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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什麼‘簽名就算了’‘反正也沒用’‘有點裝’,沒幾個贊成的。

    但是正紀你會贊成的吧?” 正紀聽出了她的弦外之音:隻有這樣做才算絕對的正義,否則便是站隊相反的小人。

     扪心自問,他對發生在陌生人身上的案件沒有太大觸動。

    他和一般人一樣有些同情,有些憤怒,僅此而已。

    但讓女同事覺得他在隔岸觀火的話,會拉低好感度。

     “你說得對。

    沒有姓名的兇手很快就會被遺忘,情節惡劣的案件應該公布兇手的真名。

    ” “就是說嘛!”她的聲音拔高了,“這種人不可能洗心革面的,怎麼能讓他活着回歸社會。

    ” 溫和體貼、鋼琴彈得也好的女同事竟會說出這樣偏激的話來,正紀不禁慌了神。

     但他再一想,案件太慘烈,生氣或許也是理所當然的,便附和道:“我懂。

    ” 這時,對面的收銀台傳來咂舌聲。

    正紀偷瞟一眼,隻見中年臨時工正怒目瞪着他們。

    正紀險些條件反射地問“你有什麼事”,又使勁忍住。

    他無視對面,又轉頭面向女同事。

     沒說幾句,背後又傳來誇張的歎息聲。

    那人提高音量,裝腔作勢地“唉”了一聲。

    看來不給出點反應,他會反複如此,很難當成沒聽見。

     正紀不耐煩地朝他看去:“有什麼事嗎?” 他嘲諷地鼻孔裡出氣:“嗐,這不是看你們又聊侵害人權的事聊起勁了嗎?我看不下去了。

    ” 發難的是女同事:“就你話多!我們在行使正義!” 她臉上寫滿憤怒。

    見她霎時間像換了個人,正紀後退一步。

     這時的她好像上周末在澀谷站附近高聲喊叫的高中女生。

     “我絕不原諒兇手!” “公布兇手的真名!” “判兇手死刑!” “請幫忙建造能讓女生安心生活的世界!” 少女和現在的女同事一樣怒氣沖天地發着傳單。

    正紀記得,當時他打了個寒戰,繞道而行了。

     看她這樣激憤,正紀滿以為她和受害人有什麼關系。

    但後來看網民熱議其行為時提到的信息,她似乎是那一帶有名的社會活動家。

     中年臨時工嘲弄地搖搖頭。

     “你知道無罪推定原則嗎?那個人目前隻是被捕,就還是無罪。

    媒體卻咬定被捕就等于是兇手,民衆也跟着相信,跟着罵人。

    他要是被冤枉的,可就沒得挽回了。

    就算查明他是無辜的——”他用食指和拇指比了個小縫,“媒體也隻會拿出這麼丁點兒大的地方,登篇報道,訂正,道歉,了事了。

    ” “哪來那麼多被冤枉的?” “證據不足不起訴的案例可太多了。

    ” “那完全是因為罪犯太狡猾,根本沒留下什麼證據,跟無辜是兩碼事。

    ” “你看你!”他眉飛色舞地拿食指指着女同事,“你又不懂法,又不認識嫌疑人,卻自個兒認定他就是兇手。

    既然拿不出他犯罪的證據,就該當他是無辜的。

    有些案件吧,隻有當事人才清楚真相,可一幫腦子不好使的照樣一上來就覺得自己無所不知。

    要是一開始就往壞處想,那不管是什麼間接證據,還是單方面的主觀性證言,他們都會照單全收,拿别人當罪犯,往人家身上砸石頭。

    就算事後查明對方是冤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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