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站台碎屍
關燈
小
中
大
在所有的動物中，隻有人類是殘忍的。
他們是唯一将快樂建立在制造痛苦之上的動物。
——馬克·吐溫 1 春運期間上哪兒都擁堵異常，尤其各地的火車站，更是人山人海，真是一個非常令人不爽的“中國特色”。
每年的春節前夕，也是我們這些“被犯罪分子牽着鼻子走”的人最為焦慮的時刻，害怕這一年一次可以和家人團聚的節日會被突如其來的電話輕易毀掉。
兩個小時之前，我接到了師父的電話，讓我去森原市出勘一起現場，因為當地公安部門在電話中沒有說清楚案情，所以我滿懷疑惑地坐上了趕往森原的車。
好在現在離春節還有兩個多禮拜，隻要不是過于複雜的大案，我堅信用兩個禮拜的時間肯定能把這個意圖擾亂我們春節假期安排的犯罪分子繩之以法。
臨走前我讓鈴铛不要擔心，不會耽誤過年。
我也理解她的心情，畢竟這是我們婚後的第一個春節。
森原市是我們省最西北的縣級市，處于四省交界的位置。
一般來說，多省交界地都是不安定的代名詞，但是森原市是個大大的例外。
近十年來，森原市就沒有發生過幾起正規意義上的命案，各類犯罪發案數量在全省最低。
憑着幾個電子工業廠商的發展壯大，森原市居民過着富裕而穩定的生活。
可能是遇見了十年不見的大案，當地公安機關有些亂了陣腳，連向師父彙報案件的電話都說得不清不楚的。
森原市雖然是個縣級市，卻是這一片區域的鐵路交通樞紐。
森原市火車站每年春運期間發送旅客數達一百多萬人次，對于一個縣級市來說，這實在是個很沉重的壓力，但也無形中帶動了森原市的經濟發展。
原來隻是聽說，當我第一次到達森原市火車站的時候，就切切實實地相信了。
GPS顯示森原市火車站還有兩公裡，我們的車越開越慢，已經無法換上三擋了。
我沒有拉響警笛，因為除了多招來一些白眼，警笛也幫不上什麼忙。
作為一個急性子，我最怕的事情就是在這種環境裡開車。
我又忍不住回頭對坐在後排的剛剛醒來還惺忪着雙眼的大寶和林濤說：“上次讓你們去考駕照的建議，你們考慮得怎麼樣了？” “嗯？到了嗎？怎麼看上去像是到上海了？”林濤答非所問。
我無奈地回過頭，繼續切換着空擋、一擋和二擋。
又挪過了一公裡，我發現了堵車的原因。
在路的前方，停着幾輛警車，幽幽地閃着警燈。
警車之間拉起了警戒帶，警戒帶外站滿了縮着脖子、跺着腳的圍觀群衆。
“這些人背着這麼多東西，還在這兒受凍圍觀，精神真是可嘉。
”大寶歎了一口氣，無奈地說。
圍觀的人足足站了幾圈，占據了半幅路面和全幅自行車道。
自行車走上了人行道，汽車擠上了另半幅路面。
十幾名民警在人群中穿梭，既得疏導交通，還得勸散人群。
可是，顯然兩者效果都不甚理想。
我們的車距離現場還有兩百米，可是偏偏這時候堵着不動了，又不能棄車，那隻會讓這一段更堵。
我重重地拍了一下方向盤。
後面的兩個人倒是悠閑。
林濤說：“你看，這個圍觀人群像個圓，圓心就應該是中心現場。
” 大寶說：“如果這樣的話，那麼中心現場應該是一個公交站牌？” “公交站牌那兒能出什麼命案？”林濤說，“衆目睽睽的，不會是故意傷害緻人死亡的案件吧？那讓我們來做什麼？多沒成就感？” 車輛行駛到離現場三十米左右的時候，負責保護現場的民警終于看見了我們的警車，趕緊疏導人群，開辟了一條狹小的通道。
人們還是不願意離去，緊緊地夾在通道兩旁，讓我把車開得如履薄冰。
“省廳警車在人群中飙車，導緻×死×傷。
”想到這些标題黨的惡劣行徑，我下意識地又點刹了幾下。
出乎意料，現場沒有屍體，甚至連血迹都沒有，隻有站牌一角堆放着幾雙橡膠手套。
我把剛剛拿出來的手套又重新放回勘查箱裡，知道用不上了。
我轉頭問身邊的民警：“這是個什麼情況？法醫呢？” “屍體運走了，法醫去殡儀館了。
” “幾點鐘報案的？” “九點半接警的。
”民警朝一旁的警車裡努努嘴，“報案人還在警車裡，情緒不太穩定，我們同事正在慢慢問。
” 我擡腕看看表：“現在十一點半，兩個小時現場就掃尾了？你們動作不慢呀。
” “這個我不懂，但貌似現場沒啥東西。
”民警撓撓頭。
“現場沒啥東西？那讓我來做什麼？”林濤說，“你們法醫來不就好了？” “走，去問問報案人什麼情況，然後陪哥一起去殡儀館。
”我拍拍林濤的肩膀，拉着他鑽進停在一旁的警用面包車。
警車裡，一個學生模樣的小姑娘正在瑟瑟發抖，她滿面淚痕，身邊還放着一個大的旅行包。
小姑娘的身旁坐着一名身材高挑兒、長相清秀的年輕女警，正在拿着筆錄紙書寫。
見我們進來，女警開始介紹前期問詢到的情況：“這個小姑娘是我們市農林學院的學生，今天準備坐火車回家的。
刑警隊太遠，為了不耽誤她的火車，我們就沒帶她回去了，就在這裡現場詢問。
” “她是報案人嗎？”我問。
女警點點頭。
“怪我手賤，不該看的。
”小姑娘顯然已經緩過了勁兒來，“我昨天來火車站買票的時候，就看見這個包放在站台的一角。
今天來坐火車，看見那包還在那裡，以為是誰不小心丢了包。
開始我隻是隔着包按了按，覺得很軟，心想肯定是被子之類的東西，不打緊。
拎了一下又非常重，拎不動。
都怪我好奇，順手就拉開拉鍊看了看。
” 小姑娘打了個冷戰，眼眶裡又浸滿了淚水。
看來這個小姑娘本該快樂的寒假算是泡湯了。
“你看見的是什麼樣的包？”我問。
“就是那種紅白藍相間的蛇皮袋。
”小姑娘說，“很普通的那種，街上的民工返鄉都背那種袋子。
” 說完，小姑娘用手比畫了一下大小。
大概是邊長八十厘米的那種中号蛇皮袋。
“你昨天就看見了？”我問。
身邊的偵查員插話道：“據我們前期調查，最早對這個袋子有印象的是一個老婆婆，她住在火車站附近一個小區，每天買菜都會經過這個公交站牌。
昨天早上她經過站牌的時候沒有這個包，大約中午十一點鐘回來的時候，就看到這個包了，隻不過當時沒在意。
” “我是昨天下午一點來火車站買票的，”小姑娘使勁兒點點頭，“那時候包就擺在那裡。
” “一個普通的蛇皮袋，大家确實不會太在意。
”我若有所思地說。
“那你看見包裡裝着什麼東西？”大寶見我總是顧左右而言他，有些急了。
“是一床疊好的棉花絮，中間夾着死人。
”小姑娘低頭抽泣，身旁的女警替她說道。
“廢話，”我點了一下大寶的腦袋，“不是屍體，讓我們來做什麼？” “嗯，”女警頓了一下，說，“準确說不是屍體，是屍塊。
” “我說嘛，”林濤在一旁恍然大悟，一邊比畫，一邊說，“我還在想，這麼小一個袋子，怎麼裝得下一具屍體加一床棉被？除非是嬰兒屍體。
” 女警看了眼林濤，掩嘴笑了笑。
“不是不是，”小姑娘使勁兒搖了搖頭，“我看見的是一個女人的下身，沒有腿。
” 因為現場是個公共場所，現場勘查員們在蛇皮袋周圍的站牌、垃圾桶、隔離帶鐵欄杆和地面進行了勘查，結果找到了數百枚指紋和十幾個鞋印。
這些指紋和鞋印中，到底哪個是犯罪分子的，則不得而知了。
換句話說，這起案件的現場，沒有任何價值。
唯一能給我們提供線索的，就是那個蛇皮袋和裡面的棉花絮，當然，最重要的，還是那具女性屍塊。
臨去殡儀館前，我還是不放心地問身邊的女警：“你們确定這個公交站牌附近沒有攝像頭？” “确定。
”女警說，“我們在辦理一些盜竊案件的時候，就發現這個公交站牌是個監控死角，前後左右五百米内沒有任何監控能夠拍攝到。
我們早就向有關部門反映過，可是一直沒有得到重視，這下發了這起案件，不信他們還不重視！” “那有多少人知道這個公交站牌是監控死角？”我問。
“你是懷疑了解這一帶的監控情況的人作案嗎？”看來這是一個有豐富經驗的女刑警，她說，“知道的人不多。
但是我不認為是熟悉的人作案，因為我們市有很多更加隐蔽的地方，他完全沒有道理選擇一個人多眼雜的地方抛屍。
憑着這些年的辦案經驗，我敢肯定這次是兇手走了好運，碰巧來到了這麼個監控死角。
” 我點頭贊同女刑警的說法：“那你的意思，可能是住在附近或者剛從火車站裡出來的人抛屍？出站口有監控嗎？” 女刑警遺憾地搖了搖頭：“有倒是有，但是已經壞了大半年了，沒人修。
” “也就是說，現場附近是不可能通過監控來發現嫌疑人了？”我一臉無奈。
“有也沒用。
”女刑警用手指着車外的圍觀群衆，“你看
他們是唯一将快樂建立在制造痛苦之上的動物。
——馬克·吐溫 1 春運期間上哪兒都擁堵異常，尤其各地的火車站，更是人山人海，真是一個非常令人不爽的“中國特色”。
每年的春節前夕，也是我們這些“被犯罪分子牽着鼻子走”的人最為焦慮的時刻，害怕這一年一次可以和家人團聚的節日會被突如其來的電話輕易毀掉。
兩個小時之前，我接到了師父的電話，讓我去森原市出勘一起現場，因為當地公安部門在電話中沒有說清楚案情，所以我滿懷疑惑地坐上了趕往森原的車。
好在現在離春節還有兩個多禮拜，隻要不是過于複雜的大案，我堅信用兩個禮拜的時間肯定能把這個意圖擾亂我們春節假期安排的犯罪分子繩之以法。
臨走前我讓鈴铛不要擔心，不會耽誤過年。
我也理解她的心情，畢竟這是我們婚後的第一個春節。
森原市是我們省最西北的縣級市，處于四省交界的位置。
一般來說，多省交界地都是不安定的代名詞，但是森原市是個大大的例外。
近十年來，森原市就沒有發生過幾起正規意義上的命案，各類犯罪發案數量在全省最低。
憑着幾個電子工業廠商的發展壯大，森原市居民過着富裕而穩定的生活。
可能是遇見了十年不見的大案，當地公安機關有些亂了陣腳，連向師父彙報案件的電話都說得不清不楚的。
森原市雖然是個縣級市，卻是這一片區域的鐵路交通樞紐。
森原市火車站每年春運期間發送旅客數達一百多萬人次，對于一個縣級市來說，這實在是個很沉重的壓力，但也無形中帶動了森原市的經濟發展。
原來隻是聽說，當我第一次到達森原市火車站的時候，就切切實實地相信了。
GPS顯示森原市火車站還有兩公裡，我們的車越開越慢，已經無法換上三擋了。
我沒有拉響警笛，因為除了多招來一些白眼，警笛也幫不上什麼忙。
作為一個急性子，我最怕的事情就是在這種環境裡開車。
我又忍不住回頭對坐在後排的剛剛醒來還惺忪着雙眼的大寶和林濤說：“上次讓你們去考駕照的建議，你們考慮得怎麼樣了？” “嗯？到了嗎？怎麼看上去像是到上海了？”林濤答非所問。
我無奈地回過頭，繼續切換着空擋、一擋和二擋。
又挪過了一公裡，我發現了堵車的原因。
在路的前方，停着幾輛警車，幽幽地閃着警燈。
警車之間拉起了警戒帶，警戒帶外站滿了縮着脖子、跺着腳的圍觀群衆。
“這些人背着這麼多東西，還在這兒受凍圍觀，精神真是可嘉。
”大寶歎了一口氣，無奈地說。
圍觀的人足足站了幾圈，占據了半幅路面和全幅自行車道。
自行車走上了人行道，汽車擠上了另半幅路面。
十幾名民警在人群中穿梭，既得疏導交通，還得勸散人群。
可是，顯然兩者效果都不甚理想。
我們的車距離現場還有兩百米，可是偏偏這時候堵着不動了，又不能棄車，那隻會讓這一段更堵。
我重重地拍了一下方向盤。
後面的兩個人倒是悠閑。
林濤說：“你看，這個圍觀人群像個圓，圓心就應該是中心現場。
” 大寶說：“如果這樣的話，那麼中心現場應該是一個公交站牌？” “公交站牌那兒能出什麼命案？”林濤說，“衆目睽睽的，不會是故意傷害緻人死亡的案件吧？那讓我們來做什麼？多沒成就感？” 車輛行駛到離現場三十米左右的時候，負責保護現場的民警終于看見了我們的警車，趕緊疏導人群，開辟了一條狹小的通道。
人們還是不願意離去，緊緊地夾在通道兩旁，讓我把車開得如履薄冰。
“省廳警車在人群中飙車，導緻×死×傷。
”想到這些标題黨的惡劣行徑，我下意識地又點刹了幾下。
出乎意料，現場沒有屍體，甚至連血迹都沒有，隻有站牌一角堆放着幾雙橡膠手套。
我把剛剛拿出來的手套又重新放回勘查箱裡，知道用不上了。
我轉頭問身邊的民警：“這是個什麼情況？法醫呢？” “屍體運走了，法醫去殡儀館了。
” “幾點鐘報案的？” “九點半接警的。
”民警朝一旁的警車裡努努嘴，“報案人還在警車裡，情緒不太穩定，我們同事正在慢慢問。
” 我擡腕看看表：“現在十一點半，兩個小時現場就掃尾了？你們動作不慢呀。
” “這個我不懂，但貌似現場沒啥東西。
”民警撓撓頭。
“現場沒啥東西？那讓我來做什麼？”林濤說，“你們法醫來不就好了？” “走，去問問報案人什麼情況，然後陪哥一起去殡儀館。
”我拍拍林濤的肩膀，拉着他鑽進停在一旁的警用面包車。
警車裡，一個學生模樣的小姑娘正在瑟瑟發抖，她滿面淚痕，身邊還放着一個大的旅行包。
小姑娘的身旁坐着一名身材高挑兒、長相清秀的年輕女警，正在拿着筆錄紙書寫。
見我們進來，女警開始介紹前期問詢到的情況：“這個小姑娘是我們市農林學院的學生，今天準備坐火車回家的。
刑警隊太遠，為了不耽誤她的火車，我們就沒帶她回去了，就在這裡現場詢問。
” “她是報案人嗎？”我問。
女警點點頭。
“怪我手賤，不該看的。
”小姑娘顯然已經緩過了勁兒來，“我昨天來火車站買票的時候，就看見這個包放在站台的一角。
今天來坐火車，看見那包還在那裡，以為是誰不小心丢了包。
開始我隻是隔着包按了按，覺得很軟，心想肯定是被子之類的東西，不打緊。
拎了一下又非常重，拎不動。
都怪我好奇，順手就拉開拉鍊看了看。
” 小姑娘打了個冷戰，眼眶裡又浸滿了淚水。
看來這個小姑娘本該快樂的寒假算是泡湯了。
“你看見的是什麼樣的包？”我問。
“就是那種紅白藍相間的蛇皮袋。
”小姑娘說，“很普通的那種，街上的民工返鄉都背那種袋子。
” 說完，小姑娘用手比畫了一下大小。
大概是邊長八十厘米的那種中号蛇皮袋。
“你昨天就看見了？”我問。
身邊的偵查員插話道：“據我們前期調查，最早對這個袋子有印象的是一個老婆婆，她住在火車站附近一個小區，每天買菜都會經過這個公交站牌。
昨天早上她經過站牌的時候沒有這個包，大約中午十一點鐘回來的時候，就看到這個包了，隻不過當時沒在意。
” “我是昨天下午一點來火車站買票的，”小姑娘使勁兒點點頭，“那時候包就擺在那裡。
” “一個普通的蛇皮袋，大家确實不會太在意。
”我若有所思地說。
“那你看見包裡裝着什麼東西？”大寶見我總是顧左右而言他，有些急了。
“是一床疊好的棉花絮，中間夾着死人。
”小姑娘低頭抽泣，身旁的女警替她說道。
“廢話，”我點了一下大寶的腦袋，“不是屍體，讓我們來做什麼？” “嗯，”女警頓了一下，說，“準确說不是屍體，是屍塊。
” “我說嘛，”林濤在一旁恍然大悟，一邊比畫，一邊說，“我還在想，這麼小一個袋子，怎麼裝得下一具屍體加一床棉被？除非是嬰兒屍體。
” 女警看了眼林濤，掩嘴笑了笑。
“不是不是，”小姑娘使勁兒搖了搖頭，“我看見的是一個女人的下身，沒有腿。
” 因為現場是個公共場所，現場勘查員們在蛇皮袋周圍的站牌、垃圾桶、隔離帶鐵欄杆和地面進行了勘查，結果找到了數百枚指紋和十幾個鞋印。
這些指紋和鞋印中，到底哪個是犯罪分子的，則不得而知了。
換句話說，這起案件的現場，沒有任何價值。
唯一能給我們提供線索的，就是那個蛇皮袋和裡面的棉花絮，當然，最重要的，還是那具女性屍塊。
臨去殡儀館前，我還是不放心地問身邊的女警：“你們确定這個公交站牌附近沒有攝像頭？” “确定。
”女警說，“我們在辦理一些盜竊案件的時候，就發現這個公交站牌是個監控死角，前後左右五百米内沒有任何監控能夠拍攝到。
我們早就向有關部門反映過，可是一直沒有得到重視，這下發了這起案件，不信他們還不重視！” “那有多少人知道這個公交站牌是監控死角？”我問。
“你是懷疑了解這一帶的監控情況的人作案嗎？”看來這是一個有豐富經驗的女刑警，她說，“知道的人不多。
但是我不認為是熟悉的人作案，因為我們市有很多更加隐蔽的地方，他完全沒有道理選擇一個人多眼雜的地方抛屍。
憑着這些年的辦案經驗，我敢肯定這次是兇手走了好運，碰巧來到了這麼個監控死角。
” 我點頭贊同女刑警的說法：“那你的意思，可能是住在附近或者剛從火車站裡出來的人抛屍？出站口有監控嗎？” 女刑警遺憾地搖了搖頭：“有倒是有，但是已經壞了大半年了，沒人修。
” “也就是說，現場附近是不可能通過監控來發現嫌疑人了？”我一臉無奈。
“有也沒用。
”女刑警用手指着車外的圍觀群衆，“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