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第三部分</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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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常務董事；他将魯賓介紹給奧巴馬，自己擔任奧巴馬在總統交接期間的人事主管，同時繼續在花旗銀行工作，然後在加入政府之前領取了兩百二十五萬美元的獎金。
另一位花旗集團高管雅各布·盧當上了副國務卿，将九十萬美元的獎金收入囊中。
盡管有說客從政禁令，高盛的說客馬克·帕特森還是被聘為财政部辦公室主任。
魯賓的門徒、銀行救助法案的設計師蒂莫西·蓋特納被任命為美國财政部長，即使被發現他曾公然向他将要領導的機構少繳稅款，仍然順利就職。
拉裡·薩默斯一手打造了90年代後期傾向銀行的政策，并且從多家将會收到救助資金的銀行獲得數百萬的演講費；他當上了奧巴馬政府的首席經濟顧問。
就連奧巴馬的幕僚長勞姆·伊曼紐爾，也在政府工作的三十個月間隙裡從芝加哥一家投資銀行賺了一千六百五十萬美元。
這些人都是各自領域的佼佼者，都聰明絕頂，受過最高的教育，都是民主黨人，都與那場史詩般的失敗有所牽連——現在，他們都受雇來清理廢墟。
他們曾與那些銀行家一同學習，一同工作，一同吃喝，一同緻富，他們又怎麼可能與那些銀行家有不同的視角呢？互相提攜和利益沖突早已融入精英管治的靈魂。
這個龐然大物是殺不死的。
康諾頓不安地看着這一切。
他知道旋轉門和互利互惠如何運作，也知道當權者潛意識的偏向。
在他的整個職業生涯中，他也曾沉浸在這些世界——投資銀行、國會、白宮、遊說。
然而，金融危機如同一場地震，給數百萬人帶來深切的痛苦；終于有一天，憤怒的公衆開始注意到這裡。
現在，是華盛頓追擊華爾街的時候了。
參議員若想産生任何影響，就隻能選擇關注有限的幾個問題。
他的時間表和腦袋都沒有足夠的空間容納更多。
當康諾頓和考夫曼都在為拜登工作，而康諾頓想要讓拜登參議員注意到一些新東西時，考夫曼曾說：“傑夫，每次你想把什麼東西拿上船，你就得把什麼東西拿下船才行。
”從一開始，考夫曼——他甚至不是銀行委員會的成員——就隻專注于兩件事：欺詐，以及“太大而不能倒”的問題。
他與其他人共同撰寫了一項法案，授權撥款三億四千五美元，用于雇用更多聯邦調查局特工和資助聯邦檢察官來追捕欺詐者——不僅僅是長灘和坦帕的小額抵押貸款放貸人，也包括在整座大廈傾頹之前隐瞞損失的華爾街高管。
決定應該對誰進行調查是司法部的職責，但可以想見，調查對象大概包括雷曼的迪克·福爾德、美國國際集團（AIG）的約瑟夫·卡薩諾、美林的斯坦利·奧尼爾，以及——誰知道呢——高盛的勞埃德·布蘭克費恩本人[迪克·福爾德，即小理查德·S.福爾德，雷曼兄弟最後一任首席執行官。
約瑟夫·卡薩諾，從1987年起擔任AIG保險集團金融産品部門主管，被認為是導緻2008年金融危機的關鍵人物。
斯坦利·奧尼爾，金融危機爆發時擔任美林集團首席執行官和董事會主席，2007年10月被迫辭職，但拿到巨額遣散費。
勞埃德·布蘭克費恩，高盛集團前首席執行官和董事會主席；金融危機期間，在其他投資銀行紛紛破産和被并購之時，他利用低利率和政府資助，令高盛一躍成為美國第二大投資銀行。
]。
當《欺詐執法法案》[指《欺詐行為執法及恢複法案》（FraudEnforcementandRecoveryAct），此法加強了對金融機構、債券、貸款、商品等領域欺詐行為的執法力度。
]于5月獲得通過，而考夫曼（還是個政府新人）在白宮簽字儀式上受邀與總統一同登台時，他和康諾頓都以為，他們正有所進展。
9月，考夫曼和康諾頓要求與司法部長埃裡克·霍爾德的副手、負責刑事部門的助理司法部長蘭尼·布魯爾會面。
（他和康諾頓十年前就已經相識，他們曾在科文頓與柏靈律師事務所短暫共事，當時康諾頓正要離開律所進入白宮，而布魯爾剛剛入職。
）對金融欺詐的調查并沒有什麼成果，考夫曼想确保司法部門确實在調查此案和使用這筆錢。
他計劃舉行一場監督聽證會來确保這一點。
他們在羅素大廈三樓考夫曼的辦公室見面。
布魯爾解釋說，他在諸多限制條件之下工作，其中包括筆記本電腦不足。
他說，他依靠聯邦調查局在全國各地的調查員關系網來提起訴訟。
康諾頓預料到了他的開場白。
“蘭尼，你需要深入到你的‘管道’中去，确保聯邦調查局和聯邦檢察官的辦公室将此作為首要任務。
使勁搖晃你的管道，讓它把案子給你帶回來——不要隻是坐着幹等。
”複雜的欺詐案件太難勝訴，因此很難擠進繁忙的聯邦檢察官的正常工作流程。
肇事者在犯下罪行的同時能夠娴熟地清除犯罪痕迹和建立防禦，背後還有高薪律師和會計師支援；随後，他們會用無關緊要的文件淹沒調查人員。
因此，應該建立一支類似特遣隊那樣的隊伍，針對每個被懷疑的機構，花一兩年時間進行調查，花時間學習該尋找什麼證據，檢查每封電子郵件和每條即時消息。
康諾頓回顧了他與布魯爾在克林頓政府中共事的經曆：“你得像肯·斯塔爾[肯·斯塔爾，即前文提及的肯尼斯·斯塔爾。
]一樣。
你得像調查毒販一樣針對這些家夥中的某些人，就像斯塔爾針對克林頓一樣；你得向他們身邊每一個初級工作人員施加壓力，直到有人投靠你。
” 這次會面讓他清楚地感覺到，司法部門并沒有把這件事當作緊急事項。
考夫曼的監督聽證會于12月舉行。
布魯爾坐在證人桌旁，身旁還有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和聯邦調查局的高級官員。
他們都表示他們在調查此案，但需要找到能夠證明動機和意圖的内部人士。
請給我們時間。
康諾頓想要相信他們。
但2009年過去，2010年到來，什麼都沒發生。
2010年1月中旬，康諾頓和考夫曼前往紐約，會見美聯儲年老的巨人保羅·沃爾克[保羅·沃爾克，美國經濟學家，曾于卡特和裡根總統任期擔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也是奧巴馬總統的經濟顧問。
]。
沃爾克通過推高利率引發一場大型經濟衰退，從而壓制了卡特和裡根政府時期的通貨膨脹。
銀行家為此愛上了他，農民和建築工人卻堵塞華盛頓的交通來譴責他。
然而沃爾克是體制中的一個古怪成員。
他生活在政治和金融精英重疊的世界核心，但他已成為華爾街尖銳的批評者——太過聰明的操弄，過高的薪酬——他現在是内部的異見人士，表面上受到尊重，私下裡卻不受信任。
他曾告訴一群高管：“過去二十年來，我目睹的最重要的金融創新就是自動取款機……我沒發現有任何證據能證明，近年來金融市場上大量的創新對經濟生産力有什麼明顯影響。
也許你可以告訴我，我錯了。
我隻知道，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沒有這些創新，經濟卻增長良好。
事實上，在沒有信用違約互換、沒有證券化和沒有債務擔保證券的80年代，經濟增長也不錯。
” 沃爾克成了奧巴馬的完美幌子：他可以用來安撫改革者，并為體制提供掩護。
總統任命沃爾克領導他的經濟顧問小組，但并沒有認真對待他的建議。
沃爾克的主要提案——禁止銀行設立對沖基金或私募股權基金，禁止用存款人的資金為自己的賬戶做交易——等于向《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後退了半步。
六個月過去了，什麼也沒發生。
沃爾克與來自華盛頓的訪客一同在中城的會議室裡坐下，他說：“你知道，不管什麼人提出什麼提案，銀行都會出來宣稱它将限制信貸和損害經濟。
”接着是長時間的停頓；他颀長的身體上是一張小圓臉，眼鏡後的眼睛睜大了，嘴角兩
另一位花旗集團高管雅各布·盧當上了副國務卿，将九十萬美元的獎金收入囊中。
盡管有說客從政禁令，高盛的說客馬克·帕特森還是被聘為财政部辦公室主任。
魯賓的門徒、銀行救助法案的設計師蒂莫西·蓋特納被任命為美國财政部長，即使被發現他曾公然向他将要領導的機構少繳稅款，仍然順利就職。
拉裡·薩默斯一手打造了90年代後期傾向銀行的政策，并且從多家将會收到救助資金的銀行獲得數百萬的演講費；他當上了奧巴馬政府的首席經濟顧問。
就連奧巴馬的幕僚長勞姆·伊曼紐爾，也在政府工作的三十個月間隙裡從芝加哥一家投資銀行賺了一千六百五十萬美元。
這些人都是各自領域的佼佼者，都聰明絕頂，受過最高的教育，都是民主黨人，都與那場史詩般的失敗有所牽連——現在，他們都受雇來清理廢墟。
他們曾與那些銀行家一同學習，一同工作，一同吃喝，一同緻富，他們又怎麼可能與那些銀行家有不同的視角呢？互相提攜和利益沖突早已融入精英管治的靈魂。
這個龐然大物是殺不死的。
康諾頓不安地看着這一切。
他知道旋轉門和互利互惠如何運作，也知道當權者潛意識的偏向。
在他的整個職業生涯中，他也曾沉浸在這些世界——投資銀行、國會、白宮、遊說。
然而，金融危機如同一場地震，給數百萬人帶來深切的痛苦；終于有一天，憤怒的公衆開始注意到這裡。
現在，是華盛頓追擊華爾街的時候了。
參議員若想産生任何影響，就隻能選擇關注有限的幾個問題。
他的時間表和腦袋都沒有足夠的空間容納更多。
當康諾頓和考夫曼都在為拜登工作，而康諾頓想要讓拜登參議員注意到一些新東西時，考夫曼曾說：“傑夫，每次你想把什麼東西拿上船，你就得把什麼東西拿下船才行。
”從一開始，考夫曼——他甚至不是銀行委員會的成員——就隻專注于兩件事：欺詐，以及“太大而不能倒”的問題。
他與其他人共同撰寫了一項法案，授權撥款三億四千五美元，用于雇用更多聯邦調查局特工和資助聯邦檢察官來追捕欺詐者——不僅僅是長灘和坦帕的小額抵押貸款放貸人，也包括在整座大廈傾頹之前隐瞞損失的華爾街高管。
決定應該對誰進行調查是司法部的職責，但可以想見，調查對象大概包括雷曼的迪克·福爾德、美國國際集團（AIG）的約瑟夫·卡薩諾、美林的斯坦利·奧尼爾，以及——誰知道呢——高盛的勞埃德·布蘭克費恩本人[迪克·福爾德，即小理查德·S.福爾德，雷曼兄弟最後一任首席執行官。
約瑟夫·卡薩諾，從1987年起擔任AIG保險集團金融産品部門主管，被認為是導緻2008年金融危機的關鍵人物。
斯坦利·奧尼爾，金融危機爆發時擔任美林集團首席執行官和董事會主席，2007年10月被迫辭職，但拿到巨額遣散費。
勞埃德·布蘭克費恩，高盛集團前首席執行官和董事會主席；金融危機期間，在其他投資銀行紛紛破産和被并購之時，他利用低利率和政府資助，令高盛一躍成為美國第二大投資銀行。
]。
當《欺詐執法法案》[指《欺詐行為執法及恢複法案》（FraudEnforcementandRecoveryAct），此法加強了對金融機構、債券、貸款、商品等領域欺詐行為的執法力度。
]于5月獲得通過，而考夫曼（還是個政府新人）在白宮簽字儀式上受邀與總統一同登台時，他和康諾頓都以為，他們正有所進展。
9月，考夫曼和康諾頓要求與司法部長埃裡克·霍爾德的副手、負責刑事部門的助理司法部長蘭尼·布魯爾會面。
（他和康諾頓十年前就已經相識，他們曾在科文頓與柏靈律師事務所短暫共事，當時康諾頓正要離開律所進入白宮，而布魯爾剛剛入職。
）對金融欺詐的調查并沒有什麼成果，考夫曼想确保司法部門确實在調查此案和使用這筆錢。
他計劃舉行一場監督聽證會來确保這一點。
他們在羅素大廈三樓考夫曼的辦公室見面。
布魯爾解釋說，他在諸多限制條件之下工作，其中包括筆記本電腦不足。
他說，他依靠聯邦調查局在全國各地的調查員關系網來提起訴訟。
康諾頓預料到了他的開場白。
“蘭尼，你需要深入到你的‘管道’中去，确保聯邦調查局和聯邦檢察官的辦公室将此作為首要任務。
使勁搖晃你的管道，讓它把案子給你帶回來——不要隻是坐着幹等。
”複雜的欺詐案件太難勝訴，因此很難擠進繁忙的聯邦檢察官的正常工作流程。
肇事者在犯下罪行的同時能夠娴熟地清除犯罪痕迹和建立防禦，背後還有高薪律師和會計師支援；随後，他們會用無關緊要的文件淹沒調查人員。
因此，應該建立一支類似特遣隊那樣的隊伍，針對每個被懷疑的機構，花一兩年時間進行調查，花時間學習該尋找什麼證據，檢查每封電子郵件和每條即時消息。
康諾頓回顧了他與布魯爾在克林頓政府中共事的經曆：“你得像肯·斯塔爾[肯·斯塔爾，即前文提及的肯尼斯·斯塔爾。
]一樣。
你得像調查毒販一樣針對這些家夥中的某些人，就像斯塔爾針對克林頓一樣；你得向他們身邊每一個初級工作人員施加壓力，直到有人投靠你。
” 這次會面讓他清楚地感覺到，司法部門并沒有把這件事當作緊急事項。
考夫曼的監督聽證會于12月舉行。
布魯爾坐在證人桌旁，身旁還有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和聯邦調查局的高級官員。
他們都表示他們在調查此案，但需要找到能夠證明動機和意圖的内部人士。
請給我們時間。
康諾頓想要相信他們。
但2009年過去，2010年到來，什麼都沒發生。
2010年1月中旬，康諾頓和考夫曼前往紐約，會見美聯儲年老的巨人保羅·沃爾克[保羅·沃爾克，美國經濟學家，曾于卡特和裡根總統任期擔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也是奧巴馬總統的經濟顧問。
]。
沃爾克通過推高利率引發一場大型經濟衰退，從而壓制了卡特和裡根政府時期的通貨膨脹。
銀行家為此愛上了他，農民和建築工人卻堵塞華盛頓的交通來譴責他。
然而沃爾克是體制中的一個古怪成員。
他生活在政治和金融精英重疊的世界核心，但他已成為華爾街尖銳的批評者——太過聰明的操弄，過高的薪酬——他現在是内部的異見人士，表面上受到尊重，私下裡卻不受信任。
他曾告訴一群高管：“過去二十年來，我目睹的最重要的金融創新就是自動取款機……我沒發現有任何證據能證明，近年來金融市場上大量的創新對經濟生産力有什麼明顯影響。
也許你可以告訴我，我錯了。
我隻知道，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沒有這些創新，經濟卻增長良好。
事實上，在沒有信用違約互換、沒有證券化和沒有債務擔保證券的80年代，經濟增長也不錯。
” 沃爾克成了奧巴馬的完美幌子：他可以用來安撫改革者，并為體制提供掩護。
總統任命沃爾克領導他的經濟顧問小組，但并沒有認真對待他的建議。
沃爾克的主要提案——禁止銀行設立對沖基金或私募股權基金，禁止用存款人的資金為自己的賬戶做交易——等于向《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後退了半步。
六個月過去了，什麼也沒發生。
沃爾克與來自華盛頓的訪客一同在中城的會議室裡坐下，他說：“你知道，不管什麼人提出什麼提案，銀行都會出來宣稱它将限制信貸和損害經濟。
”接着是長時間的停頓；他颀長的身體上是一張小圓臉，眼鏡後的眼睛睜大了，嘴角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