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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書中提及的這些事件，大體上（雖然不是所有方面）都與官方說法一緻。
整個項目的第一年都沒有我的參與。
在确信有必要請學術增援之後，項目的科學委員會才聯系到我。
至于他們為什麼一開始不找我，我經常聽到各種不同的說法。
都是些分量很重的理由，可能沒有一個是真的。
不過我并沒有因為自己被排斥而對項目同事抱有成見，尤其是對伊沃爾·巴洛因。
項目的人事組織并不是完全自由的，雖然他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不是說存在任何公開的幹涉或明顯的壓力，但整件事顯然是由一群精于演戲的專家管理的。
在我被排除在外的那一年裡，我相信政府高層插手了這個項目。
其主之聲計劃幾乎從一開始就是機密，也就是說，該項目的保密性是換取政府支持的先決條件，并且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
我要強調的是，項目的幾位科學主管都是逐漸了解到這一點的。
按照規定，他們需要分别地、逐個地參加特别會議，其間還有人謹慎地要求他們具備政治覺悟和愛國情感。
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動用了哪些說服手段，又赢得了怎樣的恭維、承諾和争辯，我無從知曉，因為官方記錄中略去了這方面内容，唯有絕對的沉默。
直到後來，科學委員會的成員（後來成了我的同事）也沒有主動提及項目起步階段發生的事情。
如果有人不太配合，或者沒表現出足夠的愛國情懷，沒有以國家利益為重，那麼就會被請去參加“最高級别”的談話。
同時，該項目的保密性、封閉性，又被視為一種臨時的、過渡性的安排，是遲早要改變的——這大概是有助于參與者情緒調節的最重要因素。
這兩種手段在心理學上很有效：盡管有個别科學家對政府代表的存在頗有疑慮，但該項目現在得到了國務卿和總統的親自關注，還有那些鼓勵的熱情話語、對擁有“如此頭腦”之人的殷切希望——這一切營造出一種獨特的氛圍，在這種氛圍下，即便是簡單地問一句“項目解除保密的最後期限是何時”，也會顯得不和諧、不禮貌、過于愚鈍。
雖然當着我的面，從來沒人就這個敏感話題吐露過隻言片語，但我可以想象，尊貴的巴洛因要如何指導不懂人情世故的同事掌握與政客共處的種種“外交原則”；以他圓滑機智的性格，又要如何一而再地拖延時機，推遲邀請并準許我加入委員會。
巴洛因一定已經向更不耐煩的人解釋過了，項目首先必須赢得強大的“贊助人”的信任，隻有在此之後，其主之聲計劃才有可能遵循科學舵手們選定的真正最合适的航線。
我沒有諷刺巴洛因的意思，因為我完全可以理解他的處境：他不希望與任何一方起沖突，而且他很清楚，在那些高層人物的圈子裡，我是出了名的不可靠。
總之，我沒有參與其主之聲計劃的啟動。
而且我無數次被告知，這完全是為了我着想，因為項目的研究基地位于羅薩山脈以東一百英裡處的一座鬼城，起初那裡的生活條件相當艱苦。
我覺得最好按照時間順序來講述發生的事情，因此我要從項目的招募特使找到我之前開始講起——當時我正在新罕布什爾州教書。
當我加入其主之聲計劃時，許多一般概念已經形成了。
作為一個“新手”，我需要先熟悉那裡的一切，然後才能像匹新來的馬一樣，被套上挽具，開始拖動那台龐大的機器（共計兩千五百人）。
當時我剛到新罕布什爾沒多久。
我的老同學斯圖爾特·康普頓是那兒的數學系主任，他邀請我去給博士生辦一期夏季研讨會。
我接受了這份工作。
每周隻有三個小時的課，我可以整天在那兒的樹林和田野裡遊玩。
盡管我本可以享受完整的假期，因為那年六月我剛結束了為期一年半的與早川教授的合作項目；但是我了解自己，我需要至少斷斷續續地接觸數學，隻有這樣我才能徹底放松下來。
無所事事的休閑時光會讓我立刻感到愧疚，覺得自己浪費了寶貴的光陰。
此外，我一直都很樂于結識數學界的新鮮血液。
數學是一門深奧的學問，外行對它總有很多錯誤的認識，比對其他任何學科都多。
我算不上一個“純粹的”數學家，我太容易被其他領域的問題誘惑。
這種誘惑促成了我與年輕的索普的合作（他對人類學的貢獻仍然未被認可，就因為他英年早逝。
在自然科學界也是這樣，科學家本人在場是很有必要的，因為比起研究成果本身的價值，它更需要有人宣傳代言）。
後來，我又與唐納德·普羅瑟羅（後來我非常驚訝地發現，他也參與了其主之聲計劃）、詹姆斯·菲尼曼（他後來得了諾貝爾獎）有了合作，以及最後與早川教授的合作。
早川提出了一種宇宙起源理論，我和他一起為該理論搭建了數學框架。
萬萬沒想到的是，這一理論後來竟介入了其主之聲計劃的研究核心——多虧了早川門下一位離經叛道的學生。
有些同行看不起我的這些合作項目，認為這是跑到自然科學的自留地裡打遊擊戰。
但合作的益處是相互的：一方面，那些經驗主義者得到了我的幫助；另一方面，我通過了解他們的問題，開始意識到數學這個柏拉圖王國中哪些方面發展不夠，哪些内容将成為我們征服未來的戰略道路上的絆腳石。
你經常會遇到有人大發感慨，說搞數學唯一需要的就是“裸能力”，因為沒有這種能力的人在數學界無所遁形。
而在其他學科中，講究人際關系、偏袒包庇、追求時髦，以及最重要的——缺乏數學特有的那種無可争議的證明過程，這些導緻一個人的研究生涯成了專業天賦與非科學因素的結合體。
我曾向懷有這種豔羨之情的人解釋過，卻是徒勞。
要知道，在我們的數學樂園裡也不是事事如意的。
格奧爾格·康托爾創立了經典而優美的集合論，卻許多年未被認可，正是出于與數學無甚關聯的原因。
但是，似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羨慕的對象。
我很遺憾自己不太擅長信息論，而在那個領域裡，尤其是在遞歸算法方面，很快就會有驚人的大發現。
作為信息論的助産士，古典邏輯和布爾代數從一開始就背負着組合上的僵化性。
因此，從這些領域借來的數學工具從來都不太好使。
在我看來，它們笨拙、醜陋、尴尬，盡管能産出結果，但運算過程毫無優雅可言。
而接受康普頓的工作邀約能讓我更好地鑽研這門學問，因為我要在新罕布什爾講授的正是數學前沿中的相關領域。
通過授課來學習，這聽起來或許有些奇怪，但我有過不止一次類似的經驗。
當面對着思維活躍并具批判性的聽衆時，我的思維也能得到最好的發揮。
另外，誰都可以幹坐着閱讀深奧的著作，但若是給别人授課，自己就不得不好好準備。
我正是這麼做的，所以很難說我和學生哪一方從中受益更多。
那年夏天天氣晴朗，就是太熱了，即便在野外，土地也幹枯得不行。
我特别喜歡青草。
我們的存在多虧了青草。
唯有在為諸塊大陸披上綠色的植被革命發生之後，多種多樣的動物才在大地上立足。
但我對青草的喜愛之情并不僅僅源自它在演化史上的作用。
時值八月仲夏，變化的預兆就這樣出現了。
邁克爾·葛洛修斯博士給我帶來了伊沃爾·巴洛因的一封信，還有一段秘密口信。
我的宿舍樓是一棟仿哥特式建築，黑磚砌成，發紅的藤蔓把尖頂遮住了一半。
就在那間透氣不佳（老牆裡沒有通風管道，無法裝空調）的宿舍裡，我從葛洛修斯博士口中聽到了那個消息。
他是一位小個子的年輕人，像中國瓷器一樣精巧，唇上蓄了一點半月形的黑胡子。
他說地球接收到了一段廣播，但其内容是好是壞仍無從知曉，因為經過一年的努力，他們還是未能成功破譯。
盡管葛洛修斯沒有明說，我朋友的信件中也沒有提及，但是我意識到這個研究項目受到了高度保護——或者可以稱之為高度監管。
否則如此重要的事情怎麼會沒有洩露給新聞機構或者流入其他媒體渠道呢？顯然有批一流的專家把消息捂得嚴嚴實實的。
葛洛修斯雖然年輕，卻狡猾得像隻老狐狸。
由于不确定我是否同意加入該項目，他不能告訴我任何實質性的東西。
他試圖勾起我的虛榮心，于是強調說有兩千五百人認為我是他們潛在的大救星，而這兩千五百人又是從四十億人裡精挑細選出來的。
但是葛洛修斯很有分寸，沒把馬屁拍得太明顯。
大多數人相信“千穿萬穿，馬屁不穿”。
如果真有這麼一條規律，我就是個例外，因為我從來不在乎他人的贊譽。
這麼說吧，人們隻會誇獎比自己差的人，而不是贊美比自己強的。
而我很清楚自己的價值。
葛洛修斯大概得到了巴洛因的指點，要麼就是他很懂鑒貌辨色。
他滔滔不絕講了好多，似乎完滿地回答了我的問題，但是等談話終了之時，我從他嘴裡撬出來的東西隻用兩張索引卡片就能寫完。
最大的顧慮是研究的機密性。
巴洛因意識到這可能是我最憎惡的一點，所以他在信中談到他曾與總統本人會面，總統向他保證項目的全部研究都會公開，除了對美國國家利益有害的信息。
五角大樓（或者至少是監管項目的那個部門）似乎認為，來自群星的信息是某種超級炸彈或其他終極武器的設計藍圖。
乍一看這是個很奇怪的想法，它更多地反映了地球上的總體政治氛圍，而不是銀河中的智慧文明。
我把葛洛修斯打發走，換來三個小時的獨處時間。
我不急不忙地走向常去的野地。
在火熱的陽光下，我躺在草地上沉思。
不管是葛洛修斯的話還是巴洛因的信，裡面沒有一個詞兒提到要我發誓不洩密，但若要參加這項計劃，就必須遵循這一“入會儀式”，這是不言自明的。
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科學家要面對的典型情況之一。
我們是最重要的标本，是衆人關注的焦點，一言一行都會被放大。
想要手上幹幹淨淨，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作壁上觀，不要卷入任何可能導緻人類毀滅的事件中去——哪怕隻是間接些微沾點邊兒也不行。
但我們不願意做的事情永遠都會有其他人頂替我們去做。
人們說這不是什麼道德議題，我同意。
有人可能會認為，如果一個人同意參與此類工作，并且良心上十分不
整個項目的第一年都沒有我的參與。
在确信有必要請學術增援之後，項目的科學委員會才聯系到我。
至于他們為什麼一開始不找我，我經常聽到各種不同的說法。
都是些分量很重的理由，可能沒有一個是真的。
不過我并沒有因為自己被排斥而對項目同事抱有成見，尤其是對伊沃爾·巴洛因。
項目的人事組織并不是完全自由的，雖然他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不是說存在任何公開的幹涉或明顯的壓力，但整件事顯然是由一群精于演戲的專家管理的。
在我被排除在外的那一年裡，我相信政府高層插手了這個項目。
其主之聲計劃幾乎從一開始就是機密，也就是說，該項目的保密性是換取政府支持的先決條件，并且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
我要強調的是，項目的幾位科學主管都是逐漸了解到這一點的。
按照規定，他們需要分别地、逐個地參加特别會議，其間還有人謹慎地要求他們具備政治覺悟和愛國情感。
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動用了哪些說服手段，又赢得了怎樣的恭維、承諾和争辯，我無從知曉，因為官方記錄中略去了這方面内容，唯有絕對的沉默。
直到後來，科學委員會的成員（後來成了我的同事）也沒有主動提及項目起步階段發生的事情。
如果有人不太配合，或者沒表現出足夠的愛國情懷，沒有以國家利益為重，那麼就會被請去參加“最高級别”的談話。
同時，該項目的保密性、封閉性，又被視為一種臨時的、過渡性的安排，是遲早要改變的——這大概是有助于參與者情緒調節的最重要因素。
這兩種手段在心理學上很有效：盡管有個别科學家對政府代表的存在頗有疑慮，但該項目現在得到了國務卿和總統的親自關注，還有那些鼓勵的熱情話語、對擁有“如此頭腦”之人的殷切希望——這一切營造出一種獨特的氛圍，在這種氛圍下，即便是簡單地問一句“項目解除保密的最後期限是何時”，也會顯得不和諧、不禮貌、過于愚鈍。
雖然當着我的面，從來沒人就這個敏感話題吐露過隻言片語，但我可以想象，尊貴的巴洛因要如何指導不懂人情世故的同事掌握與政客共處的種種“外交原則”；以他圓滑機智的性格，又要如何一而再地拖延時機，推遲邀請并準許我加入委員會。
巴洛因一定已經向更不耐煩的人解釋過了，項目首先必須赢得強大的“贊助人”的信任，隻有在此之後，其主之聲計劃才有可能遵循科學舵手們選定的真正最合适的航線。
我沒有諷刺巴洛因的意思，因為我完全可以理解他的處境：他不希望與任何一方起沖突，而且他很清楚，在那些高層人物的圈子裡，我是出了名的不可靠。
總之，我沒有參與其主之聲計劃的啟動。
而且我無數次被告知，這完全是為了我着想，因為項目的研究基地位于羅薩山脈以東一百英裡處的一座鬼城，起初那裡的生活條件相當艱苦。
我覺得最好按照時間順序來講述發生的事情，因此我要從項目的招募特使找到我之前開始講起——當時我正在新罕布什爾州教書。
當我加入其主之聲計劃時，許多一般概念已經形成了。
作為一個“新手”，我需要先熟悉那裡的一切，然後才能像匹新來的馬一樣，被套上挽具，開始拖動那台龐大的機器（共計兩千五百人）。
當時我剛到新罕布什爾沒多久。
我的老同學斯圖爾特·康普頓是那兒的數學系主任，他邀請我去給博士生辦一期夏季研讨會。
我接受了這份工作。
每周隻有三個小時的課，我可以整天在那兒的樹林和田野裡遊玩。
盡管我本可以享受完整的假期，因為那年六月我剛結束了為期一年半的與早川教授的合作項目；但是我了解自己，我需要至少斷斷續續地接觸數學，隻有這樣我才能徹底放松下來。
無所事事的休閑時光會讓我立刻感到愧疚，覺得自己浪費了寶貴的光陰。
此外，我一直都很樂于結識數學界的新鮮血液。
數學是一門深奧的學問，外行對它總有很多錯誤的認識，比對其他任何學科都多。
我算不上一個“純粹的”數學家，我太容易被其他領域的問題誘惑。
這種誘惑促成了我與年輕的索普的合作（他對人類學的貢獻仍然未被認可，就因為他英年早逝。
在自然科學界也是這樣，科學家本人在場是很有必要的，因為比起研究成果本身的價值，它更需要有人宣傳代言）。
後來，我又與唐納德·普羅瑟羅（後來我非常驚訝地發現，他也參與了其主之聲計劃）、詹姆斯·菲尼曼（他後來得了諾貝爾獎）有了合作，以及最後與早川教授的合作。
早川提出了一種宇宙起源理論，我和他一起為該理論搭建了數學框架。
萬萬沒想到的是，這一理論後來竟介入了其主之聲計劃的研究核心——多虧了早川門下一位離經叛道的學生。
有些同行看不起我的這些合作項目，認為這是跑到自然科學的自留地裡打遊擊戰。
但合作的益處是相互的：一方面，那些經驗主義者得到了我的幫助；另一方面，我通過了解他們的問題，開始意識到數學這個柏拉圖王國中哪些方面發展不夠，哪些内容将成為我們征服未來的戰略道路上的絆腳石。
你經常會遇到有人大發感慨，說搞數學唯一需要的就是“裸能力”，因為沒有這種能力的人在數學界無所遁形。
而在其他學科中，講究人際關系、偏袒包庇、追求時髦，以及最重要的——缺乏數學特有的那種無可争議的證明過程，這些導緻一個人的研究生涯成了專業天賦與非科學因素的結合體。
我曾向懷有這種豔羨之情的人解釋過，卻是徒勞。
要知道，在我們的數學樂園裡也不是事事如意的。
格奧爾格·康托爾創立了經典而優美的集合論，卻許多年未被認可，正是出于與數學無甚關聯的原因。
但是，似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羨慕的對象。
我很遺憾自己不太擅長信息論，而在那個領域裡，尤其是在遞歸算法方面，很快就會有驚人的大發現。
作為信息論的助産士，古典邏輯和布爾代數從一開始就背負着組合上的僵化性。
因此，從這些領域借來的數學工具從來都不太好使。
在我看來，它們笨拙、醜陋、尴尬，盡管能産出結果，但運算過程毫無優雅可言。
而接受康普頓的工作邀約能讓我更好地鑽研這門學問，因為我要在新罕布什爾講授的正是數學前沿中的相關領域。
通過授課來學習，這聽起來或許有些奇怪，但我有過不止一次類似的經驗。
當面對着思維活躍并具批判性的聽衆時，我的思維也能得到最好的發揮。
另外，誰都可以幹坐着閱讀深奧的著作，但若是給别人授課，自己就不得不好好準備。
我正是這麼做的，所以很難說我和學生哪一方從中受益更多。
那年夏天天氣晴朗，就是太熱了，即便在野外，土地也幹枯得不行。
我特别喜歡青草。
我們的存在多虧了青草。
唯有在為諸塊大陸披上綠色的植被革命發生之後，多種多樣的動物才在大地上立足。
但我對青草的喜愛之情并不僅僅源自它在演化史上的作用。
時值八月仲夏，變化的預兆就這樣出現了。
邁克爾·葛洛修斯博士給我帶來了伊沃爾·巴洛因的一封信，還有一段秘密口信。
我的宿舍樓是一棟仿哥特式建築，黑磚砌成，發紅的藤蔓把尖頂遮住了一半。
就在那間透氣不佳（老牆裡沒有通風管道，無法裝空調）的宿舍裡，我從葛洛修斯博士口中聽到了那個消息。
他是一位小個子的年輕人，像中國瓷器一樣精巧，唇上蓄了一點半月形的黑胡子。
他說地球接收到了一段廣播，但其内容是好是壞仍無從知曉，因為經過一年的努力，他們還是未能成功破譯。
盡管葛洛修斯沒有明說，我朋友的信件中也沒有提及，但是我意識到這個研究項目受到了高度保護——或者可以稱之為高度監管。
否則如此重要的事情怎麼會沒有洩露給新聞機構或者流入其他媒體渠道呢？顯然有批一流的專家把消息捂得嚴嚴實實的。
葛洛修斯雖然年輕，卻狡猾得像隻老狐狸。
由于不确定我是否同意加入該項目，他不能告訴我任何實質性的東西。
他試圖勾起我的虛榮心，于是強調說有兩千五百人認為我是他們潛在的大救星，而這兩千五百人又是從四十億人裡精挑細選出來的。
但是葛洛修斯很有分寸，沒把馬屁拍得太明顯。
大多數人相信“千穿萬穿，馬屁不穿”。
如果真有這麼一條規律，我就是個例外，因為我從來不在乎他人的贊譽。
這麼說吧，人們隻會誇獎比自己差的人，而不是贊美比自己強的。
而我很清楚自己的價值。
葛洛修斯大概得到了巴洛因的指點，要麼就是他很懂鑒貌辨色。
他滔滔不絕講了好多，似乎完滿地回答了我的問題，但是等談話終了之時，我從他嘴裡撬出來的東西隻用兩張索引卡片就能寫完。
最大的顧慮是研究的機密性。
巴洛因意識到這可能是我最憎惡的一點，所以他在信中談到他曾與總統本人會面，總統向他保證項目的全部研究都會公開，除了對美國國家利益有害的信息。
五角大樓（或者至少是監管項目的那個部門）似乎認為，來自群星的信息是某種超級炸彈或其他終極武器的設計藍圖。
乍一看這是個很奇怪的想法，它更多地反映了地球上的總體政治氛圍，而不是銀河中的智慧文明。
我把葛洛修斯打發走，換來三個小時的獨處時間。
我不急不忙地走向常去的野地。
在火熱的陽光下，我躺在草地上沉思。
不管是葛洛修斯的話還是巴洛因的信，裡面沒有一個詞兒提到要我發誓不洩密，但若要參加這項計劃，就必須遵循這一“入會儀式”，這是不言自明的。
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科學家要面對的典型情況之一。
我們是最重要的标本，是衆人關注的焦點，一言一行都會被放大。
想要手上幹幹淨淨，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作壁上觀，不要卷入任何可能導緻人類毀滅的事件中去——哪怕隻是間接些微沾點邊兒也不行。
但我們不願意做的事情永遠都會有其他人頂替我們去做。
人們說這不是什麼道德議題，我同意。
有人可能會認為，如果一個人同意參與此類工作，并且良心上十分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