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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除專業術語之後，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
如果唐納德·普羅瑟羅沒搞錯，且進一步實驗證實了先前實驗的結果，那人類就有可能制造一種核爆，它能釋放出毀滅性的能量，并以光速轉移，因此它可以不作用于爆炸發生的地方，而是作用于地球上人們選擇的任何一個地點。
第二次碰面時，唐納德給我看了儀器的草圖以及他最初的計算結果。
如果這種效果随着能量和距離線性增加，那麼這兩個參數的值是沒有上限的。
人們甚至可以把月球炸了——隻需要在地球上積累足夠多的可裂變物質，并把反應的作用點對準月球。
那些日子很難熬，夜裡尤其糟糕，因為夜間我總是翻來覆去地想着這件事。
唐納德還需要一點時間才能把儀器安裝好。
麥克希爾繼續負責儀器，而唐納德和我對數據進行理論分析，當然那隻意味着對現象的公式化。
我們并沒有刻意安排一起工作，這種合作似乎是自然而然發生的。
我平生第一次不得不在計算中應用某種“陰謀最小化”手段；也就是說，我銷毀了所有的筆記，總是清理電腦内存；即使是無關的事情，我也不給唐納德打電話，因為我們之間的聯系突然增加也會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我有點兒害怕巴洛因和拉帕波特的洞察力，所幸我們碰面的次數變少了。
伊沃爾有很多事情要忙，因為有位頗具影響力的參議員麥克馬洪即将來訪，這是一位很有價值的人物，也是拉什的朋友；拉帕波特則被信息理論家們征召了。
雖然身為科學委員會的成員——也是“五巨頭”之一，盡管沒有職銜——但我不屬于任何一個研究團隊，哪怕是名義上的，所以我是自己時間的主人。
因此，我在主電腦前度過一個個漫漫長夜并沒有引起注意；況且我以前也做過同樣的事情，盡管是出于其他原因。
等麥克馬洪到來的時候，唐納德的儀器還沒組裝完。
唐納德不想通過項目管理部門下采購單，所以他隻是向其他團隊借了需要的設備——這也是一種常見的做法。
但他必須想出一些任務讓他手下的其他人去做，一些看起來合理而且不會惹出問題的任務。
很難說我們到底為什麼急于做這個實驗。
我們幾乎從未談及如果大規模實驗成功（實際上是一種失敗）會産生什麼樣的後果；但我承認，在我睡前胡思亂想的時候，我甚至考慮過這樣一種可能性：宣布自己是這顆行星的獨裁者，或者與唐納德共同掌權，搞二頭政治——當然是為了人類的共同利益。
不過我們知道曆史上幾乎每個人都曾為了人類的共同利益而奮鬥，我們也知道這種奮鬥後來演變成了什麼。
站在唐納德的設備前面，你就可以用毀滅全人類來威脅所有的軍隊和國家。
不過我對這個想法并不是認真的。
并不是我缺乏孤注一擲的勇氣——在當時的我看來，已經沒有什麼可失去的了——但我确信，這樣的嘗試将不可避免地以一場大災難告終。
任何此類的舉措都不能給地球帶來和平。
我提到這番幻想隻是為了向讀者展示我當時的心态。
這些事件及其後續事件已被描述過無數次，而每個版本都歪曲了事實。
一些科學家理解我們良心上的不安，甚至私下同情我們——比如巴洛因。
他們介紹其中原委時，說得好像我們是按照項目規定的正确方法行事似的，或者至少我們沒有任何隐藏實驗結果的意圖。
而另一方面，街頭小報（例如，傑克·斯萊澤的著名系列報道“其主之聲陰謀”）引用了我們的老朋友尤金·阿爾伯特·奈伊提供的材料，把唐納德和我描繪成叛徒、敵方特務。
這些憤怒的喧嚣并沒有把我們——陰謀的始作俑者——帶上國會聽證會的複仇法庭，這要感謝項目官方的說法向着我們，要感謝拉什的幕後支持，最後我們還要感謝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當此事被捅到公衆面前時，已經是相當乏味的舊聞了。
的确，我與某些政治人物進行了一些不愉快的交談。
我對他們重複了同樣的話：我認為所有當代沖突都是暫時現象，就好比亞曆山大大帝和拿破侖的統治都是暫時的。
每一次世界危機都可以從戰略角度來看待，隻要這種戰略的後果不會潛在地威脅到我們作為一個物種的存亡。
但是，當全人類的命運成為等式中的一個未知元時，我們的選擇必然隻有一個，沒有讨論的餘地。
這時候仍訴諸美國方式、愛國精神、民主或其他任何理念都是沒有意義的。
在我看來，任何不同意這一判斷的人都是人類劊子手的候選人。
項目中的危機已經過去，但未來還會有其他危機。
技術的發展将擾亂世界的平衡，如果我們不能從這場危機中吸取實際教訓，什麼也救不了我們。
承諾要來的參議員終于帶着随從到達了，并得到了應有的敬意。
原來他是個圓滑老練的人，因為他不跟我們閑聊，那是白人和野蠻人之間慣常的“空談”。
巴洛因滿腦子都是新财年和預算的問題，他希望參議員對項目的工作和成果有盡可能好的印象，而且巴洛因對自己的外交手腕頗有自信，因此他試圖獨占麥克馬洪的時間。
然而麥克馬洪巧妙地掙脫了他的控制，邀請我去談話。
後來我才知道，華盛頓的項目啟動者們認為我是“反對派領袖”，而參議員希望聽到我的不同意見。
但在那次晚宴上我還不知道這一點。
巴洛因在這類事務和把戲中更為老練，他一直試圖給我正确的暗示，但由于參議員坐在我們中間，巴洛因隻能頻頻給我使眼色，擺出一副意味深長、既謹慎又嚴厲的表情。
他先前沒給我指示，現在很想彌補，當我們從桌子邊上站起來時，他已準備一下子跳到我身邊；可是麥克馬洪熱情地摟住我，徑直把我帶到了他的套間。
他給我倒了一杯很高級的馬爹利酒，那可能是他帶來的，因為我不記得在我們賓館餐廳裡見過那種酒。
他轉達了熟人的問候，并開玩笑說他完全看不懂我的著作。
之後他突然卻又看似随意地問我，代碼破譯了沒有。
我知道自己已經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我們的談話是私下進行的；參議員的整個代表團都去參加我們所謂的“實驗室之旅”了。
“既可以說破譯了，也可以說沒有破譯。
”我回答，“你能和一個兩歲的孩子取得聯系，進行溝通嗎？當然可以，隻要你稍花點兒心思就可以做到。
但是，對于你在參議院發表的關于預算的演講，那個孩子又能理解多少呢？” “一點兒也理解不了。
”他說道，“但是，既然我們破譯不了，為什麼又可以說破譯了呢？” “因為我們确實知道了一些事情。
你已經看到了我們的‘展品’……” “我聽說了你的論證。
你證明了那封信是對某種物體的描述，對吧？因此，‘蛙卵’就是那東西的一部分——我說得對嗎？” “參議員，”我說，“如果我解釋得不夠清楚，請不要生氣。
我已經盡力了。
在外行看來，我們研究中——或者更确切地說，到目前為止，在我們的無所建樹中——最不可思議的就是，我們應該已經‘破譯’了代碼的一部分，但後來卻毫無進展。
而密碼分析專家堅持認為，如果代碼能夠部分被破解，那麼其餘的工作應該是一帆風順的，對嗎？” 他隻點了點頭；我注意到他在認真地聽着。
“大體來說，我們已經知道的語言分成兩類。
一類是普通的語言，也就是人類使用的語言——而另一類語言不是由人類創造的。
這樣一種語言适用于生物體與生物體之間的交流。
我想稱之為‘遺傳代碼’。
這種代碼不是自然語言的變體，因為它不僅包含了關于某種生物體結構的信息，而且它能夠将這些信息轉化為那種生物體。
這種代碼是超越了文化的。
為了理解人類的某種自然語言，你最終必須要熟悉他們的文化，哪怕隻是了解一點點。
然而，要想理解某種‘遺傳代碼’，你不需要了解任何文化因素。
為了達到此目的，從物理、化學等領域獲得相關知識就足夠了。
” “那麼從某種程度上說，你還是成功了，你證明了這封信是用某種類似于遺傳代碼的語言寫的。
” “如果這就是答案，那我們就可以自由回家了。
現實情況更糟，因為和往常一樣，現實要更加複雜。
不幸的是，‘文化語言’和‘超文化語言’之間的區别并不是絕對的。
我們堅信這種差别的絕對性，這種信念從屬于一系列我們極難放棄的錯覺。
你提到的那個數學證明，我能把它做出來，僅僅說明了‘信’不是用我們目前使用的這類語言寫成的。
除了遺傳代碼和自然語言，我們不知道其他類型的語言，但這并不意味着它們不存在。
我相信‘其他語言’是存在的，‘信’就是用其中一種寫的。
” “那麼這種‘其他語言’是什麼樣的呢？” “我隻能給你解釋個大概。
讓我把問題簡化一下。
在演化過程中，生物體通過‘說出’某些句子來‘交流’。
這些句子就是基因型，其中的單詞就是染色體。
但是，當一位科學家向你展示某個基因型的結構模型時，你看到的就不再是‘超文化代碼’，因為那位科學家已經把遺傳代碼翻譯成了符号語言——比如說化學符号。
現在言歸正傳，我們開始懷疑所謂‘超文化語言’多少有點兒像康德的‘自在之物’。
你既不能完全理解代碼，也不能完全理解那件物體。
當我們審視任何話語的時候，就會發現其中有些東西來自文化，有些東西來自‘自然’——或者說來自‘世界本身’。
任何信息都是兩種成分的‘混合物’。
在墨洛溫王朝的語言中，或者在共和黨的政治口号中，‘文化’成分所占的比例非常高，不依賴于文化的成分——‘直接來自世界’的成分——隻出現了少量。
而物理學所用的語言，你可以說它正與前者相反：有很多‘來自自然本身’的‘自然’成分，很少有文化塑造的東西。
但是，一種完全‘超文化’的純粹狀态在原則上是無法實現的。
設想一個文明向另一個文明發送包含原子模型的信息，有人認為有可能從這封‘信’中根除所有的文化性痕迹——這想法就是一種幻覺。
文化性痕迹确實可以大大減少，但是在全宇宙中，不管是現在還是将來，都沒有人能将之減少為零。
”
如果唐納德·普羅瑟羅沒搞錯，且進一步實驗證實了先前實驗的結果，那人類就有可能制造一種核爆，它能釋放出毀滅性的能量，并以光速轉移，因此它可以不作用于爆炸發生的地方，而是作用于地球上人們選擇的任何一個地點。
第二次碰面時，唐納德給我看了儀器的草圖以及他最初的計算結果。
如果這種效果随着能量和距離線性增加，那麼這兩個參數的值是沒有上限的。
人們甚至可以把月球炸了——隻需要在地球上積累足夠多的可裂變物質，并把反應的作用點對準月球。
那些日子很難熬，夜裡尤其糟糕，因為夜間我總是翻來覆去地想着這件事。
唐納德還需要一點時間才能把儀器安裝好。
麥克希爾繼續負責儀器，而唐納德和我對數據進行理論分析，當然那隻意味着對現象的公式化。
我們并沒有刻意安排一起工作，這種合作似乎是自然而然發生的。
我平生第一次不得不在計算中應用某種“陰謀最小化”手段；也就是說，我銷毀了所有的筆記，總是清理電腦内存；即使是無關的事情，我也不給唐納德打電話，因為我們之間的聯系突然增加也會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我有點兒害怕巴洛因和拉帕波特的洞察力，所幸我們碰面的次數變少了。
伊沃爾有很多事情要忙，因為有位頗具影響力的參議員麥克馬洪即将來訪，這是一位很有價值的人物，也是拉什的朋友；拉帕波特則被信息理論家們征召了。
雖然身為科學委員會的成員——也是“五巨頭”之一，盡管沒有職銜——但我不屬于任何一個研究團隊，哪怕是名義上的，所以我是自己時間的主人。
因此，我在主電腦前度過一個個漫漫長夜并沒有引起注意；況且我以前也做過同樣的事情，盡管是出于其他原因。
等麥克馬洪到來的時候，唐納德的儀器還沒組裝完。
唐納德不想通過項目管理部門下采購單，所以他隻是向其他團隊借了需要的設備——這也是一種常見的做法。
但他必須想出一些任務讓他手下的其他人去做，一些看起來合理而且不會惹出問題的任務。
很難說我們到底為什麼急于做這個實驗。
我們幾乎從未談及如果大規模實驗成功（實際上是一種失敗）會産生什麼樣的後果；但我承認，在我睡前胡思亂想的時候，我甚至考慮過這樣一種可能性：宣布自己是這顆行星的獨裁者，或者與唐納德共同掌權，搞二頭政治——當然是為了人類的共同利益。
不過我們知道曆史上幾乎每個人都曾為了人類的共同利益而奮鬥，我們也知道這種奮鬥後來演變成了什麼。
站在唐納德的設備前面，你就可以用毀滅全人類來威脅所有的軍隊和國家。
不過我對這個想法并不是認真的。
并不是我缺乏孤注一擲的勇氣——在當時的我看來，已經沒有什麼可失去的了——但我确信，這樣的嘗試将不可避免地以一場大災難告終。
任何此類的舉措都不能給地球帶來和平。
我提到這番幻想隻是為了向讀者展示我當時的心态。
這些事件及其後續事件已被描述過無數次，而每個版本都歪曲了事實。
一些科學家理解我們良心上的不安，甚至私下同情我們——比如巴洛因。
他們介紹其中原委時，說得好像我們是按照項目規定的正确方法行事似的，或者至少我們沒有任何隐藏實驗結果的意圖。
而另一方面，街頭小報（例如，傑克·斯萊澤的著名系列報道“其主之聲陰謀”）引用了我們的老朋友尤金·阿爾伯特·奈伊提供的材料，把唐納德和我描繪成叛徒、敵方特務。
這些憤怒的喧嚣并沒有把我們——陰謀的始作俑者——帶上國會聽證會的複仇法庭，這要感謝項目官方的說法向着我們，要感謝拉什的幕後支持，最後我們還要感謝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當此事被捅到公衆面前時，已經是相當乏味的舊聞了。
的确，我與某些政治人物進行了一些不愉快的交談。
我對他們重複了同樣的話：我認為所有當代沖突都是暫時現象，就好比亞曆山大大帝和拿破侖的統治都是暫時的。
每一次世界危機都可以從戰略角度來看待，隻要這種戰略的後果不會潛在地威脅到我們作為一個物種的存亡。
但是，當全人類的命運成為等式中的一個未知元時，我們的選擇必然隻有一個，沒有讨論的餘地。
這時候仍訴諸美國方式、愛國精神、民主或其他任何理念都是沒有意義的。
在我看來，任何不同意這一判斷的人都是人類劊子手的候選人。
項目中的危機已經過去，但未來還會有其他危機。
技術的發展将擾亂世界的平衡，如果我們不能從這場危機中吸取實際教訓，什麼也救不了我們。
承諾要來的參議員終于帶着随從到達了，并得到了應有的敬意。
原來他是個圓滑老練的人，因為他不跟我們閑聊，那是白人和野蠻人之間慣常的“空談”。
巴洛因滿腦子都是新财年和預算的問題，他希望參議員對項目的工作和成果有盡可能好的印象，而且巴洛因對自己的外交手腕頗有自信，因此他試圖獨占麥克馬洪的時間。
然而麥克馬洪巧妙地掙脫了他的控制，邀請我去談話。
後來我才知道，華盛頓的項目啟動者們認為我是“反對派領袖”，而參議員希望聽到我的不同意見。
但在那次晚宴上我還不知道這一點。
巴洛因在這類事務和把戲中更為老練，他一直試圖給我正确的暗示，但由于參議員坐在我們中間，巴洛因隻能頻頻給我使眼色，擺出一副意味深長、既謹慎又嚴厲的表情。
他先前沒給我指示，現在很想彌補，當我們從桌子邊上站起來時，他已準備一下子跳到我身邊；可是麥克馬洪熱情地摟住我，徑直把我帶到了他的套間。
他給我倒了一杯很高級的馬爹利酒，那可能是他帶來的，因為我不記得在我們賓館餐廳裡見過那種酒。
他轉達了熟人的問候，并開玩笑說他完全看不懂我的著作。
之後他突然卻又看似随意地問我，代碼破譯了沒有。
我知道自己已經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我們的談話是私下進行的；參議員的整個代表團都去參加我們所謂的“實驗室之旅”了。
“既可以說破譯了，也可以說沒有破譯。
”我回答，“你能和一個兩歲的孩子取得聯系，進行溝通嗎？當然可以，隻要你稍花點兒心思就可以做到。
但是，對于你在參議院發表的關于預算的演講，那個孩子又能理解多少呢？” “一點兒也理解不了。
”他說道，“但是，既然我們破譯不了，為什麼又可以說破譯了呢？” “因為我們确實知道了一些事情。
你已經看到了我們的‘展品’……” “我聽說了你的論證。
你證明了那封信是對某種物體的描述，對吧？因此，‘蛙卵’就是那東西的一部分——我說得對嗎？” “參議員，”我說，“如果我解釋得不夠清楚，請不要生氣。
我已經盡力了。
在外行看來，我們研究中——或者更确切地說，到目前為止，在我們的無所建樹中——最不可思議的就是，我們應該已經‘破譯’了代碼的一部分，但後來卻毫無進展。
而密碼分析專家堅持認為，如果代碼能夠部分被破解，那麼其餘的工作應該是一帆風順的，對嗎？” 他隻點了點頭；我注意到他在認真地聽着。
“大體來說，我們已經知道的語言分成兩類。
一類是普通的語言，也就是人類使用的語言——而另一類語言不是由人類創造的。
這樣一種語言适用于生物體與生物體之間的交流。
我想稱之為‘遺傳代碼’。
這種代碼不是自然語言的變體，因為它不僅包含了關于某種生物體結構的信息，而且它能夠将這些信息轉化為那種生物體。
這種代碼是超越了文化的。
為了理解人類的某種自然語言，你最終必須要熟悉他們的文化，哪怕隻是了解一點點。
然而，要想理解某種‘遺傳代碼’，你不需要了解任何文化因素。
為了達到此目的，從物理、化學等領域獲得相關知識就足夠了。
” “那麼從某種程度上說，你還是成功了，你證明了這封信是用某種類似于遺傳代碼的語言寫的。
” “如果這就是答案，那我們就可以自由回家了。
現實情況更糟，因為和往常一樣，現實要更加複雜。
不幸的是，‘文化語言’和‘超文化語言’之間的區别并不是絕對的。
我們堅信這種差别的絕對性，這種信念從屬于一系列我們極難放棄的錯覺。
你提到的那個數學證明，我能把它做出來，僅僅說明了‘信’不是用我們目前使用的這類語言寫成的。
除了遺傳代碼和自然語言，我們不知道其他類型的語言，但這并不意味着它們不存在。
我相信‘其他語言’是存在的，‘信’就是用其中一種寫的。
” “那麼這種‘其他語言’是什麼樣的呢？” “我隻能給你解釋個大概。
讓我把問題簡化一下。
在演化過程中，生物體通過‘說出’某些句子來‘交流’。
這些句子就是基因型，其中的單詞就是染色體。
但是，當一位科學家向你展示某個基因型的結構模型時，你看到的就不再是‘超文化代碼’，因為那位科學家已經把遺傳代碼翻譯成了符号語言——比如說化學符号。
現在言歸正傳，我們開始懷疑所謂‘超文化語言’多少有點兒像康德的‘自在之物’。
你既不能完全理解代碼，也不能完全理解那件物體。
當我們審視任何話語的時候，就會發現其中有些東西來自文化，有些東西來自‘自然’——或者說來自‘世界本身’。
任何信息都是兩種成分的‘混合物’。
在墨洛溫王朝的語言中，或者在共和黨的政治口号中，‘文化’成分所占的比例非常高，不依賴于文化的成分——‘直接來自世界’的成分——隻出現了少量。
而物理學所用的語言，你可以說它正與前者相反：有很多‘來自自然本身’的‘自然’成分，很少有文化塑造的東西。
但是，一種完全‘超文化’的純粹狀态在原則上是無法實現的。
設想一個文明向另一個文明發送包含原子模型的信息，有人認為有可能從這封‘信’中根除所有的文化性痕迹——這想法就是一種幻覺。
文化性痕迹确實可以大大減少，但是在全宇宙中，不管是現在還是将來，都沒有人能将之減少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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