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第二部 涅墨西斯</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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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魯本斯接受幼兒園入園測試後，他的父母被園長叫了過去。
“你們兒子的智商無法測定。
”園長告訴他們。
當然，這個“無法測定”是正面意義的，所以，在馬裡蘭州經營小規模連鎖餐館的父親和身為家庭主婦的母親都高興壞了。
魯本斯滿十歲時，他的智商雖然在測定範圍内，但早已在正态分布曲線的末端了。
圖表上的數據顯示，魯本斯擁有萬裡挑一的優秀大腦。
将美國全國與他智力水平相當或在他之上的人集合起來，也不可能坐滿棒球場的觀衆席。
不過，同大家的期待相反，魯本斯很早就知道自己難成大器。
十歲出頭時，他就已經意識到自己缺乏獨創能力。
盡管他可以繼承前輩所奠定的學問，但無法提出革新性的見解。
人類曆史上，構建高度科學文明的，是天才們頭腦中的靈光一閃，而魯本斯在人生的早期就已經知道，自己的大腦中沒有接收這種天啟的天線。
所以，十四歲進入喬治敦大學的魯本斯，主動走下神童的寶座，滿足于普通優等生的地位。
他對金錢和權力都沒有追求，隻對知識有超乎常人的渴望。
為了滿足這一欲望，他所有的課都去上，其中最吸引他的是科學史。
從公元前六世紀的自然哲學誕生，到二十世紀理論物理學的發展——魯本斯可以在科學史課堂上領略人類知識的全貌，享受其他東西難以取代的愉悅。
從科學的角度反觀人類曆史，尤其令人唏噓不已的，是阻礙了歐洲人知識進步的黑暗時代。
如果沒有這段曆史，人類最晚也可以在十九世紀登陸月球。
大學時代，魯本斯的學習生活很充實，但其他方面卻很糟糕。
由于他年輕而聰明，還有一頭金發，相貌出衆，所以飽受學長嫉妒。
經常捉弄魯本斯的學長，總是流露出難以抹去的敵意。
最令魯本斯氣惱的是，他們特别喜歡嘲笑魯本斯是處男。
這群得了紅眼病的男生，用開玩笑的口吻貶低他人。
在反複目睹他們醜陋的笑容之後，魯本斯發現了一種傾向：智力水平越是低下的男生，越是渴望在性方面處于優勢地位。
如果見到魯本斯同女生親近，他們的語言就更加惡毒。
這群愚蠢的男生，讓魯本斯聯想到為争奪異性而兩角相抵的公鹿。
自那之後，魯本斯就成了一名冷酷的觀察者。
他裝作懵懂無知，讓對方得意忘形，暴露出心中的獸性。
那些人不知道自己已被魯本斯看透，将自己的動物本性暴露無遺。
在魯本斯看來，社會生活中可見的所有競争的原動力，都可以歸結為兩種欲望：食欲和性欲。
為了比他人吃得更多，或者賺得更多，為了獲得更有魅力的異性，人會蔑視、排擠他人。
獸性越是強烈的人，就越愛用恫吓和計謀，越汲汲于攀上組織的頂端。
資本主義保障的自由競争，就是一種将原始欲望的暴力性轉換為經濟活動能量的巧妙制度。
如果沒有法律，如果不關照全民福祉，那資本主義内在的獸欲就得不到抑制。
總之，人類這種動物，總是用智慧來掩飾、隐蔽原始的欲望，冠之以正當之名，并滿足于這種自欺欺人。
進入大學六年後，二十歲的魯本斯憑借數學基礎論研究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并頭一次了解到了女性肉體的美麗與溫柔。
後來他離開了熟悉的喬治敦，前往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擔任博士研究員。
為了學習複雜系統這門新科學，魯本斯又到了聖菲研究所。
在那裡的咖啡館裡，他偶遇一名心理學家，聽對方說了一番非常有趣的話，從此決定了今後的研究方向：美軍士兵在戰場的開槍率。
“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敵人近距離遭遇後，美軍士兵扣動扳機的比例是多少嗎？” 對這個閑談中提到的問題，魯本斯未作細想便答道：“十次裡有七次吧？” “不對，隻有兩次。
” 見魯本斯臉上浮現出驚訝與懷疑的表情，心理學家繼續道：“剩下的八次，士兵都會以彈藥補給等理由回避殺人行為。
即便在遭受日軍自殺式攻擊之後，這個數字也沒有變化。
也就是說，對最前線的士兵來說，自己被殺的恐懼，其程度遠不如殺死敵人的緊張。
” “真沒想到，我還以為人類很野蠻。
” 心理學家聞言一笑，接着說：“還有呢。
對這個調查結果感到驚慌的是軍方。
士兵講道德可不是什麼好事。
于是他們進行了如何提高開槍率的心理學研究，結果越南戰争中的開槍率就陡增到百分之九十五。
” “軍方是怎麼做到的？” “很簡單。
他們将射擊訓練的靶标從圓形換成了人形，并且讓靶标像人一樣自動豎起，然後根據射擊成績獎優罰劣。
” “操作性條件反射啊。
” “沒錯，就像通過投食器控制小白鼠的行為一樣。
不過……”心理學家沉下臉說，“這種‘一見敵人就條件反射開槍’的訓練方法有一個重大缺陷，士兵隻有開槍時心理障礙才會解除，但殺死敵人後仍然會産生精神創傷。
結果，越戰老兵中出現了大量創傷後應激障礙症患者。
” “可是，”魯本斯不解地問，“如果人類如此憎惡殺人行為，為什麼還會有戰争？就憑百分之二十的開槍率，美國又是如何在二戰中取勝的呢？” “首先，在男性士兵中，有百分之二是‘天生殺人魔’，可以毫無顧慮地殺人，即精神變态者。
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返回社會後會過着普通的市民生活，隻有在戰争中，他們才會變成對殺人行為毫無悔意和自責的‘理想的士兵’。
” “可是，光靠這百分之二的士兵，怎麼可能取得戰争的勝利？” “實際上，将剩下的百分之九十八的士兵培養成殺人惡魔是很簡單的。
首先，通過對權威的服從和歸屬集團的同一化，消除個人的主體性。
然後，很重要的一點是，讓士兵與殺戮目标保持距離。
” “距離？” “嗯。
這個詞由兩個概念構成：心理距離和物理距離。
” 比如，如果敵人屬于其他人種，或者語言、宗教、意識形态不同，那就會有心理距離，殺起來會容易得多。
平時就與其他民族有心理距離的人，即相信自己所屬民族優秀、其他民族劣等的人，在戰争中很容易變為殺人者。
在日常生活中，這樣的人很常見。
隻要再将敵人劣等、與畜生無異的觀念灌輸進他們的意識，打着正義旗幟的殺戮就可以開始了。
這種洗腦教育，在所有的戰争中，乃至平時，都屢見不鮮。
給敵人取諸如“日本佬”“越南豬”之類的蔑稱，就是這種教育的第一步。
“為了保持物理距離，”心理學家繼續道，“就必須使用武器技術。
” 在戰鬥最前線遲疑開槍和不願開槍的士兵，隻要與敵人拉開一段距離，就會毫不猶豫地使用更具破壞力的攻擊手段——發射迫擊炮或艦載炮、飛機空投炸彈等。
在眼前射殺敵人的士兵會背負終身難以愈合的創傷，而參加空襲、奪走上百人性命的投彈手則感受不到絲毫内疚。
“有學者說，想象力是人區别于動物的标志。
可是，在使用武器時，人連最低限度的想象力都被麻痹了。
他們根本想不到轟炸機下亂竄的人們會如何慘死。
這種反常的心理不僅出現在軍人身上，一般市民中也普遍存在。
明白嗎？” 魯本斯點點頭。
人們往往會鄙視用刺刀殺死敵人的士兵，卻将擊落十架敵機的飛行員視為英雄。
“殺人武器的開發，強調盡量遠離敵人，盡量用簡單的手段大量殺傷敵人。
于是，人類逐漸放棄了徒手搏鬥，發明了刀、槍、炮彈、轟炸機等武器，以至于洲際核導彈。
而且，在美國，武器工業成了國民經濟的基礎産業。
所以戰争永遠不會消失。
” 接觸到這類研究的魯本斯，察覺到現代戰争的一個共通點。
戰争當事者中最為殘忍、決定發動戰争的最高權力者，往往與敵人的心理距離和物理距離最遠。
出席白宮晚餐會的總統，既不會濺上敵人的鮮血，也聽不見戰友肉體被撕裂時發出的臨終慘叫。
總統幾乎不用承受殺人所帶來的任何精神負擔，所以他與生俱來的殘忍才會被徹底釋放。
随着軍隊組織的進化和武器的改良，現代戰争中的殺戮必然愈演愈烈。
戰争的決定者下達大規模空襲命令時，不會感到半點良心上的責備。
那麼，明知數十萬人的性命将毀于一旦，卻仍下令開戰的一國領袖，其殘暴性與普通人一樣嗎？還是說，他們本就是異常的人類，在社交性的微笑背後隐藏着非比常人的攻擊性？ 魯本斯推測答案是後者。
被權勢欲所俘虜、在政治鬥争中取勝的人，應該具有超常的好戰資質。
可是，在民主國家，這樣的人反而會被選為領袖。
民主選舉遵從民意，被人民選中的人體現的正是集體的意志。
換言之，戰争心理學研究的其實是當權者的心理學。
為了了解人發動戰争的原因，就必須破解發動戰争的人的精神病理。
在聖菲研究所，魯本斯一邊加深對複雜适應系統理論的認識，一邊利用閑暇時間從事此類研究。
返回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之後，他對以掌權者為唯一研究對象的戰争心理學的興趣也沒有減弱一分。
他在短時間内學習了精神病理學和臨床心理學，運用病理學，嘗試分析了下屆總統候選人的人格，得出的結論是：假如格雷戈裡·萬斯當選總統，更可能發生戰争。
半年後，萬斯在總統選舉中獲勝，魯本斯判斷人類曆史将朝壞的方向發展，他非常渴望一窺萬斯政府的内幕。
當時他已經快三十歲，也萌生了結束學究生活的念頭。
是時候走出象牙塔，投身到人類這種生物構成的汪洋大海中了。
他首先通過洛斯阿拉莫斯研究所的同事，尋找能接近白宮的就職機會。
國家機構都非常欣賞魯本斯非凡的智力。
陸軍情報部和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都向他發出了邀請，他不知作何選擇。
就在這時，他得知了一個以前從未聽說過的智庫：總部位于華盛頓特區的“施耐德研究所”。
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設立的諸多智庫之一。
其他研究機構設有經濟、外交、軍事戰略等研究類别，而施耐德研究所專攻情報戰略。
表面上是私營的公共關系公司，但實際上最大的客戶是中情局和國防部。
之所以它的知名度遠不如蘭德公司，是因為研究所謹小慎微地活動，盡量避免引起公衆注意。
施耐德研究所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持中立立場，所以同曆屆政府都保持着良好關系。
魯本斯覺得這是絕佳的機會，于是經過人事負責人的面試，進入了研究所。
在波托馬克河河畔的一座外觀并不起眼的六層建築裡，魯本斯得到了專用的房間和“研究員”的頭銜。
他被告知，在完成必須處理的繁雜工作後，他可以繼續從事自己喜歡的研究。
他這才明白，自己那時還處在試用期。
魯本斯在不經意中接受了心理測試和測謊儀測試。
聯邦調查員走訪了他所有居住過的地方，對他進行了徹底調查。
一年後，他們确認，魯本斯既不經濟拮據，也沒有外國親屬，既同所有反政府活動無涉，也沒有犯罪經曆或異常性癖，于是魯本斯獲得了絕密級情報的接觸資格。
他立刻忙碌起來，被提升為“分析員”，派往國防部主導的情報戰最前線。
這項機密任務是針對本國國民，而不是敵國的心理戰。
當時，萬斯政權正在策劃對伊拉克的軍事入侵，必須将民意往支持開戰的方向誘導。
于是，國防部選拔了約八十名對其馬首是瞻的退役軍官，僞裝成“基于個人見解支持進攻伊拉克的軍事評論家”，送入各家媒體。
利用媒體操縱人心其實非常簡單。
通過讓電視中的評論家反複鼓吹伊拉克威脅論，萬斯總統的支持率急速攀升。
但就在這時，中情局派出的三十名伊拉克裔美國人潛入他們的祖國，掌握了伊拉克放棄開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計劃，并揭露尼日爾向伊拉克輸出鈾的文件是僞造的。
可疑的核燃料已經被歐洲和日本的公司作為幾年後的期貨買斷。
可是，萬斯政權卻無視所有的報告，一意孤行，挑起戰端。
除了完成分配給自己的工作，魯本斯秉持觀察者的立場，很早就看穿了這是一場旨在掠取石油資源的侵略戰争。
雖然不正義，卻對國家有益。
他尤其注重的，不是國家或者軍工集團等抽象的存在，而是現實中的人。
因為所謂國家的人格，本質上就是國家最高決策者
“你們兒子的智商無法測定。
”園長告訴他們。
當然，這個“無法測定”是正面意義的，所以，在馬裡蘭州經營小規模連鎖餐館的父親和身為家庭主婦的母親都高興壞了。
魯本斯滿十歲時，他的智商雖然在測定範圍内，但早已在正态分布曲線的末端了。
圖表上的數據顯示，魯本斯擁有萬裡挑一的優秀大腦。
将美國全國與他智力水平相當或在他之上的人集合起來，也不可能坐滿棒球場的觀衆席。
不過，同大家的期待相反，魯本斯很早就知道自己難成大器。
十歲出頭時，他就已經意識到自己缺乏獨創能力。
盡管他可以繼承前輩所奠定的學問，但無法提出革新性的見解。
人類曆史上，構建高度科學文明的，是天才們頭腦中的靈光一閃，而魯本斯在人生的早期就已經知道，自己的大腦中沒有接收這種天啟的天線。
所以，十四歲進入喬治敦大學的魯本斯，主動走下神童的寶座，滿足于普通優等生的地位。
他對金錢和權力都沒有追求，隻對知識有超乎常人的渴望。
為了滿足這一欲望，他所有的課都去上，其中最吸引他的是科學史。
從公元前六世紀的自然哲學誕生，到二十世紀理論物理學的發展——魯本斯可以在科學史課堂上領略人類知識的全貌，享受其他東西難以取代的愉悅。
從科學的角度反觀人類曆史，尤其令人唏噓不已的，是阻礙了歐洲人知識進步的黑暗時代。
如果沒有這段曆史，人類最晚也可以在十九世紀登陸月球。
大學時代，魯本斯的學習生活很充實，但其他方面卻很糟糕。
由于他年輕而聰明，還有一頭金發，相貌出衆，所以飽受學長嫉妒。
經常捉弄魯本斯的學長，總是流露出難以抹去的敵意。
最令魯本斯氣惱的是，他們特别喜歡嘲笑魯本斯是處男。
這群得了紅眼病的男生，用開玩笑的口吻貶低他人。
在反複目睹他們醜陋的笑容之後，魯本斯發現了一種傾向：智力水平越是低下的男生，越是渴望在性方面處于優勢地位。
如果見到魯本斯同女生親近，他們的語言就更加惡毒。
這群愚蠢的男生，讓魯本斯聯想到為争奪異性而兩角相抵的公鹿。
自那之後，魯本斯就成了一名冷酷的觀察者。
他裝作懵懂無知，讓對方得意忘形，暴露出心中的獸性。
那些人不知道自己已被魯本斯看透，将自己的動物本性暴露無遺。
在魯本斯看來，社會生活中可見的所有競争的原動力，都可以歸結為兩種欲望：食欲和性欲。
為了比他人吃得更多，或者賺得更多，為了獲得更有魅力的異性，人會蔑視、排擠他人。
獸性越是強烈的人，就越愛用恫吓和計謀，越汲汲于攀上組織的頂端。
資本主義保障的自由競争，就是一種将原始欲望的暴力性轉換為經濟活動能量的巧妙制度。
如果沒有法律，如果不關照全民福祉，那資本主義内在的獸欲就得不到抑制。
總之，人類這種動物，總是用智慧來掩飾、隐蔽原始的欲望，冠之以正當之名，并滿足于這種自欺欺人。
進入大學六年後，二十歲的魯本斯憑借數學基礎論研究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并頭一次了解到了女性肉體的美麗與溫柔。
後來他離開了熟悉的喬治敦，前往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擔任博士研究員。
為了學習複雜系統這門新科學，魯本斯又到了聖菲研究所。
在那裡的咖啡館裡，他偶遇一名心理學家，聽對方說了一番非常有趣的話，從此決定了今後的研究方向：美軍士兵在戰場的開槍率。
“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敵人近距離遭遇後，美軍士兵扣動扳機的比例是多少嗎？” 對這個閑談中提到的問題，魯本斯未作細想便答道：“十次裡有七次吧？” “不對，隻有兩次。
” 見魯本斯臉上浮現出驚訝與懷疑的表情，心理學家繼續道：“剩下的八次，士兵都會以彈藥補給等理由回避殺人行為。
即便在遭受日軍自殺式攻擊之後，這個數字也沒有變化。
也就是說，對最前線的士兵來說，自己被殺的恐懼，其程度遠不如殺死敵人的緊張。
” “真沒想到，我還以為人類很野蠻。
” 心理學家聞言一笑，接着說：“還有呢。
對這個調查結果感到驚慌的是軍方。
士兵講道德可不是什麼好事。
于是他們進行了如何提高開槍率的心理學研究，結果越南戰争中的開槍率就陡增到百分之九十五。
” “軍方是怎麼做到的？” “很簡單。
他們将射擊訓練的靶标從圓形換成了人形，并且讓靶标像人一樣自動豎起，然後根據射擊成績獎優罰劣。
” “操作性條件反射啊。
” “沒錯，就像通過投食器控制小白鼠的行為一樣。
不過……”心理學家沉下臉說，“這種‘一見敵人就條件反射開槍’的訓練方法有一個重大缺陷，士兵隻有開槍時心理障礙才會解除，但殺死敵人後仍然會産生精神創傷。
結果，越戰老兵中出現了大量創傷後應激障礙症患者。
” “可是，”魯本斯不解地問，“如果人類如此憎惡殺人行為，為什麼還會有戰争？就憑百分之二十的開槍率，美國又是如何在二戰中取勝的呢？” “首先，在男性士兵中，有百分之二是‘天生殺人魔’，可以毫無顧慮地殺人，即精神變态者。
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返回社會後會過着普通的市民生活，隻有在戰争中，他們才會變成對殺人行為毫無悔意和自責的‘理想的士兵’。
” “可是，光靠這百分之二的士兵，怎麼可能取得戰争的勝利？” “實際上，将剩下的百分之九十八的士兵培養成殺人惡魔是很簡單的。
首先，通過對權威的服從和歸屬集團的同一化，消除個人的主體性。
然後，很重要的一點是，讓士兵與殺戮目标保持距離。
” “距離？” “嗯。
這個詞由兩個概念構成：心理距離和物理距離。
” 比如，如果敵人屬于其他人種，或者語言、宗教、意識形态不同，那就會有心理距離，殺起來會容易得多。
平時就與其他民族有心理距離的人，即相信自己所屬民族優秀、其他民族劣等的人，在戰争中很容易變為殺人者。
在日常生活中，這樣的人很常見。
隻要再将敵人劣等、與畜生無異的觀念灌輸進他們的意識，打着正義旗幟的殺戮就可以開始了。
這種洗腦教育，在所有的戰争中，乃至平時，都屢見不鮮。
給敵人取諸如“日本佬”“越南豬”之類的蔑稱，就是這種教育的第一步。
“為了保持物理距離，”心理學家繼續道，“就必須使用武器技術。
” 在戰鬥最前線遲疑開槍和不願開槍的士兵，隻要與敵人拉開一段距離，就會毫不猶豫地使用更具破壞力的攻擊手段——發射迫擊炮或艦載炮、飛機空投炸彈等。
在眼前射殺敵人的士兵會背負終身難以愈合的創傷，而參加空襲、奪走上百人性命的投彈手則感受不到絲毫内疚。
“有學者說，想象力是人區别于動物的标志。
可是，在使用武器時，人連最低限度的想象力都被麻痹了。
他們根本想不到轟炸機下亂竄的人們會如何慘死。
這種反常的心理不僅出現在軍人身上，一般市民中也普遍存在。
明白嗎？” 魯本斯點點頭。
人們往往會鄙視用刺刀殺死敵人的士兵，卻将擊落十架敵機的飛行員視為英雄。
“殺人武器的開發，強調盡量遠離敵人，盡量用簡單的手段大量殺傷敵人。
于是，人類逐漸放棄了徒手搏鬥，發明了刀、槍、炮彈、轟炸機等武器，以至于洲際核導彈。
而且，在美國，武器工業成了國民經濟的基礎産業。
所以戰争永遠不會消失。
” 接觸到這類研究的魯本斯，察覺到現代戰争的一個共通點。
戰争當事者中最為殘忍、決定發動戰争的最高權力者，往往與敵人的心理距離和物理距離最遠。
出席白宮晚餐會的總統，既不會濺上敵人的鮮血，也聽不見戰友肉體被撕裂時發出的臨終慘叫。
總統幾乎不用承受殺人所帶來的任何精神負擔，所以他與生俱來的殘忍才會被徹底釋放。
随着軍隊組織的進化和武器的改良，現代戰争中的殺戮必然愈演愈烈。
戰争的決定者下達大規模空襲命令時，不會感到半點良心上的責備。
那麼，明知數十萬人的性命将毀于一旦，卻仍下令開戰的一國領袖，其殘暴性與普通人一樣嗎？還是說，他們本就是異常的人類，在社交性的微笑背後隐藏着非比常人的攻擊性？ 魯本斯推測答案是後者。
被權勢欲所俘虜、在政治鬥争中取勝的人，應該具有超常的好戰資質。
可是，在民主國家，這樣的人反而會被選為領袖。
民主選舉遵從民意，被人民選中的人體現的正是集體的意志。
換言之，戰争心理學研究的其實是當權者的心理學。
為了了解人發動戰争的原因，就必須破解發動戰争的人的精神病理。
在聖菲研究所，魯本斯一邊加深對複雜适應系統理論的認識，一邊利用閑暇時間從事此類研究。
返回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之後，他對以掌權者為唯一研究對象的戰争心理學的興趣也沒有減弱一分。
他在短時間内學習了精神病理學和臨床心理學，運用病理學，嘗試分析了下屆總統候選人的人格，得出的結論是：假如格雷戈裡·萬斯當選總統，更可能發生戰争。
半年後，萬斯在總統選舉中獲勝，魯本斯判斷人類曆史将朝壞的方向發展，他非常渴望一窺萬斯政府的内幕。
當時他已經快三十歲，也萌生了結束學究生活的念頭。
是時候走出象牙塔，投身到人類這種生物構成的汪洋大海中了。
他首先通過洛斯阿拉莫斯研究所的同事，尋找能接近白宮的就職機會。
國家機構都非常欣賞魯本斯非凡的智力。
陸軍情報部和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都向他發出了邀請，他不知作何選擇。
就在這時，他得知了一個以前從未聽說過的智庫：總部位于華盛頓特區的“施耐德研究所”。
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設立的諸多智庫之一。
其他研究機構設有經濟、外交、軍事戰略等研究類别，而施耐德研究所專攻情報戰略。
表面上是私營的公共關系公司，但實際上最大的客戶是中情局和國防部。
之所以它的知名度遠不如蘭德公司，是因為研究所謹小慎微地活動，盡量避免引起公衆注意。
施耐德研究所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持中立立場，所以同曆屆政府都保持着良好關系。
魯本斯覺得這是絕佳的機會，于是經過人事負責人的面試，進入了研究所。
在波托馬克河河畔的一座外觀并不起眼的六層建築裡，魯本斯得到了專用的房間和“研究員”的頭銜。
他被告知，在完成必須處理的繁雜工作後，他可以繼續從事自己喜歡的研究。
他這才明白，自己那時還處在試用期。
魯本斯在不經意中接受了心理測試和測謊儀測試。
聯邦調查員走訪了他所有居住過的地方，對他進行了徹底調查。
一年後，他們确認，魯本斯既不經濟拮據，也沒有外國親屬，既同所有反政府活動無涉，也沒有犯罪經曆或異常性癖，于是魯本斯獲得了絕密級情報的接觸資格。
他立刻忙碌起來，被提升為“分析員”，派往國防部主導的情報戰最前線。
這項機密任務是針對本國國民，而不是敵國的心理戰。
當時，萬斯政權正在策劃對伊拉克的軍事入侵，必須将民意往支持開戰的方向誘導。
于是，國防部選拔了約八十名對其馬首是瞻的退役軍官，僞裝成“基于個人見解支持進攻伊拉克的軍事評論家”，送入各家媒體。
利用媒體操縱人心其實非常簡單。
通過讓電視中的評論家反複鼓吹伊拉克威脅論，萬斯總統的支持率急速攀升。
但就在這時，中情局派出的三十名伊拉克裔美國人潛入他們的祖國，掌握了伊拉克放棄開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計劃，并揭露尼日爾向伊拉克輸出鈾的文件是僞造的。
可疑的核燃料已經被歐洲和日本的公司作為幾年後的期貨買斷。
可是，萬斯政權卻無視所有的報告，一意孤行，挑起戰端。
除了完成分配給自己的工作，魯本斯秉持觀察者的立場，很早就看穿了這是一場旨在掠取石油資源的侵略戰争。
雖然不正義，卻對國家有益。
他尤其注重的，不是國家或者軍工集團等抽象的存在，而是現實中的人。
因為所謂國家的人格，本質上就是國家最高決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