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小學大全》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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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裝書真是買不起了。
乾隆時候的刻本的價錢，幾乎等于那時的宋本。
明版小說，是五四運動以後飛漲的；從今年起，洪運怕要輪到小品文身上去了。
至于清朝禁書〔２〕，則民元革命後就是寶貝，即使并無足觀的著作，也常要百餘元至數十元。
我向來也走走舊書坊，但對于這類寶書，卻從不敢作非分之想。
端午節前，在四馬路一帶閑逛，竟無意之間買到了一種，曰《小學大全》，共五本，價七角，看這名目，是不大有人會歡迎的，然而，卻是清朝的禁書。
這書的編纂者尹嘉铨，博野人；他父親尹會一〔３〕，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經給過褒揚的詩。
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學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覺羅學〔４〕。
還請令旗籍〔５〕子弟也講讀朱子的《小學》〔６〕，而“荷蒙朱批：所奏是。
欽此。
”這部書便成于兩年之後的，加疏的《小學》六卷，《考證》和《釋文》，《或問》各一卷，《後編》二卷，合成一函，是為《大全》。
也曾進呈，終于在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旨：“好！知道了。
欽此。
”那明明是得了皇帝的嘉許的。
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經緻仕回家了，但真所謂“及其老也，戒之在得”〔７〕罷，雖然欲得的乃是“名”，也還是一樣的招了大禍。
這年三月，乾隆行經保定，尹嘉铨便使兒子送了一本奏章，為他的父親請谥，朱批是“與瞻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
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
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追矣！欽此。
”不過他豫先料不到會碰這樣的大釘子，所以接着還有一本，是請許“我朝”名臣湯斌範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８〕等從祀孔廟，“至于臣父尹會一，既蒙禦制詩章褒嘉稱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從祀，非臣所敢請也。
”這回可真出了大岔子，三月十八日的朱批是：“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欽此。
” 乾隆時代的一定辦法，是凡以文字獲罪者，一面拿辦，一面就查抄，這并非着重他的家産，乃在查看藏書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
因為乾隆的意見，是以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兩聲，非徹底根究不可的。
尹嘉铨當然逃不出例外，和自己的被捕同時，他那博野的老家和北京的寓所，都被查抄了。
藏書和别項著作，實在不少，但其實也并無什麼幹礙之作。
不過那時是決不能這樣就算的，經大學士三寶〔９〕等再三審訊之後，定為“相應請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淩遲處死”，幸而結果很寬大：“尹嘉铨著加恩免其淩遲之罪，改為處絞立決，其家屬一并加恩免其緣坐”就完結了。
這也還是名儒兼孝子的尹嘉铨所不及料的。
這一回的文字獄，隻絞殺了一個人，比起别的案子來，決不能算是大獄，但乾隆皇帝卻頗費心機，發表了幾篇文字。
從這些文字和奏章（均見《清代文字獄檔》第六輯）看來，這回的禍機雖然發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卻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請将名臣從祀：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
清朝雖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卻不許“學樣”，因為一學樣，就要講學，于是而有學說，于是而有門徒，于是而有門戶，于是而有門戶之争，這就足為“太平盛世”之累。
況且以這樣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
乾隆是不承認清朝會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統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沒有特别壞的奸臣，也就沒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壞，無所謂好壞的奴子。
〔１０〕特别攻擊道學先生，所以是那時的一種潮流，也就是“聖意”。
我們所常見的，是紀昀總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自著的《閱微草堂筆記》〔１１〕裡的時時的排擊。
這就是迎合着這種潮流的，倘以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學先生的谿刻，那是一種誤解。
大學士三寶們也很明白這潮流，當會審尹嘉铨時，曾奏道：“查該犯如此狂悖不法，若即行定罪正法，尚不足以洩公憤而快人心。
該犯曾任三品大員，相應遵例奏明，将該犯嚴加夾訊，多受刑法，問其究屬何心，錄取供詞，具奏，再請旨立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
”後來究竟用了夾棍沒有，未曾查考，但看所錄供詞，卻于用他的“醜行”來打倒他的道學的策略，是做得非常起勁的。
現在抄三條在下面—— “問：尹嘉铨！你所書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說‘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聞而賢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辭不就’等語。
這處女既立志不嫁，已年過五旬，你為何叫你女人遣媒說合，要他做妾？這樣沒廉恥的事，難道是講正經人幹的麼？據供：我說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間知道雄縣有個姓李的女子，守貞不字。
吾女人要聘他為妾，我那時在京候補，并不知道；後來我女人告訴我，才知道的，所以替他做了這篇文字，要表揚他，實在我并沒有見過他的面。
但他年過五十，我還将要他做妾的話，做在文字内，這就是我廉恥喪盡，還有何辯。
“問：你當時在皇上跟前讨賞翎子，說是沒
乾隆時候的刻本的價錢，幾乎等于那時的宋本。
明版小說，是五四運動以後飛漲的；從今年起，洪運怕要輪到小品文身上去了。
至于清朝禁書〔２〕，則民元革命後就是寶貝，即使并無足觀的著作，也常要百餘元至數十元。
我向來也走走舊書坊，但對于這類寶書，卻從不敢作非分之想。
端午節前，在四馬路一帶閑逛，竟無意之間買到了一種，曰《小學大全》，共五本，價七角，看這名目，是不大有人會歡迎的，然而，卻是清朝的禁書。
這書的編纂者尹嘉铨，博野人；他父親尹會一〔３〕，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經給過褒揚的詩。
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學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覺羅學〔４〕。
還請令旗籍〔５〕子弟也講讀朱子的《小學》〔６〕，而“荷蒙朱批：所奏是。
欽此。
”這部書便成于兩年之後的，加疏的《小學》六卷，《考證》和《釋文》，《或問》各一卷，《後編》二卷，合成一函，是為《大全》。
也曾進呈，終于在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旨：“好！知道了。
欽此。
”那明明是得了皇帝的嘉許的。
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經緻仕回家了，但真所謂“及其老也，戒之在得”〔７〕罷，雖然欲得的乃是“名”，也還是一樣的招了大禍。
這年三月，乾隆行經保定，尹嘉铨便使兒子送了一本奏章，為他的父親請谥，朱批是“與瞻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
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
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追矣！欽此。
”不過他豫先料不到會碰這樣的大釘子，所以接着還有一本，是請許“我朝”名臣湯斌範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８〕等從祀孔廟，“至于臣父尹會一，既蒙禦制詩章褒嘉稱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從祀，非臣所敢請也。
”這回可真出了大岔子，三月十八日的朱批是：“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欽此。
” 乾隆時代的一定辦法，是凡以文字獲罪者，一面拿辦，一面就查抄，這并非着重他的家産，乃在查看藏書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
因為乾隆的意見，是以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兩聲，非徹底根究不可的。
尹嘉铨當然逃不出例外，和自己的被捕同時，他那博野的老家和北京的寓所，都被查抄了。
藏書和别項著作，實在不少，但其實也并無什麼幹礙之作。
不過那時是決不能這樣就算的，經大學士三寶〔９〕等再三審訊之後，定為“相應請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淩遲處死”，幸而結果很寬大：“尹嘉铨著加恩免其淩遲之罪，改為處絞立決，其家屬一并加恩免其緣坐”就完結了。
這也還是名儒兼孝子的尹嘉铨所不及料的。
這一回的文字獄，隻絞殺了一個人，比起别的案子來，決不能算是大獄，但乾隆皇帝卻頗費心機，發表了幾篇文字。
從這些文字和奏章（均見《清代文字獄檔》第六輯）看來，這回的禍機雖然發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卻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請将名臣從祀：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
清朝雖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卻不許“學樣”，因為一學樣，就要講學，于是而有學說，于是而有門徒，于是而有門戶，于是而有門戶之争，這就足為“太平盛世”之累。
況且以這樣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
乾隆是不承認清朝會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統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沒有特别壞的奸臣，也就沒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壞，無所謂好壞的奴子。
〔１０〕特别攻擊道學先生，所以是那時的一種潮流，也就是“聖意”。
我們所常見的，是紀昀總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自著的《
這就是迎合着這種潮流的，倘以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學先生的谿刻，那是一種誤解。
大學士三寶們也很明白這潮流，當會審尹嘉铨時，曾奏道：“查該犯如此狂悖不法，若即行定罪正法，尚不足以洩公憤而快人心。
該犯曾任三品大員，相應遵例奏明，将該犯嚴加夾訊，多受刑法，問其究屬何心，錄取供詞，具奏，再請旨立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
”後來究竟用了夾棍沒有，未曾查考，但看所錄供詞，卻于用他的“醜行”來打倒他的道學的策略，是做得非常起勁的。
現在抄三條在下面—— “問：尹嘉铨！你所書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說‘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聞而賢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辭不就’等語。
這處女既立志不嫁，已年過五旬，你為何叫你女人遣媒說合，要他做妾？這樣沒廉恥的事，難道是講正經人幹的麼？據供：我說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間知道雄縣有個姓李的女子，守貞不字。
吾女人要聘他為妾，我那時在京候補，并不知道；後來我女人告訴我，才知道的，所以替他做了這篇文字，要表揚他，實在我并沒有見過他的面。
但他年過五十，我還将要他做妾的話，做在文字内，這就是我廉恥喪盡，還有何辯。
“問：你當時在皇上跟前讨賞翎子，說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