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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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政治動蕩之後的中國面臨着嚴峻的曆史性抉擇，是就此閉關鎖國，走改革開放前的老路，還是堅持時代進步的方向，繼續實行這場關乎民族複興的偉大改革？代表着兩種不同抉擇的政治社會力量空前未有地公然對峙起來。
這是中國改革最困難的時候，這種困難狀況一直持續到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
一九八九年的甯川也面臨着曆史性抉擇，在如此複雜而風險莫測的背景下，是觀望等待，跟在平州後面亦步亦趨地學走路；還是進一步解放思想，根據甯川本身的客觀情況，走自己的發展道路？白天明上任後一直在思索，趙安邦也在思索。
有一件事，趙安邦記得很清楚：那年五月底，北京的政治風波已波及到了甯川，二人到甯川大學和請願的大學生對話途中，白天明還繞道牛山半島，到海滄村看地形。
在那種情況下，白天明心裡琢磨的頭等大事仍是如何為甯川摸索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牛山半島的全島大開發已經成熟于胸了。
對動蕩局勢可能帶來的消極後果，白天明是有預感的，私下裡曾不止一次和他說過：“我擔心這些學生娃娃好心辦壞事啊，搞不好就會授人以柄，甚至有可能喪送掉我們這場改革實踐！” 白天明這個判斷是正确的，頗有先見之明。
北京的政治風波平息後，僵化保守的勢力又有了市場，反對和平演變的調門越來越高，形勢急轉直下，舉國上下一片風聲鶴唳。
省内有些同志也趁機搞起了秋後算賬，人前背後點名道姓說他和白天明是資産階級自由化分子，最突出的一個例子是文山市委書記陳同和的上書事件。
陳同和不知是出于自己真誠的信念，還是出于對劉煥章和省委的不滿，以思想彙報的名義，給劉煥章和七個省委常委每人寄了一份材料，重提一九八五年文山古龍縣的分地，說是看到白天明、趙安邦這樣的自由化分子仍然得到省委的重用，他是如何如何的憂心如焚，如何如何為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擔心不已。
因此，才在慎重考慮再三之後，以一個黨員和省委委員的名義，寫了這份彙報材料，希望能引起省委的重視，用實際行動糾正用人上的錯誤，将反和平演變的鬥争進行到底。
新調來的徐省長對陳同和反映的問題很重視，可卻不好公然否定劉煥章和省委剛定下的甯川新班子，便抓住動亂做起了文章，指責白天明和甯川市委對學生鬧事的态度太軟弱，處理不力，加重了甯川的動亂程度，建議将甯川定為動亂城市，并以此為契機整頓甯川的班子。
劉煥章很惱火，在常委會上向徐省長說明了分地發生時的背景和處理情況，以及任用甯川這屆班子的種種考慮，本意還是想說服徐省長的。
但徐省長卻沒被說服，還進一步建議将他和白天明撤下來。
劉煥章豈能被這位新調來的省長牽着鼻子走？便和徐省長幹了一仗，發了大脾氣，最後全體常委表決，否定了徐省長的建議，劉煥章也就此和徐省長結了怨。
這是一九九三年徐省長調離江漢省以後，趙安邦才知道的，劉煥章當時要求對此事保密，不願讓他們背思想包袱。
外部環境不好倒也罷了，内部這時也出了問題，王汝成是前任市委書記裘少雄一手提起來的幹部，對裘少雄忠心耿耿；對調整原定規
這是中國改革最困難的時候，這種困難狀況一直持續到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
一九八九年的甯川也面臨着曆史性抉擇，在如此複雜而風險莫測的背景下，是觀望等待，跟在平州後面亦步亦趨地學走路；還是進一步解放思想，根據甯川本身的客觀情況，走自己的發展道路？白天明上任後一直在思索，趙安邦也在思索。
有一件事，趙安邦記得很清楚：那年五月底，北京的政治風波已波及到了甯川，二人到甯川大學和請願的大學生對話途中，白天明還繞道牛山半島，到海滄村看地形。
在那種情況下，白天明心裡琢磨的頭等大事仍是如何為甯川摸索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牛山半島的全島大開發已經成熟于胸了。
對動蕩局勢可能帶來的消極後果，白天明是有預感的，私下裡曾不止一次和他說過：“我擔心這些學生娃娃好心辦壞事啊，搞不好就會授人以柄，甚至有可能喪送掉我們這場改革實踐！” 白天明這個判斷是正确的，頗有先見之明。
北京的政治風波平息後，僵化保守的勢力又有了市場，反對和平演變的調門越來越高，形勢急轉直下，舉國上下一片風聲鶴唳。
省内有些同志也趁機搞起了秋後算賬，人前背後點名道姓說他和白天明是資産階級自由化分子，最突出的一個例子是文山市委書記陳同和的上書事件。
陳同和不知是出于自己真誠的信念，還是出于對劉煥章和省委的不滿，以思想彙報的名義，給劉煥章和七個省委常委每人寄了一份材料，重提一九八五年文山古龍縣的分地，說是看到白天明、趙安邦這樣的自由化分子仍然得到省委的重用，他是如何如何的憂心如焚，如何如何為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擔心不已。
因此，才在慎重考慮再三之後，以一個黨員和省委委員的名義，寫了這份彙報材料，希望能引起省委的重視，用實際行動糾正用人上的錯誤，将反和平演變的鬥争進行到底。
新調來的徐省長對陳同和反映的問題很重視，可卻不好公然否定劉煥章和省委剛定下的甯川新班子，便抓住動亂做起了文章，指責白天明和甯川市委對學生鬧事的态度太軟弱，處理不力，加重了甯川的動亂程度，建議将甯川定為動亂城市，并以此為契機整頓甯川的班子。
劉煥章很惱火，在常委會上向徐省長說明了分地發生時的背景和處理情況，以及任用甯川這屆班子的種種考慮，本意還是想說服徐省長的。
但徐省長卻沒被說服，還進一步建議将他和白天明撤下來。
劉煥章豈能被這位新調來的省長牽着鼻子走？便和徐省長幹了一仗，發了大脾氣，最後全體常委表決，否定了徐省長的建議，劉煥章也就此和徐省長結了怨。
這是一九九三年徐省長調離江漢省以後，趙安邦才知道的，劉煥章當時要求對此事保密，不願讓他們背思想包袱。
外部環境不好倒也罷了，内部這時也出了問題，王汝成是前任市委書記裘少雄一手提起來的幹部，對裘少雄忠心耿耿；對調整原定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