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黨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看來，我們還是要利用這次二輪承包多做解釋工作哩！” 趙安邦沖着于華北搖頭苦笑，“于縣長，怎麼解釋？誰相信咱們的解釋啊？農民是注重實際的，最好的解釋就是把一包十年、二十年的合同放在他面前！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大一點，就搞個第二次土改，幹脆把土地一次性地風給他們算了！” 分地的話頭幾乎沒經過大腦的思索，就這麼鬼使神差地脫口而出了。

     于華北怔了一下，敲了敲桌子，鄭重提醒說：“哎，哎，安邦，這種場合，你這同志别胡說八道啊！搞大包幹人家就說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了，什麼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一直吵到今天，你還想分地？這不是授人以柄嗎？再說，把地分下去和包下去，性質完全不同，分下去那可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應該說，于華北這番提醒是好心。

    一九八六年，趙安邦和于華北在文山頭一次共事，二人一個縣長，一個副縣長，住在同一個縣委招待所，公私兩方面的關系都很好，分地風波發生前，趙安邦和于華北的關系遠遠超過和白天明的關系。

    多年過後，有件事趙安邦仍記憶猶新：于華北那時煙瘾很大，一天要抽兩盒煙，可卻出于謹慎，從不收受下面送的煙。

    趙安邦不抽煙，卻老有人給他敬煙，趙安邦便收集起來，一次次集中送給于華北，什麼牌子的都有。

    搞到後來，幹脆是趙安邦搞不正之風，每月收熟人兩三條煙，送給于華北，讓于華北既有煙抽，又保持清廉形象。

     于華北謹慎持重，卻并不是思想僵化的人，提醒過趙安邦後，又說：“一包五年的政策規定，按說不好随便突破，但是，白書記和安邦說得都有道理，我們的思想還是要解放一點，我個人的意見，可以考慮一包十年，我們也少一點折騰！” 白天明和與會的縣長、書記、常委們都沒再說啥。

    趙安邦也沒再提分地的事，分地隻是發言時的一時沖動，誰都知道不可能實行，于是，就定下了十年的承包期。

     不料，散會之後，白天明卻把趙安邦悄悄叫到了縣委招待所，繃着臉問：“我說安邦同志啊，這分地是你的主意呢，還是劉集鄉黨委書記錢惠人的主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