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韋素園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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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能夠持久呢。
自然，這僅僅是小憂患，但在認真而激烈的個人，卻也相當的大的。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７〕，幾個人還被捕。
也許素園已經咯血，進了病院了罷，他不在内。
但後來，被捕的釋放，未名社也啟封了，忽封忽啟，忽捕忽放，我至今還不明白這是怎麼的一個玩意。
我到廣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８〕仍舊陸續的接到他幾封信，是在西山病院裡，伏在枕頭上寫就的，因為醫生不允許他起坐。
他措辭更明顯，思想也更清楚，更廣大了，但也更使我擔心他的病。
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書，是布面裝訂的素園翻譯的《外套》〔９〕。
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個寒噤：這明明是他送給我的一個紀念品，莫非他已經自覺了生命的期限了麼？ 我不忍再翻閱這一本書，然而我沒有法。
我因此記起，素園的一個好朋友也咯過血，一天竟對着素園咯起來，他慌張失措，用了愛和憂急的聲音命令道：“你不許再吐了！”我那時卻記起了伊孛生的《勃蘭特》〔１０〕。
他不是命令過去的人，從新起來，卻并無這神力，隻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麼？…… 我在空中看見了勃蘭特和素園，但是我沒有話。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為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園談了天。
他為了日光浴，皮膚被曬得很黑了，精神卻并不萎頓。
我們和幾個朋友都很高興。
但我在高興中，又時時夾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愛人，已由他同意之後，和别人訂了婚；忽而想到他竟連紹介外國文學給中國的一點志願，也怕難于達到；忽而想到他在這裡靜卧着，不知道他自以為是在等候全愈，還是等候滅亡；忽而想到他為什麼要寄給我一本精裝的《外套》？……壁上還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１１〕的大畫像。
對于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殘酷到了冷靜的文章。
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個個拉了不幸的人來，拷問給我們看。
現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視着素園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訴我：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裡的不幸的人。
自然，這不過是小不幸，但在素園個人，是相當的大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時半，素園終于病殁在北平同仁醫院裡了，一切計畫，一切希望，也同歸于盡。
我所抱憾的是因為避禍，燒去了他的信劄，〔１２〕我隻能将一本《外套》當作唯一的紀念，永遠放在自己的身邊。
自素園病殁之後，轉眼已是兩年了，這其間，對于他，文壇上并沒有人開口。
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傑，活的時候，既不過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後，當然也隻好在默默中泯沒。
但對于我們，卻是值得記念的青年，因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現在是幾乎消滅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長久。
然而自素園經營以來，紹介了果戈理（ＮＧｏｇｏｌ），陀思妥也夫斯基（Ｆ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安特列夫（ＬＡｎｄｒｅｅｖ），紹介了望·藹覃（ＦｖａｎＥｅｄｅｎ），紹介了愛倫堡（ＩＥｈｒｅｎｂｕｒｇ）的《煙袋》和拉夫列涅夫（ＢＬａｖｒｅｎｅｖ）的《四十一》。
〔１３〕還印行了《未名新集》〔１４〕，其中有叢蕪的《君山》，靜農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華夕拾》，在那時候，也都還算是相當可看的作品。
事實不為輕薄陰險小兒留情，曾幾何年，他們就都已煙消火滅，然而未名社的譯作，在文苑裡卻至今沒有枯死的。
是的，但素園卻并非天才，也非豪傑，當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或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他多。
他不入于觀賞者的眼中，隻有建築者和栽植者，決不會将他置之度外。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于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
現在我以這幾千字紀
自然，這僅僅是小憂患，但在認真而激烈的個人，卻也相當的大的。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７〕，幾個人還被捕。
也許素園已經咯血，進了病院了罷，他不在内。
但後來，被捕的釋放，未名社也啟封了，忽封忽啟，忽捕忽放，我至今還不明白這是怎麼的一個玩意。
我到廣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８〕仍舊陸續的接到他幾封信，是在西山病院裡，伏在枕頭上寫就的，因為醫生不允許他起坐。
他措辭更明顯，思想也更清楚，更廣大了，但也更使我擔心他的病。
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書，是布面裝訂的素園翻譯的《外套》〔９〕。
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個寒噤：這明明是他送給我的一個紀念品，莫非他已經自覺了生命的期限了麼？ 我不忍再翻閱這一本書，然而我沒有法。
我因此記起，素園的一個好朋友也咯過血，一天竟對着素園咯起來，他慌張失措，用了愛和憂急的聲音命令道：“你不許再吐了！”我那時卻記起了伊孛生的《勃蘭特》〔１０〕。
他不是命令過去的人，從新起來，卻并無這神力，隻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麼？…… 我在空中看見了勃蘭特和素園，但是我沒有話。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為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園談了天。
他為了日光浴，皮膚被曬得很黑了，精神卻并不萎頓。
我們和幾個朋友都很高興。
但我在高興中，又時時夾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愛人，已由他同意之後，和别人訂了婚；忽而想到他竟連紹介外國文學給中國的一點志願，也怕難于達到；忽而想到他在這裡靜卧着，不知道他自以為是在等候全愈，還是等候滅亡；忽而想到他為什麼要寄給我一本精裝的《外套》？……壁上還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１１〕的大畫像。
對于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殘酷到了冷靜的文章。
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個個拉了不幸的人來，拷問給我們看。
現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視着素園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訴我：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裡的不幸的人。
自然，這不過是小不幸，但在素園個人，是相當的大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時半，素園終于病殁在北平同仁醫院裡了，一切計畫，一切希望，也同歸于盡。
我所抱憾的是因為避禍，燒去了他的信劄，〔１２〕我隻能将一本《外套》當作唯一的紀念，永遠放在自己的身邊。
自素園病殁之後，轉眼已是兩年了，這其間，對于他，文壇上并沒有人開口。
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傑，活的時候，既不過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後，當然也隻好在默默中泯沒。
但對于我們，卻是值得記念的青年，因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現在是幾乎消滅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長久。
然而自素園經營以來，紹介了果戈理（ＮＧｏｇｏｌ），陀思妥也夫斯基（Ｆ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安特列夫（ＬＡｎｄｒｅｅｖ），紹介了望·藹覃（ＦｖａｎＥｅｄｅｎ），紹介了愛倫堡（ＩＥｈｒｅｎｂｕｒｇ）的《煙袋》和拉夫列涅夫（ＢＬａｖｒｅｎｅｖ）的《四十一》。
〔１３〕還印行了《未名新集》〔１４〕，其中有叢蕪的《君山》，靜農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華夕拾》，在那時候，也都還算是相當可看的作品。
事實不為輕薄陰險小兒留情，曾幾何年，他們就都已煙消火滅，然而未名社的譯作，在文苑裡卻至今沒有枯死的。
是的，但素園卻并非天才，也非豪傑，當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或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他多。
他不入于觀賞者的眼中，隻有建築者和栽植者，決不會将他置之度外。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于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
現在我以這幾千字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