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關燈
小
中
大
它們還在那裡。
畢竟,他已經不記得它們了。
《紅字》花了他六天。
他坐在歲月一直看到餐館打烊。
廚師從雙向門後面走出來,告訴他該離開時,伊什梅爾正讀到最後一頁。
他站在餐館外面的人行道上讀到了最後一句:“一片墨黑的土地,一個血紅的A字。
”(小說《紅字》的最後一句話。
)。
這是什麼意思?即便看了注解,他也無法理解這句話的完整意義。
他站在那裡翻開着一本書,人們從他身旁匆匆而過,十月的涼風吹拂着他的臉。
他為海斯特·白蘭的故事結尾感到困惑;不管怎樣,這個女人,應該有個更好的結局。
是的,他認定,書是個好東西,但是也僅僅如此——它們不能給他帶來餐桌上的食物。
所以伊什梅爾轉而攻讀新聞學。
他父親亞瑟在他這個年紀的時候還是個伐木工。
他留着翹八字胡,穿着一雙補船人穿的高筒皮靴、磨損的背帶褲、羊毛秋褲,在傑弗遜港木料公司服務了四年半。
伊什梅爾的祖父是高地長老會的成員,祖母是來自拉福利湖畔沼澤地的愛爾蘭狂熱分子;他們在大火災前五年相識,然後結婚生子,養育了六個兒子。
亞瑟是最小的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留在普吉灣的。
他的哥哥當中,兩個當了雇傭兵,一個在巴拿馬運河死于瘧疾,一個去印度和緬甸當了土地測量員,最後還有一個在十七歲時去了東部海岸之後便沒了音信。
《聖佩佐評論報》是一份四個版面的周報,是亞瑟二十多歲的時候創辦的。
他用自己的積蓄買了一台印刷機、一部盒式照相機,又買下了魚類加工倉庫後部一間潮濕低矮的辦公室。
《聖佩佐評論報》的創刊号刊登了一條橫幅式的标語:法庭宣判西雅圖市長吉爾無罪。
和《星報》《時代周刊》、《晚間郵報》、《每日電訊》及《西雅圖聯合報道》等媒體的記者們一樣,亞瑟也報道了希拉姆·吉爾市長的酗酒醜聞。
他對埃弗雷特大屠殺(又稱bloodySunday,指一九一六年在華盛頓埃弗雷特發生的當地政府和世界勞工組織成員之間的流血沖突。
)中為世界勞工組織成員做辯護的騙子律師喬治·溫德爾進行了長篇報道。
威爾遜準備宣戰的時候他又發了一篇社論,呼籲人們不要失去理智;聖佩佐島背風面的輪渡增加的時候,他也發了一篇社論表示慶祝。
他在報紙上宣布各種事情,包括杜鵑花會的集會、格蘭其分會(指美國農業保護者協會格蘭其分會。
)的廣場舞會之夜,以及小孩—像西奧多·伊格納修斯——的出生、牛海岬的赫拉修遊行。
所有這些都用巨大的森頓黑體字刊出——這種字體在一九一七年就已經被廢棄了——細細的分割線将七個闆塊區分開來,副标題用的是加粗的襯線體。
在那之後不久,亞瑟就被征召參加潘興将軍的軍隊。
他在聖米謝爾和貝魯森林打過仗,然後又回家辦他的報紙。
他和一個有着伊裡尼血統、長着棕褐色頭發、身材苗條、眼神憂郁的西雅圖女人結了婚。
她的父親是西雅圖第一大道的一個雜貨商和房地産投機者,他對亞瑟皺起了眉頭,在他眼裡,亞瑟就是一個冒充記者的伐木工人,沒有什麼前途,配不上他的女兒。
但是,他們兩個還是結合在了一起,并且安定下來從事起養兒育女的事業。
但是,他們多番努力之後仍然隻有一個孩子;第二個孩子一生下來便夭折了。
他們在南海灘建造了一座能夠看見大海的房子,并修了一條通往海灘的小道。
亞瑟成為一個有頭腦有計劃的蔬菜種植者,一個耐心的海島生活觀察者,以及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小鎮報業人:他開始認識到他筆下的字句給那些有權勢的人、名流和服務機構所帶來的機會。
他許多年都沒有給自己放過假。
在聖誕夜、選舉周,以及七月四日,他都會推出特刊。
伊什梅爾還記得每個周二的晚上和父親一起開動印刷機的情形。
亞瑟把印刷機固定在安德魯森大街一間造船車間的地闆上,那是一座廢棄的庫房,裡面永遠彌漫着平版印刷機油墨和排版機裡面的氨水味道。
那台印刷機是一個灰綠色的龐然大物,除了墨輥和傳送帶滾輪之外都是純鐵鑄成。
這台十九世紀的老爺機器啟動的時候十分遲緩,運轉的時候發出尖銳而哀怨的聲響。
伊什梅爾的任務是設置印刷數據和水鬥,忙到飛起;亞瑟則多年來已經和印刷機達成了相當的默契,時常鑽進鑽出地檢查印版和滾筒。
他站在離喧嚣的滾筒隻有幾英寸的地方,仿佛全然忘記了自己對兒子的告誡——如果他的袖子被卷進去了,他就會立刻像一個小孩玩的氣球一樣爆掉,濺得滿牆都是。
他将粉身碎骨——這是他對兒子的警告之一——人們會從地上一堆堆的廢報中找到他飛濺出去的殘骸,就像一片一片的紙屑一樣。
一群商會的生意人曾經試圖勸說亞瑟去競選華盛頓州的議員。
他們穿着大衣,系着花格子領帶,身上散發着發蠟和剃須泡沫的味道,坐下來品嘗黑莓酒。
但是,亞瑟拒絕了競選邀請,他告訴那些友睦港來的紳士們他對此不抱任何幻想,他甯願自己寫寫東西,修剪修剪他的桑樹樹籬。
他把牛津紡條紋襯衫的袖子卷到臂彎處,露出了前臂上的汗毛;他的背部拱起一塊長長的結實的三角形肌肉,褲子的背帶緊勒在上面。
他的鼻梁上略微偏低地架着一副純圓的金絲邊眼睛,增添了幾分斯文,和他肌肉結實的下颌線條不協調,但十分帥氣。
他鼻子上的軟骨有點兒歪了——它在一九一五年冬天曾經被一根突然襲來的伐木纜擊斷。
那些友睦港來的人無法辯駁他,也對他那高昂起下巴的姿态無可奈何,隻好怏快離去了。
亞瑟始終不渝地堅守自己的職業和職業操守,在言行方面日益謹慎,對事實的追求也日益嚴苛,即便在他最随意的報道中也是如此。
他的兒子記得,他在德行上謹小慎微。
盡管伊什梅爾很想學習他的父親,但是因為戰争的緣故——因為他失去的那條胳膊,他很難一直保持審慎。
他肩膀上是落過彈片的(原文為Hehadachiponhisshoulder,haveachiponone’sshoulder也有“憤憤不平、沖動好鬥
畢竟,他已經不記得它們了。
《紅字》花了他六天。
他坐在歲月一直看到餐館打烊。
廚師從雙向門後面走出來,告訴他該離開時,伊什梅爾正讀到最後一頁。
他站在餐館外面的人行道上讀到了最後一句:“一片墨黑的土地,一個血紅的A字。
”(小說《紅字》的最後一句話。
)。
這是什麼意思?即便看了注解,他也無法理解這句話的完整意義。
他站在那裡翻開着一本書,人們從他身旁匆匆而過,十月的涼風吹拂着他的臉。
他為海斯特·白蘭的故事結尾感到困惑;不管怎樣,這個女人,應該有個更好的結局。
是的,他認定,書是個好東西,但是也僅僅如此——它們不能給他帶來餐桌上的食物。
所以伊什梅爾轉而攻讀新聞學。
他父親亞瑟在他這個年紀的時候還是個伐木工。
他留着翹八字胡,穿着一雙補船人穿的高筒皮靴、磨損的背帶褲、羊毛秋褲,在傑弗遜港木料公司服務了四年半。
伊什梅爾的祖父是高地長老會的成員,祖母是來自拉福利湖畔沼澤地的愛爾蘭狂熱分子;他們在大火災前五年相識,然後結婚生子,養育了六個兒子。
亞瑟是最小的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留在普吉灣的。
他的哥哥當中,兩個當了雇傭兵,一個在巴拿馬運河死于瘧疾,一個去印度和緬甸當了土地測量員,最後還有一個在十七歲時去了東部海岸之後便沒了音信。
《聖佩佐評論報》是一份四個版面的周報,是亞瑟二十多歲的時候創辦的。
他用自己的積蓄買了一台印刷機、一部盒式照相機,又買下了魚類加工倉庫後部一間潮濕低矮的辦公室。
《聖佩佐評論報》的創刊号刊登了一條橫幅式的标語:法庭宣判西雅圖市長吉爾無罪。
和《星報》《時代周刊》、《晚間郵報》、《每日電訊》及《西雅圖聯合報道》等媒體的記者們一樣,亞瑟也報道了希拉姆·吉爾市長的酗酒醜聞。
他對埃弗雷特大屠殺(又稱bloodySunday,指一九一六年在華盛頓埃弗雷特發生的當地政府和世界勞工組織成員之間的流血沖突。
)中為世界勞工組織成員做辯護的騙子律師喬治·溫德爾進行了長篇報道。
威爾遜準備宣戰的時候他又發了一篇社論,呼籲人們不要失去理智;聖佩佐島背風面的輪渡增加的時候,他也發了一篇社論表示慶祝。
他在報紙上宣布各種事情,包括杜鵑花會的集會、格蘭其分會(指美國農業保護者協會格蘭其分會。
)的廣場舞會之夜,以及小孩—像西奧多·伊格納修斯——的出生、牛海岬的赫拉修遊行。
所有這些都用巨大的森頓黑體字刊出——這種字體在一九一七年就已經被廢棄了——細細的分割線将七個闆塊區分開來,副标題用的是加粗的襯線體。
在那之後不久,亞瑟就被征召參加潘興将軍的軍隊。
他在聖米謝爾和貝魯森林打過仗,然後又回家辦他的報紙。
他和一個有着伊裡尼血統、長着棕褐色頭發、身材苗條、眼神憂郁的西雅圖女人結了婚。
她的父親是西雅圖第一大道的一個雜貨商和房地産投機者,他對亞瑟皺起了眉頭,在他眼裡,亞瑟就是一個冒充記者的伐木工人,沒有什麼前途,配不上他的女兒。
但是,他們兩個還是結合在了一起,并且安定下來從事起養兒育女的事業。
但是,他們多番努力之後仍然隻有一個孩子;第二個孩子一生下來便夭折了。
他們在南海灘建造了一座能夠看見大海的房子,并修了一條通往海灘的小道。
亞瑟成為一個有頭腦有計劃的蔬菜種植者,一個耐心的海島生活觀察者,以及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小鎮報業人:他開始認識到他筆下的字句給那些有權勢的人、名流和服務機構所帶來的機會。
他許多年都沒有給自己放過假。
在聖誕夜、選舉周,以及七月四日,他都會推出特刊。
伊什梅爾還記得每個周二的晚上和父親一起開動印刷機的情形。
亞瑟把印刷機固定在安德魯森大街一間造船車間的地闆上,那是一座廢棄的庫房,裡面永遠彌漫着平版印刷機油墨和排版機裡面的氨水味道。
那台印刷機是一個灰綠色的龐然大物,除了墨輥和傳送帶滾輪之外都是純鐵鑄成。
這台十九世紀的老爺機器啟動的時候十分遲緩,運轉的時候發出尖銳而哀怨的聲響。
伊什梅爾的任務是設置印刷數據和水鬥,忙到飛起;亞瑟則多年來已經和印刷機達成了相當的默契,時常鑽進鑽出地檢查印版和滾筒。
他站在離喧嚣的滾筒隻有幾英寸的地方,仿佛全然忘記了自己對兒子的告誡——如果他的袖子被卷進去了,他就會立刻像一個小孩玩的氣球一樣爆掉,濺得滿牆都是。
他将粉身碎骨——這是他對兒子的警告之一——人們會從地上一堆堆的廢報中找到他飛濺出去的殘骸,就像一片一片的紙屑一樣。
一群商會的生意人曾經試圖勸說亞瑟去競選華盛頓州的議員。
他們穿着大衣,系着花格子領帶,身上散發着發蠟和剃須泡沫的味道,坐下來品嘗黑莓酒。
但是,亞瑟拒絕了競選邀請,他告訴那些友睦港來的紳士們他對此不抱任何幻想,他甯願自己寫寫東西,修剪修剪他的桑樹樹籬。
他把牛津紡條紋襯衫的袖子卷到臂彎處,露出了前臂上的汗毛;他的背部拱起一塊長長的結實的三角形肌肉,褲子的背帶緊勒在上面。
他的鼻梁上略微偏低地架着一副純圓的金絲邊眼睛,增添了幾分斯文,和他肌肉結實的下颌線條不協調,但十分帥氣。
他鼻子上的軟骨有點兒歪了——它在一九一五年冬天曾經被一根突然襲來的伐木纜擊斷。
那些友睦港來的人無法辯駁他,也對他那高昂起下巴的姿态無可奈何,隻好怏快離去了。
亞瑟始終不渝地堅守自己的職業和職業操守,在言行方面日益謹慎,對事實的追求也日益嚴苛,即便在他最随意的報道中也是如此。
他的兒子記得,他在德行上謹小慎微。
盡管伊什梅爾很想學習他的父親,但是因為戰争的緣故——因為他失去的那條胳膊,他很難一直保持審慎。
他肩膀上是落過彈片的(原文為Hehadachiponhisshoulder,haveachiponone’sshoulder也有“憤憤不平、沖動好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