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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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
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為難的時候。
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麼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歎息道,“總要看一看才知道。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幹事到我寓裡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
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卻隻翻檢了一通,并沒有帶走。
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托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
其時正值日俄戰争,托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
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裡卻早受了他的影響了。
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講義上做了記号,我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
末尾是匿名。
我這才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
因為要開同級會,幹事便在黑闆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為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
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洩出來的題目。
我便将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責幹事托辭檢查的無禮,并且要求他們将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
終于這流言消滅了,幹事卻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
結末是我便将這托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
但我接着便有參觀槍斃中國人的命運了。
第二年添教黴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
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裡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裡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别聽得刺耳。
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閑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彩,——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将不學醫學,并且離開這仙台。
他的臉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
”其實我并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為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于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
”他歎息說。
将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裡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着兩個字道:“惜别”,還說希望将我的也送他。
但我這時适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将來照了寄給他,并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後的狀況。
我離開仙台之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為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
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卻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
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後,杳無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
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于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
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裡和心裡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并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為永久的紀念。
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内了。
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
隻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挂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
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于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
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為難的時候。
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麼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歎息道,“總要看一看才知道。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幹事到我寓裡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
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卻隻翻檢了一通,并沒有帶走。
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托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
其時正值日俄戰争,托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
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裡卻早受了他的影響了。
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講義上做了記号,我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
末尾是匿名。
我這才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
因為要開同級會,幹事便在黑闆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為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
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洩出來的題目。
我便将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責幹事托辭檢查的無禮,并且要求他們将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
終于這流言消滅了,幹事卻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
結末是我便将這托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
但我接着便有參觀槍斃中國人的命運了。
第二年添教黴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
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裡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裡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别聽得刺耳。
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閑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彩,——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将不學醫學,并且離開這仙台。
他的臉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
”其實我并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為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于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
”他歎息說。
将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裡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着兩個字道:“惜别”,還說希望将我的也送他。
但我這時适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将來照了寄給他,并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後的狀況。
我離開仙台之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為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
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卻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
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後,杳無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
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于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
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裡和心裡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并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為永久的紀念。
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内了。
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
隻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挂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
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于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