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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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爾·羅思出生在奧匈帝國的山村，父母是猶太教正統派教徒，對印在紙上的文字有本能的敬仰。
安息日的下午，母親會給他讀拉比們所施的奇迹，希望他能虔誠信仰宗教；但1904年春天，他坐在去往紐約的輪船下等客艙裡，與家人和200個移民一起旅行時，因為一件小事，他信教的可能性完全消失了。
塞缪爾·羅思時年9歲，在床鋪上讀着一本意第緒語的小冊子，是漢堡碼頭的一個陌生人給他的。
冊子裡寫了一個猶太預言家，比所有拉比都聰明，雖然後來他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卻起死回生，繼續履行傳教的使命。
這是《新約》裡的一段，年輕的羅思讀到這裡，十分着迷，開始念給旁邊的旅客聽。
于是大家開始探讨、辯論宗教問題，聲音連上層甲闆都能聽到。
突然一個高個、紅胡子的拉比出現在樓梯頂端，用暴躁的聲音問誰在念誦“異教經卷”。
小男孩被人指了出來，拉比走下樓梯，走進氣味刺鼻的黑暗客艙，裡面一片死寂。
隻有一個人認出了這個審問者，敬畏地悄聲說道：“偉大的平斯克拉比啊！” 拉比走到男孩身邊，一把搶過了冊子，責罵說這是罪惡的作品，猶太人的禁區。
他幾下把書撕爛，從舷窗扔進了海裡。
羅思看着他，受到了震驚和羞辱，看到那個拉比責難的眼神，聽到他警告人們錯誤知識有多麼邪惡，他下意識地想躲開。
最後，拉比回去了上面的船艙，羅思對這個神聖的代表感到了憎恨。
那個晚上，以及之後的許許多多個夜晚，他都會記起這位神使的咒罵，永不再遵從任何對文學妄下結論的行為，隻相信自己的判斷。
在下東區[下東區（LowerEastSide），紐約市曼哈頓區沿東河南端一帶，猶太移民聚居地。
]的公立學校裡，羅思是個早熟的學生。
不過老師們對他和他那喜歡辯論的天性都不怎麼喜歡，也不允許他把與課程無關的書帶到課堂上來。
他總被訓斥，最後被停學，惹得他謙卑的父親大發雷霆。
父親是在血汗工廠裡做褲子的，對挑戰權威的兒子并不同情。
羅思自認是反叛者，甚至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他追随愛瑪·戈德曼和亞曆山大·别爾克曼[愛瑪·戈德曼（EmmaGoldman，1869-1940），美國無政府主義者、反戰主義者、女權主義者。
因倡導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她被媒體冠以“紅色愛瑪”的綽号。
亞曆山大·别爾克曼（AlexanderBerkman，1870-1936），以政治激進主義寫作著稱的無政府主義者，也是愛瑪·戈德曼的愛人與終生摯友。
]，經常去聽他們在東百老彙學園裡的演講。
他喜歡讀無政府主義雜志《大地》，還在自己租住的公寓裡交了許多持不同政見的年輕朋友，這些人有一天會通過工會獲得力量，通過罷工獲得名聲。
但羅思太過我行我素，很難長時間和任何團體保持融洽，連家人也不行，所以15歲時，他被父親趕出家門，上學也從來畢不了業。
後來他在日記裡寫道：“我太愛書了，沒法當好學生。
” 他不上學的時候，斷斷續續做了各種零工。
他沿着紐約賣過報，賣給那些坐渡輪通勤的人；在小餐館裡做過服務生；還在藥店裡打過工，裝瓶、貼标簽，有時還會賣安全套給紅着臉的拉比。
到了晚上，要是不能睡在朋友家的沙發上，他就睡在大樓的門廳裡，枕着報紙，洗澡就用公園或車站的公共洗手間。
隻有在圖書館，他才覺得放松，尤其是東百老彙和鮑厄裡街的那家，他一遍又一遍讀着濟慈、雪萊、斯溫伯恩的詩作，斯賓塞和達爾文的學說，自己寫詩和文章，通常都寄給英國猶太周刊，有時還能收到稿費。
羅思的朋友把他發表的作品拿給哥倫比亞大學一位知名英文教授看，之後羅思就在1916年獲得了該大學的獎學金。
但和過去一樣，他當不了好學生，無心坐在教室裡聽課，熱心于編輯校園詩歌雜志，還參加了抗議美國加入“一戰”的學生運動。
羅思有視力缺陷，不能參軍，但他焦躁不安，在學校裡連一年也待不下去。
1918年，他娶了一個在下東區認識的年輕女人，在西八大街49号開了家小書店，很快就因為裡屋有非法釀酒作坊而出了名。
格林威治村[格林威治村（GreenwichVillage），紐約市曼哈頓南部下西城的一個大型居住區，被稱為藝術家的避風港、波希米亞主義首都、現代LGBT運動的搖籃，也是60年代美國“垮掉的一代”和反文化運動的誕生地。
]的畫家可以在他書店的牆上展示自己的油畫，他也為當地畫家和作家提供典當貸款服務。
他借給這些人不多的錢，基本沒有還款，換來賣不出去的手稿和肖像、沒銷路的廉價首飾和家傳“寶物”，毫不稀少的舊書，以及稀少而沒人想要的書。
羅思很樂意當書商，可他賣不出去幾本書，1920年聖誕節過後，他便關掉書店，按照他認識的《紐約先驅報》編輯的建議，接受了在倫敦采訪文學名人的任務。
但這次機會最後也成了不幸的遭遇，因為他發回的文章太過率直，和當初與《先驅報》講好的不一樣。
把喬治王朝時期的詩人描寫成“吸吮濟慈幹枯的膏血”，說亞瑟·西蒙斯是“點亮真空的火炬”，還暗示喬治·穆爾是個性無能，[亞瑟·西蒙斯（ArthurSymons，1865-1945），英國詩人、文學評論家、雜志編輯，受現代法國作家尤其是魏爾倫的影響很深，詩作充滿情色意象，描寫鮮明。
喬治·穆爾（GeorgeMoore，1852-1933），愛爾蘭小說家、詩人、戲劇家和批評家，曾留學法國學習繪畫，深受自然主義的影響。
其代表作有《一個青年人的自白》《愛洛伊絲和阿貝拉》《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憶》《埃伯利街談話錄》等。
]當初《先驅報》讓羅思當文學記者，想要的可不是這種報道。
所以到了26歲，他的英國口音越來越好，習慣了用手杖、穿毛領外套，襯得他六英尺高的身軀更加瘦長，卻被不光彩地召回紐約。
接下來的幾年，他的文字天賦沒有用武之地，隻能去下東區的特殊學校教猶太移民學簡單英語。
幸運的是，他在财務方面有了接濟：他妻子從十幾歲就在制帽業學徒，現在做女帽的生意還挺紅火。
本來這生意還能做得更大，可1925年，她聽信了能說會道的丈夫，加入他覺得更有人文追求的事業，創辦了出版文學雜志和郵購書刊的企業，專賣19世紀作家，比如左拉、巴爾紮克、莫泊桑和福樓拜等人創作的軟色情作品。
羅思的雜志名為《彼端世界月刊》，最早幾期刊登了備受譴責的《尤利西斯》節選，不光冒犯了禁止銷售此書的美國審查者，還惹惱了身在巴黎的原作者，詹姆斯·喬伊斯。
雖然羅思提出為每期雜志上連載的内容付50美元的雙倍價錢，以尊重作者是“天才中的天才”，喬伊斯卻認為羅思沒有得到連載該書的許可。
安息日的下午，母親會給他讀拉比們所施的奇迹，希望他能虔誠信仰宗教；但1904年春天，他坐在去往紐約的輪船下等客艙裡，與家人和200個移民一起旅行時，因為一件小事，他信教的可能性完全消失了。
塞缪爾·羅思時年9歲，在床鋪上讀着一本意第緒語的小冊子，是漢堡碼頭的一個陌生人給他的。
冊子裡寫了一個猶太預言家，比所有拉比都聰明，雖然後來他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卻起死回生，繼續履行傳教的使命。
這是《新約》裡的一段，年輕的羅思讀到這裡，十分着迷，開始念給旁邊的旅客聽。
于是大家開始探讨、辯論宗教問題，聲音連上層甲闆都能聽到。
突然一個高個、紅胡子的拉比出現在樓梯頂端，用暴躁的聲音問誰在念誦“異教經卷”。
小男孩被人指了出來，拉比走下樓梯，走進氣味刺鼻的黑暗客艙，裡面一片死寂。
隻有一個人認出了這個審問者，敬畏地悄聲說道：“偉大的平斯克拉比啊！” 拉比走到男孩身邊，一把搶過了冊子，責罵說這是罪惡的作品，猶太人的禁區。
他幾下把書撕爛，從舷窗扔進了海裡。
羅思看着他，受到了震驚和羞辱，看到那個拉比責難的眼神，聽到他警告人們錯誤知識有多麼邪惡，他下意識地想躲開。
最後，拉比回去了上面的船艙，羅思對這個神聖的代表感到了憎恨。
那個晚上，以及之後的許許多多個夜晚，他都會記起這位神使的咒罵，永不再遵從任何對文學妄下結論的行為，隻相信自己的判斷。
在下東區[下東區（LowerEastSide），紐約市曼哈頓區沿東河南端一帶，猶太移民聚居地。
]的公立學校裡，羅思是個早熟的學生。
不過老師們對他和他那喜歡辯論的天性都不怎麼喜歡，也不允許他把與課程無關的書帶到課堂上來。
他總被訓斥，最後被停學，惹得他謙卑的父親大發雷霆。
父親是在血汗工廠裡做褲子的，對挑戰權威的兒子并不同情。
羅思自認是反叛者，甚至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他追随愛瑪·戈德曼和亞曆山大·别爾克曼[愛瑪·戈德曼（EmmaGoldman，1869-1940），美國無政府主義者、反戰主義者、女權主義者。
因倡導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她被媒體冠以“紅色愛瑪”的綽号。
亞曆山大·别爾克曼（AlexanderBerkman，1870-1936），以政治激進主義寫作著稱的無政府主義者，也是愛瑪·戈德曼的愛人與終生摯友。
]，經常去聽他們在東百老彙學園裡的演講。
他喜歡讀無政府主義雜志《大地》，還在自己租住的公寓裡交了許多持不同政見的年輕朋友，這些人有一天會通過工會獲得力量，通過罷工獲得名聲。
但羅思太過我行我素，很難長時間和任何團體保持融洽，連家人也不行，所以15歲時，他被父親趕出家門，上學也從來畢不了業。
後來他在日記裡寫道：“我太愛書了，沒法當好學生。
” 他不上學的時候，斷斷續續做了各種零工。
他沿着紐約賣過報，賣給那些坐渡輪通勤的人；在小餐館裡做過服務生；還在藥店裡打過工，裝瓶、貼标簽，有時還會賣安全套給紅着臉的拉比。
到了晚上，要是不能睡在朋友家的沙發上，他就睡在大樓的門廳裡，枕着報紙，洗澡就用公園或車站的公共洗手間。
隻有在圖書館，他才覺得放松，尤其是東百老彙和鮑厄裡街的那家，他一遍又一遍讀着濟慈、雪萊、斯溫伯恩的詩作，斯賓塞和達爾文的學說，自己寫詩和文章，通常都寄給英國猶太周刊，有時還能收到稿費。
羅思的朋友把他發表的作品拿給哥倫比亞大學一位知名英文教授看，之後羅思就在1916年獲得了該大學的獎學金。
但和過去一樣，他當不了好學生，無心坐在教室裡聽課，熱心于編輯校園詩歌雜志，還參加了抗議美國加入“一戰”的學生運動。
羅思有視力缺陷，不能參軍，但他焦躁不安，在學校裡連一年也待不下去。
1918年，他娶了一個在下東區認識的年輕女人，在西八大街49号開了家小書店，很快就因為裡屋有非法釀酒作坊而出了名。
格林威治村[格林威治村（GreenwichVillage），紐約市曼哈頓南部下西城的一個大型居住區，被稱為藝術家的避風港、波希米亞主義首都、現代LGBT運動的搖籃，也是60年代美國“垮掉的一代”和反文化運動的誕生地。
]的畫家可以在他書店的牆上展示自己的油畫，他也為當地畫家和作家提供典當貸款服務。
他借給這些人不多的錢，基本沒有還款，換來賣不出去的手稿和肖像、沒銷路的廉價首飾和家傳“寶物”，毫不稀少的舊書，以及稀少而沒人想要的書。
羅思很樂意當書商，可他賣不出去幾本書，1920年聖誕節過後，他便關掉書店，按照他認識的《紐約先驅報》編輯的建議，接受了在倫敦采訪文學名人的任務。
但這次機會最後也成了不幸的遭遇，因為他發回的文章太過率直，和當初與《先驅報》講好的不一樣。
把喬治王朝時期的詩人描寫成“吸吮濟慈幹枯的膏血”，說亞瑟·西蒙斯是“點亮真空的火炬”，還暗示喬治·穆爾是個性無能，[亞瑟·西蒙斯（ArthurSymons，1865-1945），英國詩人、文學評論家、雜志編輯，受現代法國作家尤其是魏爾倫的影響很深，詩作充滿情色意象，描寫鮮明。
喬治·穆爾（GeorgeMoore，1852-1933），愛爾蘭小說家、詩人、戲劇家和批評家，曾留學法國學習繪畫，深受自然主義的影響。
其代表作有《一個青年人的自白》《愛洛伊絲和阿貝拉》《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憶》《埃伯利街談話錄》等。
]當初《先驅報》讓羅思當文學記者，想要的可不是這種報道。
所以到了26歲，他的英國口音越來越好，習慣了用手杖、穿毛領外套，襯得他六英尺高的身軀更加瘦長，卻被不光彩地召回紐約。
接下來的幾年，他的文字天賦沒有用武之地，隻能去下東區的特殊學校教猶太移民學簡單英語。
幸運的是，他在财務方面有了接濟：他妻子從十幾歲就在制帽業學徒，現在做女帽的生意還挺紅火。
本來這生意還能做得更大，可1925年，她聽信了能說會道的丈夫，加入他覺得更有人文追求的事業，創辦了出版文學雜志和郵購書刊的企業，專賣19世紀作家，比如左拉、巴爾紮克、莫泊桑和福樓拜等人創作的軟色情作品。
羅思的雜志名為《彼端世界月刊》，最早幾期刊登了備受譴責的《尤利西斯》節選，不光冒犯了禁止銷售此書的美國審查者，還惹惱了身在巴黎的原作者，詹姆斯·喬伊斯。
雖然羅思提出為每期雜志上連載的内容付50美元的雙倍價錢，以尊重作者是“天才中的天才”，喬伊斯卻認為羅思沒有得到連載該書的許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