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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瓦爾斯基很倒黴，周三早上沒有電話要打。
如果有，他肯定不會登上他的航班。
給普瓦捷先生的信還等在格子裡，他取了五封信，鎖進鋼匣子裡，急忙趕回酒店。
九點半的時候，羅丹中校把信和匣子都取了去。
沒他的事了，他可以回房休息了。
下一班是從晚上七點開始，他要在屋頂值勤。
他在房間裡停了一下，隻是為了拿那把點四五口徑的科爾特槍(羅丹從來不讓他帶槍出門)。
他把槍塞進肩膀下的槍套裡。
如果他穿着一件剪裁合體的上衣，那麼槍和槍套的突起在一百碼外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不過他的衣服做得十分蹩腳，所以盡管鼓出了一大塊，槍和槍套挂在他身上，也隻是像個鼓鼓囊囊的口袋。
他拿了一卷橡皮膏，與他前天買的貝雷帽一起塞進上衣。
他還把過去六個月攢的裡拉和法國法郎裝進口袋，然後關上門，走了。
電梯口樓層服務台的值班保镖擡頭看着他。
“他們讓我去打個電話。
”科瓦爾斯基說道，拇指向上指了指上面的九樓。
值班警衛什麼都沒說，隻是在電梯到的時候看了看他。
科瓦爾斯基步入電梯，幾秒鐘後他就在街上了，戴着大号的墨鏡。
街對面的咖啡館裡，有個男人手裡拿着一份《今日周刊》。
波蘭人前後張望着找出租車的時候，他把雜志放低了一點，透過深色墨鏡打量着科瓦爾斯基。
科瓦爾斯基見沒車過來，便向街角走去。
拿雜志的男人離開咖啡館的露台，走到街邊。
一輛小菲亞特從一排順着人行道停放着的車中開出，停在他對面。
他鑽進車，菲亞特車用步行的速度慢慢跟在科瓦爾斯基的後面。
科瓦爾斯基在街角看到一輛正在轉悠的出租車，招手将其攔了下來。
“去菲烏米奇諾。
”他對司機說。
科瓦爾斯基來到機場意大利航空公司的櫃台前時，安全局的人已經悄悄地跟着他了。
科瓦爾斯基用現金買了票，他向櫃台服務小姐表示，他沒有手提箱或是手提行李。
他被告知，一小時零五分鐘後會廣播通知十一點十五分飛往馬賽的航班旅客登機。
為了打發時間，這位前外籍軍團士兵信步走進機場的自助餐館。
他買了杯咖啡，端到落地窗前，望着往來的飛機。
雖然不知道它們是怎麼運作的，不過他喜歡機場。
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裡，飛機的引擎聲就意味着德國的梅塞施米特戰鬥機、蘇式強擊機或是美國的“空中堡壘”；後來在越南，它們意味着B-26或是“天空侵略者”的空中支援；在阿爾及利亞的山區，它們意味着法國的“神秘”戰鬥機或是“富加”教練機。
但在民用機場，他喜歡看着飛機像銀色的大鳥一樣從天而降。
引擎停止轟鳴，飛機降落在地面之前，就像用線挂在空中一樣。
雖說他在社交方面很膽小，但他喜歡看機場無休止的喧鬧。
也許，他想，如果他的生活和現在不同的話，他很可能會在機場工作。
但他已經走到現在這一步，就再也回不去了。
他的思緒又轉到西爾維身上。
他那棒槌一樣的眉毛緊擰起來，顯得愈發濃黑。
這是不對的，他嚴肅地告訴自己，她要死了，而那些在巴黎高高在上的渾蛋們卻活得好好的，這不公平。
羅丹上校告訴過他那些人的事，他們是如何使法國淪落，如何出賣了軍隊，摧毀了軍團，抛棄了在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的人民，把他們扔給恐怖分子。
羅丹上校從來都沒錯過。
廣播通知他的航班開始登機了，他跟着大家魚貫穿過玻璃門，在炎熱似火的停機坪的白色水泥地上走了約一百碼，來到飛機前。
在瞭望台上，兩名羅蘭上校的特工看着他一步步爬上舷梯進入機艙。
他現在戴着黑色的貝雷帽，臉頰一側貼着橡皮膏。
其中一個特工轉向同伴，疲憊地揚了揚眉毛。
一看到飛往馬賽的那架噴氣式飛機起飛，兩個人便離開欄杆。
穿越大廳的途中，他們在一個公用電話亭停了下來，其中一個撥了個羅馬本地号碼。
他對電話那頭的人報上一個基督教徒的名字，然後慢慢地說：“他走了，乘坐的是意大利航空公司的四五一号航班，十二點十分抵達馬裡尼亞讷機場，再見。
” 十分鐘後，這條消息就到了巴黎，又過了十分鐘，馬賽方面也知道了。
意大利航空公司的子爵号飛越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藍色海灣，即将抵達馬裡尼亞讷機場。
漂亮的羅馬空姐微笑着穿過座位間的通道，檢查所有乘客的安全帶是否都已系好，然後在飛機後部角落裡自己的位置上坐下來，系好了自己的安全帶。
她注意到她前面座位上的乘客正目不轉睛地盯着舷窗外羅納河三角洲的一片白色荒地，就像從未見過一樣。
這個笨重的大家夥不會說意大利語，說的法語帶着濃重的東歐口音；黑色的貝雷帽扣在他黑色的短發上，一身亂糟糟的黑色西服；戴着一副墨鏡，從不摘下來；一大塊橡皮膏遮了一半的臉。
他的臉肯定被刮得很厲害，她想。
飛機準時着陸，離機場大樓很近。
旅客們穿過海關大廳，順序穿過玻璃門。
這時，一個矮個子謝頂的男人站在檢查護照的警察旁邊，輕輕踢了踢他的腳踝。
“大個子，戴黑色貝雷帽，貼塊橡皮膏。
”說完後，他安然漫步離開，對另外一個警察傳達了同樣的信息。
旅客分成兩列通過檢查窗口。
窗格後面，兩個警察遙遙相對地坐着，相距十英尺。
乘客從他們兩個中間次第通過，每位乘客都遞上護照和入境證。
這些警官是安全警察，隸屬邊境檢查處，負責法國國内的安全，查驗入境的外國人和回國的法國人。
當科瓦爾斯基出現時，欄杆後面穿深藍色制服的人幾乎連眼皮都沒擡。
他在黃色入境證上蓋了個章，對着遞過來的身份證掃了一眼，便點點頭，揮手讓大個子繼續往前走。
科瓦爾斯基放心了，朝海關人員走去。
那個矮個子謝頂的男人對幾位海關人員低語了幾句，便悄無聲息地走進他們身後辦公室的玻璃門裡。
一名高級海關警察叫住科瓦爾斯基。
“先生，您的行李？” 他指着其他旅客，他們正在陽光下行李車停放的地方，在傳送帶旁等待自己的行李。
科瓦爾斯基邁步走向海關警察。
“我沒行李。
”他笨拙地說。
海關警察揚起眉毛。
“沒行李？喔，很好，您有什麼需要報關的物品嗎？” “沒有東西要報關。
”科瓦爾斯基回答。
海關的人友善地微笑着，笑容幾乎和他唱歌一般的馬賽口音一樣明朗。
“噢，好的，過去吧，先生。
”他朝出租車排隊的那個出口指了指，科瓦爾斯基點點頭，走進外面的陽光裡。
他不習慣亂花錢，前後看了看，發現了機場大巴，就登了上去。
當他的身影消失之後，其他海關人員圍攏在為首的海關員周圍。
“真不懂他們抓他做什麼。
”其中一個說道。
“他看起來脾氣不大好。
” “那些渾蛋收拾完他，他就不會那樣了。
”第三個人把頭朝後面的辦公室晃了一下。
“來吧，幹活了，”年紀稍大的一位插話道，“今天我們已經為法國盡了自己的一份力了。
” “你是說為了偉大的夏爾吧。
”他們即将散去的時候，第一個人回了一句，低聲咕哝着，“真他媽的。
” 巴士最終停在市中心的法國航空公司辦事處時，正是午餐時間。
這裡的天氣比羅馬還要熱。
八月的馬賽很有特點，但努力工作決不在此列。
籠罩着城市的酷暑像一種病菌，它爬進人們身體的每個組織裡，吮吸着人們的精力。
除了拉上百葉窗，把電風扇開到最大，躺在涼爽的房間裡，其他什麼都不想做。
即使在馬賽最繁忙擁堵的中心商業區，閃亮着大燈、擁擠不堪的車流消失後，街上也變得死氣沉沉。
少數在街上的人和車看起來就像身陷于齊腰深的糖漿裡一樣，緩慢挪動着。
大多數司機都在公園找了個蔭涼的地方午睡去了，科瓦爾斯基花了半個小時才找到一輛出租車。
約約給科瓦爾斯基的地址在由城區通往郊區的主幹道上。
他讓司機把他放在了解放大道，剩下的路他走着過去。
“聽您的。
”司機沒多想，他覺得這些外國人肯定在什麼地方還有輛車，所以要自己走兩步。
科瓦爾斯基目送着出租車掉頭駛向市區，直到看不見為
如果有，他肯定不會登上他的航班。
給普瓦捷先生的信還等在格子裡，他取了五封信，鎖進鋼匣子裡，急忙趕回酒店。
九點半的時候，羅丹中校把信和匣子都取了去。
沒他的事了，他可以回房休息了。
下一班是從晚上七點開始，他要在屋頂值勤。
他在房間裡停了一下，隻是為了拿那把點四五口徑的科爾特槍(羅丹從來不讓他帶槍出門)。
他把槍塞進肩膀下的槍套裡。
如果他穿着一件剪裁合體的上衣，那麼槍和槍套的突起在一百碼外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不過他的衣服做得十分蹩腳，所以盡管鼓出了一大塊，槍和槍套挂在他身上，也隻是像個鼓鼓囊囊的口袋。
他拿了一卷橡皮膏，與他前天買的貝雷帽一起塞進上衣。
他還把過去六個月攢的裡拉和法國法郎裝進口袋，然後關上門，走了。
電梯口樓層服務台的值班保镖擡頭看着他。
“他們讓我去打個電話。
”科瓦爾斯基說道，拇指向上指了指上面的九樓。
值班警衛什麼都沒說，隻是在電梯到的時候看了看他。
科瓦爾斯基步入電梯，幾秒鐘後他就在街上了，戴着大号的墨鏡。
街對面的咖啡館裡，有個男人手裡拿着一份《今日周刊》。
波蘭人前後張望着找出租車的時候，他把雜志放低了一點，透過深色墨鏡打量着科瓦爾斯基。
科瓦爾斯基見沒車過來，便向街角走去。
拿雜志的男人離開咖啡館的露台，走到街邊。
一輛小菲亞特從一排順着人行道停放着的車中開出，停在他對面。
他鑽進車，菲亞特車用步行的速度慢慢跟在科瓦爾斯基的後面。
科瓦爾斯基在街角看到一輛正在轉悠的出租車，招手将其攔了下來。
“去菲烏米奇諾。
”他對司機說。
科瓦爾斯基來到機場意大利航空公司的櫃台前時，安全局的人已經悄悄地跟着他了。
科瓦爾斯基用現金買了票，他向櫃台服務小姐表示，他沒有手提箱或是手提行李。
他被告知，一小時零五分鐘後會廣播通知十一點十五分飛往馬賽的航班旅客登機。
為了打發時間，這位前外籍軍團士兵信步走進機場的自助餐館。
他買了杯咖啡，端到落地窗前，望着往來的飛機。
雖然不知道它們是怎麼運作的，不過他喜歡機場。
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裡，飛機的引擎聲就意味着德國的梅塞施米特戰鬥機、蘇式強擊機或是美國的“空中堡壘”；後來在越南，它們意味着B-26或是“天空侵略者”的空中支援；在阿爾及利亞的山區，它們意味着法國的“神秘”戰鬥機或是“富加”教練機。
但在民用機場，他喜歡看着飛機像銀色的大鳥一樣從天而降。
引擎停止轟鳴，飛機降落在地面之前，就像用線挂在空中一樣。
雖說他在社交方面很膽小，但他喜歡看機場無休止的喧鬧。
也許，他想，如果他的生活和現在不同的話，他很可能會在機場工作。
但他已經走到現在這一步，就再也回不去了。
他的思緒又轉到西爾維身上。
他那棒槌一樣的眉毛緊擰起來，顯得愈發濃黑。
這是不對的，他嚴肅地告訴自己，她要死了，而那些在巴黎高高在上的渾蛋們卻活得好好的，這不公平。
羅丹上校告訴過他那些人的事，他們是如何使法國淪落，如何出賣了軍隊，摧毀了軍團，抛棄了在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的人民，把他們扔給恐怖分子。
羅丹上校從來都沒錯過。
廣播通知他的航班開始登機了，他跟着大家魚貫穿過玻璃門，在炎熱似火的停機坪的白色水泥地上走了約一百碼，來到飛機前。
在瞭望台上，兩名羅蘭上校的特工看着他一步步爬上舷梯進入機艙。
他現在戴着黑色的貝雷帽，臉頰一側貼着橡皮膏。
其中一個特工轉向同伴，疲憊地揚了揚眉毛。
一看到飛往馬賽的那架噴氣式飛機起飛，兩個人便離開欄杆。
穿越大廳的途中，他們在一個公用電話亭停了下來，其中一個撥了個羅馬本地号碼。
他對電話那頭的人報上一個基督教徒的名字，然後慢慢地說：“他走了，乘坐的是意大利航空公司的四五一号航班，十二點十分抵達馬裡尼亞讷機場，再見。
” 十分鐘後，這條消息就到了巴黎，又過了十分鐘，馬賽方面也知道了。
意大利航空公司的子爵号飛越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藍色海灣，即将抵達馬裡尼亞讷機場。
漂亮的羅馬空姐微笑着穿過座位間的通道，檢查所有乘客的安全帶是否都已系好，然後在飛機後部角落裡自己的位置上坐下來，系好了自己的安全帶。
她注意到她前面座位上的乘客正目不轉睛地盯着舷窗外羅納河三角洲的一片白色荒地，就像從未見過一樣。
這個笨重的大家夥不會說意大利語，說的法語帶着濃重的東歐口音；黑色的貝雷帽扣在他黑色的短發上，一身亂糟糟的黑色西服；戴着一副墨鏡，從不摘下來；一大塊橡皮膏遮了一半的臉。
他的臉肯定被刮得很厲害，她想。
飛機準時着陸，離機場大樓很近。
旅客們穿過海關大廳，順序穿過玻璃門。
這時，一個矮個子謝頂的男人站在檢查護照的警察旁邊，輕輕踢了踢他的腳踝。
“大個子，戴黑色貝雷帽，貼塊橡皮膏。
”說完後，他安然漫步離開，對另外一個警察傳達了同樣的信息。
旅客分成兩列通過檢查窗口。
窗格後面，兩個警察遙遙相對地坐着，相距十英尺。
乘客從他們兩個中間次第通過，每位乘客都遞上護照和入境證。
這些警官是安全警察，隸屬邊境檢查處，負責法國國内的安全，查驗入境的外國人和回國的法國人。
當科瓦爾斯基出現時，欄杆後面穿深藍色制服的人幾乎連眼皮都沒擡。
他在黃色入境證上蓋了個章，對着遞過來的身份證掃了一眼，便點點頭，揮手讓大個子繼續往前走。
科瓦爾斯基放心了，朝海關人員走去。
那個矮個子謝頂的男人對幾位海關人員低語了幾句，便悄無聲息地走進他們身後辦公室的玻璃門裡。
一名高級海關警察叫住科瓦爾斯基。
“先生，您的行李？” 他指着其他旅客，他們正在陽光下行李車停放的地方，在傳送帶旁等待自己的行李。
科瓦爾斯基邁步走向海關警察。
“我沒行李。
”他笨拙地說。
海關警察揚起眉毛。
“沒行李？喔，很好，您有什麼需要報關的物品嗎？” “沒有東西要報關。
”科瓦爾斯基回答。
海關的人友善地微笑着，笑容幾乎和他唱歌一般的馬賽口音一樣明朗。
“噢，好的，過去吧，先生。
”他朝出租車排隊的那個出口指了指，科瓦爾斯基點點頭，走進外面的陽光裡。
他不習慣亂花錢，前後看了看，發現了機場大巴，就登了上去。
當他的身影消失之後，其他海關人員圍攏在為首的海關員周圍。
“真不懂他們抓他做什麼。
”其中一個說道。
“他看起來脾氣不大好。
” “那些渾蛋收拾完他，他就不會那樣了。
”第三個人把頭朝後面的辦公室晃了一下。
“來吧，幹活了，”年紀稍大的一位插話道，“今天我們已經為法國盡了自己的一份力了。
” “你是說為了偉大的夏爾吧。
”他們即将散去的時候，第一個人回了一句，低聲咕哝着，“真他媽的。
” 巴士最終停在市中心的法國航空公司辦事處時，正是午餐時間。
這裡的天氣比羅馬還要熱。
八月的馬賽很有特點，但努力工作決不在此列。
籠罩着城市的酷暑像一種病菌，它爬進人們身體的每個組織裡，吮吸着人們的精力。
除了拉上百葉窗，把電風扇開到最大，躺在涼爽的房間裡，其他什麼都不想做。
即使在馬賽最繁忙擁堵的中心商業區，閃亮着大燈、擁擠不堪的車流消失後，街上也變得死氣沉沉。
少數在街上的人和車看起來就像身陷于齊腰深的糖漿裡一樣，緩慢挪動着。
大多數司機都在公園找了個蔭涼的地方午睡去了，科瓦爾斯基花了半個小時才找到一輛出租車。
約約給科瓦爾斯基的地址在由城區通往郊區的主幹道上。
他讓司機把他放在了解放大道，剩下的路他走着過去。
“聽您的。
”司機沒多想，他覺得這些外國人肯定在什麼地方還有輛車，所以要自己走兩步。
科瓦爾斯基目送着出租車掉頭駛向市區，直到看不見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