得突然而幹脆，原計劃要通過整個極北地區的築路工程停止了。
鮑加尼達村于是十室九空。
”作者的思想很清楚：在現代技術條件下，社會也有生态平衡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