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少年：喜歡天文的Pony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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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見風暴而激動如大海。
——裡爾克（奧地利詩人），《旗幟》 互聯網代表的是一種新文明、新文化，其特征是：一、對小的事物特别崇拜；二、地下經濟，不遵守規則；三、對權威健康的不尊重……預見未來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它創造出來。
——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美國新媒體教授），《數字化生存》 看見了哈雷彗星的少年 1986年4月11日，時隔76年之後，哈雷彗星拖着絢爛而神秘的長尾巴，準時地重新出現在地球的上空。
在那個早春之夜，世界各地無數少年仰望星空。
在中國南部的新興海濱城市深圳，一個叫馬化騰的15歲初三學生宣稱他是全校第一個看見了哈雷彗星的人。
“它出現在北鬥星的西南，并沒有想象中那麼亮，肉眼不太容易找到。
”很多年後，他這樣對我說。
馬化騰當時是深圳中學天文興趣小組的成員，這也是他唯一參加的課外興趣小組。
馬同學之所以能夠找到哈雷彗星，除了他對天文有特别的愛好之外，還有另外的原因：他有比其他同學更高級的“武器”。
就在14歲生日的時候，他向家裡索要一台準專業級、80mm口徑的天文望遠鏡，那要花他父親将近4個月的工資。
“他當時非要不可。
我們不肯買，太貴了，要700多元，他就寫日記，說我們扼殺了一個科學家的夢想。
他媽媽有一天翻他的書包讀到了這篇日記，我倆商量了一下，還是給他買了。
”父親馬陳術日後回憶說。
在找到哈雷彗星之後，馬化騰拍下了照片，還興奮地寫了一篇觀測報告，投寄到北京，結果獲得觀測比賽的三等獎，得到了40元的獎金，這是馬化騰賺到的第一筆錢。
從此之後，對天文的愛好一直被保留了下來，他告訴我，“唯一一本從中學開始就一直訂閱到現在的雜志就是《天文愛好者》”。
2004年，董事會同事送給他的生日禮物，便是一架精美的望遠鏡模型。
彗星俗稱“掃把星”，為怪異之物。
早在公元前613年，《春秋》一書就有記載“有星孛入于北鬥”，這是人類首次關于哈雷彗星的确切記錄。
在漢族乃至其他很多民族的預言中，哈雷彗星出現在星群的外陰之間，預示着秩序重構的時期即将到來。
馬化騰這一代中國人成長在一個緊張而劇烈變動的時代。
1971年10月29日，他出生在海南島東方市八所港，父母是八所港港務局的職員。
在戶口簿的籍貫一欄，按慣例随父親填的是“廣東省潮陽縣（舊稱）”。
他有一個年長4歲的姐姐。
就在馬化騰出生前的一個月，1971年9月13日，林彪及其妻子叛國出逃，在蒙古墜機身亡。
這一醜聞在中國當代政治史上是一個轉折性的事件，它幾乎預示着一個封閉時代即将落幕。
一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利堅合衆國的外交關系開始走向正常化，這兩個分别代表了古老東方和新興西方的超級大國結束了長達22年之久的敵對狀态。
馬化騰5歲的時候，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離開了世界；又過了兩年，74歲的鄧小平獲得實際的領導權，由此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帷幕。
為了吸引外資，務實的鄧小平選中遠離北京、有開放傳統的廣東省作為對外開放的前沿窗口。
1979年1月，寶安縣（舊稱）南頭半島最南端、與香港隔岸相望的1000多畝荒地被選定為第一個可以進行招商引資的工業區，這便是日後名聲顯赫的蛇口工業區。
同年3月，寶安縣改名為深圳市。
1980年8月，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被國務院确立為四大特區，在各種優惠政策的刺激之下，大量的國家投資和國際資本被引導到這些南方地區。
經濟複蘇的發動機就這樣被強行啟動了起來，整個社會在半推半就中走向開放。
馬化騰的童年是在八所港度過的，那裡是海南島的最西端，居民以苗族為主。
馬化騰至今還記得小城裡有很多臉上刺了刺青的苗人，他們背着碩大的竹籮，默默地蹲在滴雨的屋檐下。
一個人的童年最容易被遙不可及的神秘所吸引，南中國海的海港夜空特别清澈深邃，繁星如織，總能勾起人們無窮的好奇和想象，使人們深感自身的渺小。
為了培養兒子的科學興趣，馬家訂閱了《我們愛科學》等科普雜志。
小學四年級的時候，馬化騰在其中讀到一篇講述如何用各種鏡片制作天文望遠鏡的文章，就纏着媽媽買了一套鏡片回來，動手做了一台簡陋的望遠鏡，這或許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款作品。
望遠鏡的特點是：焦距越大，視野越小，望得越遠。
面對遠處的未知迷霧，人們很難擺脫短視的襲擾，而隻有把焦距拉大并将視線聚焦于一點，方可能稍稍看清真相的某一部分。
很多年後，我與馬化騰聊起他的這個愛好，他突然說：“互聯網是不是很像一個不确定的、正在爆炸的星系？” 馬化騰和三個中學同學 馬化騰家族所屬的潮汕人，在中國的商幫譜系中是十分特别的一支。
潮汕地處東南，遠離中原，地狹田少，漁耕為生，民衆自古有遠航謀生的傳統，是少有的海洋性部族。
在唐宋時期，潮汕人就是南洋一帶最活躍的貿易集團，也是最早接受基督教的漢族人之一。
明清時期，朝廷采取禁海政策，潮汕人迫于生計，仍然冒險出洋，《清稗類鈔》記述：“潮人善經商，窭空之子，隻身出洋，皮枕氈衾以外無長物。
受雇數年，稍稍謀獨立之業，再越數年，幾無不作海外巨商矣。
”與中原的晉商、徽商相比，潮汕商幫的官商意識比較淡薄，“重商輕文，重男輕女”是鮮明個性。
進入近代，潮汕人在香港和東南亞一帶形成了很大的商業勢力，出了不少潮汕籍富豪，最出名者當屬華人首富李嘉誠。
1984年，13歲的馬化騰随父母從海南島遷居到了深圳。
此時的深圳已赫然成為中國最受關注，也最具争議的标本城市。
這年年初，鄧小平悄然視察了深圳，并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确的。
”10月，北京舉行新中國成立35周年的盛大閱兵儀式，各省區市均裝飾了一輛彩車參與檢閱，當深圳市的彩車緩緩經過天安門廣場的時候，上面的兩行大字讓很多中國人覺得非常刺眼和不可思議——“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這句話原本出自蛇口工業區政府門口的一塊标語牌，後來，它被定義為深圳這座城市的精神。
在中國人的曆史上，這是第一次将時間與金錢如此赤裸裸地畫上等号。
它既違背了兩千年來的儒家傳統，又與改革開放前的意識形态背道而馳。
它以如此充滿儀式感的方式呈現在全國人民面前，宣示了一個陌生而新鮮、可以用物質來量化一切的時代正式來臨。
對于少年馬化騰來說，無論是中國的經濟複興、深圳的崛起，或是潮汕族群的商脈，都是包裹在其生命外部的記憶，它們将慢慢滲透進這個人的軀體和靈魂内，最終構造成一個獨特的命運體。
馬化騰是初二時轉入深圳中學的。
那時的他個子隻有一米四十一，在13歲的孩子中算是矮小的，所以坐在班級的第一排。
同排有一位同學叫許晨晔，也是随在教育系統工作的父母剛剛從天津遷來的。
那年，受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感召，從全國各地來了很多新移民，深圳中學初一年級原本招八個班的學生，後來不得不擴招了兩個班。
這兩個班的學生講的大多是普通話，而前八個班的則講廣東
——裡爾克（奧地利詩人），《旗幟》 互聯網代表的是一種新文明、新文化，其特征是：一、對小的事物特别崇拜；二、地下經濟，不遵守規則；三、對權威健康的不尊重……預見未來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它創造出來。
——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美國新媒體教授），《數字化生存》 看見了哈雷彗星的少年 1986年4月11日，時隔76年之後，哈雷彗星拖着絢爛而神秘的長尾巴，準時地重新出現在地球的上空。
在那個早春之夜，世界各地無數少年仰望星空。
在中國南部的新興海濱城市深圳，一個叫馬化騰的15歲初三學生宣稱他是全校第一個看見了哈雷彗星的人。
“它出現在北鬥星的西南，并沒有想象中那麼亮，肉眼不太容易找到。
”很多年後，他這樣對我說。
馬化騰當時是深圳中學天文興趣小組的成員，這也是他唯一參加的課外興趣小組。
馬同學之所以能夠找到哈雷彗星，除了他對天文有特别的愛好之外，還有另外的原因：他有比其他同學更高級的“武器”。
就在14歲生日的時候，他向家裡索要一台準專業級、80mm口徑的天文望遠鏡，那要花他父親将近4個月的工資。
“他當時非要不可。
我們不肯買，太貴了，要700多元，他就寫日記，說我們扼殺了一個科學家的夢想。
他媽媽有一天翻他的書包讀到了這篇日記，我倆商量了一下，還是給他買了。
”父親馬陳術日後回憶說。
在找到哈雷彗星之後，馬化騰拍下了照片，還興奮地寫了一篇觀測報告，投寄到北京，結果獲得觀測比賽的三等獎，得到了40元的獎金，這是馬化騰賺到的第一筆錢。
從此之後，對天文的愛好一直被保留了下來，他告訴我，“唯一一本從中學開始就一直訂閱到現在的雜志就是《天文愛好者》”。
2004年，董事會同事送給他的生日禮物，便是一架精美的望遠鏡模型。
彗星俗稱“掃把星”，為怪異之物。
早在公元前613年，《春秋》一書就有記載“有星孛入于北鬥”，這是人類首次關于哈雷彗星的确切記錄。
在漢族乃至其他很多民族的預言中，哈雷彗星出現在星群的外陰之間，預示着秩序重構的時期即将到來。
馬化騰這一代中國人成長在一個緊張而劇烈變動的時代。
1971年10月29日，他出生在海南島東方市八所港，父母是八所港港務局的職員。
在戶口簿的籍貫一欄，按慣例随父親填的是“廣東省潮陽縣（舊稱）”。
他有一個年長4歲的姐姐。
就在馬化騰出生前的一個月，1971年9月13日，林彪及其妻子叛國出逃，在蒙古墜機身亡。
這一醜聞在中國當代政治史上是一個轉折性的事件，它幾乎預示着一個封閉時代即将落幕。
一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利堅合衆國的外交關系開始走向正常化，這兩個分别代表了古老東方和新興西方的超級大國結束了長達22年之久的敵對狀态。
馬化騰5歲的時候，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離開了世界；又過了兩年，74歲的鄧小平獲得實際的領導權，由此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帷幕。
為了吸引外資，務實的鄧小平選中遠離北京、有開放傳統的廣東省作為對外開放的前沿窗口。
1979年1月，寶安縣（舊稱）南頭半島最南端、與香港隔岸相望的1000多畝荒地被選定為第一個可以進行招商引資的工業區，這便是日後名聲顯赫的蛇口工業區。
同年3月，寶安縣改名為深圳市。
1980年8月，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被國務院确立為四大特區，在各種優惠政策的刺激之下，大量的國家投資和國際資本被引導到這些南方地區。
經濟複蘇的發動機就這樣被強行啟動了起來，整個社會在半推半就中走向開放。
馬化騰的童年是在八所港度過的，那裡是海南島的最西端，居民以苗族為主。
馬化騰至今還記得小城裡有很多臉上刺了刺青的苗人，他們背着碩大的竹籮，默默地蹲在滴雨的屋檐下。
一個人的童年最容易被遙不可及的神秘所吸引，南中國海的海港夜空特别清澈深邃，繁星如織，總能勾起人們無窮的好奇和想象，使人們深感自身的渺小。
為了培養兒子的科學興趣，馬家訂閱了《我們愛科學》等科普雜志。
小學四年級的時候，馬化騰在其中讀到一篇講述如何用各種鏡片制作天文望遠鏡的文章，就纏着媽媽買了一套鏡片回來，動手做了一台簡陋的望遠鏡，這或許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款作品。
望遠鏡的特點是：焦距越大，視野越小，望得越遠。
面對遠處的未知迷霧，人們很難擺脫短視的襲擾，而隻有把焦距拉大并将視線聚焦于一點，方可能稍稍看清真相的某一部分。
很多年後，我與馬化騰聊起他的這個愛好，他突然說：“互聯網是不是很像一個不确定的、正在爆炸的星系？” 馬化騰和三個中學同學 馬化騰家族所屬的潮汕人，在中國的商幫譜系中是十分特别的一支。
潮汕地處東南，遠離中原，地狹田少，漁耕為生，民衆自古有遠航謀生的傳統，是少有的海洋性部族。
在唐宋時期，潮汕人就是南洋一帶最活躍的貿易集團，也是最早接受基督教的漢族人之一。
明清時期，朝廷采取禁海政策，潮汕人迫于生計，仍然冒險出洋，《清稗類鈔》記述：“潮人善經商，窭空之子，隻身出洋，皮枕氈衾以外無長物。
受雇數年，稍稍謀獨立之業，再越數年，幾無不作海外巨商矣。
”與中原的晉商、徽商相比，潮汕商幫的官商意識比較淡薄，“重商輕文，重男輕女”是鮮明個性。
進入近代，潮汕人在香港和東南亞一帶形成了很大的商業勢力，出了不少潮汕籍富豪，最出名者當屬華人首富李嘉誠。
1984年，13歲的馬化騰随父母從海南島遷居到了深圳。
此時的深圳已赫然成為中國最受關注，也最具争議的标本城市。
這年年初，鄧小平悄然視察了深圳，并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确的。
”10月，北京舉行新中國成立35周年的盛大閱兵儀式，各省區市均裝飾了一輛彩車參與檢閱，當深圳市的彩車緩緩經過天安門廣場的時候，上面的兩行大字讓很多中國人覺得非常刺眼和不可思議——“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這句話原本出自蛇口工業區政府門口的一塊标語牌，後來，它被定義為深圳這座城市的精神。
在中國人的曆史上，這是第一次将時間與金錢如此赤裸裸地畫上等号。
它既違背了兩千年來的儒家傳統，又與改革開放前的意識形态背道而馳。
它以如此充滿儀式感的方式呈現在全國人民面前，宣示了一個陌生而新鮮、可以用物質來量化一切的時代正式來臨。
對于少年馬化騰來說，無論是中國的經濟複興、深圳的崛起，或是潮汕族群的商脈，都是包裹在其生命外部的記憶，它們将慢慢滲透進這個人的軀體和靈魂内，最終構造成一個獨特的命運體。
馬化騰是初二時轉入深圳中學的。
那時的他個子隻有一米四十一，在13歲的孩子中算是矮小的，所以坐在班級的第一排。
同排有一位同學叫許晨晔，也是随在教育系統工作的父母剛剛從天津遷來的。
那年，受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感召，從全國各地來了很多新移民，深圳中學初一年級原本招八個班的學生，後來不得不擴招了兩個班。
這兩個班的學生講的大多是普通話，而前八個班的則講廣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