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Ⅵ 二〇〇五年 安大略省波因特奧巴裡站</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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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港附近發生了“一流的追尾事故”，冬季的鄉村生活嚴酷而艱辛，雪讓一切變得模糊不清，酒精是暴力與放縱的燃料。
丹尼在波因特奧巴裡站附近度過的那十個星期鄉村味十足，雖然達不到凱奇姆的要求，但對作家來說已經足夠。
無論凱奇姆是否同意，這就是他所需要的鄉村生活了。
丹尼·安吉爾的第八本——也是最後一部——小說《打烊後的餐廳》二〇〇二年出版，這時距離《路中央的孩子》出版已有七年。
丹尼告訴凱奇姆的預測基本上是正确的——他的出版商們抱怨說，不出名的作家丹尼爾·巴恰加盧波的作品銷量不可能與丹尼·安吉爾的新作相提并論。
但是丹尼讓出版商們明白，《打烊後的餐廳》絕對是他以安吉爾為筆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
在每一次采訪中，他都反複自稱“丹尼爾·巴恰加盧波”，一次又一次地講述自己年輕時被迫以筆名寫作的緣由。
“丹尼·安吉爾”是個筆名，作家的真名是丹尼爾·巴恰加盧波，這從來都不是什麼秘密——真正的秘密是他為什麼要用筆名。
暢銷書作家的兒子意外身亡——作家的父親慘遭暴力殺害，兇手随即又被作家擊斃——是個大新聞。
丹尼本可以堅持讓《打烊後的餐廳》作為丹尼爾·巴恰加盧波的處女作出版的，盡管出版商們還是會抱怨，但無論如何，他們總會同意，可隻要讓他的下一部小說（第九部）成為丹尼爾·巴恰加盧波的處女作，丹尼就已經滿足了。
《打烊後的餐廳》反響熱烈，得到的大部分是好評——人們常常稱贊作家具備一種當代少見的“克制”，盡管經常重複出現的“克制”二字是褒義，作家卻為此感到困擾。
丹尼永遠都不會知道，凱奇姆對于《打烊後的餐廳》是怎麼想的。
不過，“克制”在伐木工的詞彙表中，從來都不占據主要位置——至少在褒義詞裡面并非如此。
丹尼·安吉爾最後一部小說是否符合老河工的要求——身為作家，丹尼應該放得開——就是說，應該更大膽一些呢？（丹尼顯然并不這樣認為。
） “你一直在回避陰暗題材。
”凱奇姆曾經告訴他。
以《打烊後的餐廳》為例，性情和善的二廚每晚努力自學父親的高超廚藝，這是否像凱奇姆毫不客氣地指出過的那樣，是在“旁敲側擊”呢？（丹尼一定是這麼認為的，否則他為什麼不在這本新小說上自豪地署名“丹尼爾·巴恰加盧波”呢？） “這是他最微妙精細的作品。
”一位評論家在提到《打烊後的餐廳》時熱情地寫道。
在凱奇姆那算不上微妙精細的詞彙裡，“微妙精細”也從來不是褒義詞。
“這是他最具象征意義的作品。
”另一位評論家表示。
丹尼清楚，誰也不知道，凱奇姆對于“最具象征意義”之類的評論會發表怎樣的意見，但作家相信，這位無所畏懼的河工會這樣想：象征意義，加上微妙精細，再加上克制，等同于“回避陰暗題材”，而這正是凱奇姆批評丹尼的地方。
給《打烊後的餐廳》宣傳時，丹尼一再被問到政治方面的問題，老伐木工是不是喜歡他的回答呢？（二〇〇五年，這位小說家依然在回答政治問題，還得為《打烊後的餐廳》的幾個譯本進行巡回宣傳。
） “是的，沒錯，我會繼續住在加拿大，以後都會住在那裡，”丹尼說，“盡管我離開美國的動機已經排除了，就像我們家的一位老朋友說的那樣。
”（這位老朋友當然指的是凱奇姆，他在提到死去的牛仔時，不止一次地用過“排除”這個詞。
） “不，我并不是像你說的那樣，因為‘政治上的反對’而離開美國，”丹尼這樣說過許多次，“而且——我不會因為住在加拿大，還是加拿大公民，就不再描寫美國人和美國人的行為，住在國外——尤其是美國的鄰國加拿大——讓我可以更清楚地看待美國，或者至少能讓我以不那麼美國化的眼光來進行觀察。
”（凱奇姆當然能看出作家為什麼這樣回答，盡管好鬥的老伐木工并不欣賞丹尼在表達自己對美國的政治立場時的含蓄态度。
） “現在說還為時過早。
”在回答九一一事件和布什總統的反擊會如何影響美國、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争趨勢、加拿大是否會受此牽連并陷入經濟衰退或蕭條之類問題的時候，作家總是這樣說。
（因為美國正在快速走向經濟衰退和蕭條，不是嗎？加拿大記者們的言外之意通常是這樣的。
） 自從凱奇姆說美國“一直在衰落”開始，已經過了四年，現在老伐木工會怎麼形容這個國家呢？在加拿大，丹尼被問到的問題越來越具有政治性。
最近，《多倫多星報》的某個記者又向丹尼提出一連串熟悉的問題。
美國“在軍事上令人絕望地過度擴張”，這難道不是事實嗎？聯邦政府不是“背負了巨額債務”嗎？作家是否願意評價一下美國“好戰的天性”？暢銷書作家的“故國”——加拿大記者這樣稱呼美國——不是正在“衰敗”嗎？ 丹尼想知道，要到什麼時候，他才能不再把這些暗示性十足的問題劃到“現在說還為時過早”的範疇？作家知道他不能永遠都用這句話作為回答。
“我消化信息的速度很慢，我的意思是，作為一個作家，”丹尼喜歡在正式發言之前先來這麼一段，“而且我是個小說家，這意味着我永遠都不會寫關于‘九一一’事件的東西，不過等到事情過去一陣子之後，我可能會把這件事當素材，但隻會讓它成為我所構思的故事情節的背景。
”（這樣的聲明既謹慎又含糊，凱奇姆聽了也許會罵一句“駝鹿的糞堆”吧。
） 畢竟，丹尼曾經公開表示，二〇〇〇年美國大選——布什從戈爾那裡“偷走”了總統職位——确實是一次“盜竊”，作家對二〇〇四年的大選發表意見也是順理成章。
當時，布什用成問題的戰術和最糟糕的理由戰勝了約翰·克裡。
在丹尼看來，約翰·克裡兩次都是英雄——在越戰和抗議越戰中都表現得十分英勇。
然而，美國的愛國主義暴力分子不喜歡克裡，他們要麼是蠢，要麼是頑固，竟然還會為那場卑鄙的戰争辯護。
丹尼告訴媒體，所謂的“故國”偶爾會讓他無比贊同地想起塞缪爾·約翰遜的名言：“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避難所。
”遺憾的是，除此之外，丹尼還說了些别的。
某些情況下，作家會以凱奇姆的口吻表态，比如二〇〇四年的美國大選，流氓不隻是喬治·布什，還包括每一個比狗屎還蠢，相信約翰·克裡不夠愛國、不配做美國總統的美國選民。
作家的這些言論被反複轉述，尤其是“愛國主義暴力分子”和“比狗屎還蠢的美國選民”這樣的形容。
小說家丹尼爾·巴恰加盧波确實撰寫并且用筆名“丹尼·安吉爾”出版了八本小說，丹尼和父親确實逃離美國來到加拿大——以移民的方式躲避一個想要殺死他們的瘋子，那個瘋狂的前警察最後确實殺死了丹尼的父親——但在大多數世人眼中，丹尼爾·巴恰加盧波選擇留在加拿大，是出于政治原因。
至于丹尼，他已經厭倦了不停否認，而且用凱奇姆的語氣表态比較容易。
丹尼假裝自己是凱奇姆，對最近的一次民意調查發表了看法：美國人甯肯極其誇張地表達對同性戀婚姻的厭惡，也不願對伊拉克戰争的結果表現出一丁點兒的擔憂。
（這樣的評論進一步鞏固了丹尼的政治聲望，用凱奇姆的腔調發言，很容易被人引用。
） 在多倫多住處廚房的冰箱上，貼着丹尼為凱奇姆總結的問題清單，但看起來不像清單，羅列出來的問題沒有一定的順序。
作家把它們寫在許多便條紙上，因為每張字條都注明了日期，冰箱門上的這些筆記看起來就像是一份伊拉克戰争的日程表，很快紙片就會貼滿整個冰箱門。
就連作家反美傾向最嚴重的加拿大朋友也覺得，丹尼在冰箱上記錄政見既無聊又幼稚（還浪費透明膠帶）。
《打烊後的餐廳》出版的同一年——二〇〇二年，丹尼養成了收聽美國的一個愛國鄉村音樂廣播電台的習慣。
因為隻能在深夜搜索到這個頻道，他懷疑，當風向北吹過安大略湖時，信号是最清晰的。
丹尼這樣做，是為了惹起自己對故國的憤怒嗎？不，完全不是。
他是希望聽到凱奇姆對這個破爛鄉村音樂電台的看法。
作家想聽到老伐木工說：“我來告訴你愚蠢的愛國主義錯在哪裡——它是純粹的癡心妄想！它什麼都不管不顧，隻要美國能赢就行！”這不正是凱奇姆會說的話嗎？ 現在伊拉克戰争已經進行了将近兩年，凱奇姆是不是也會指責大多數美國人缺少見識，不知道這場戰争隻是為了轉移人們對所謂反恐戰争的注意——反而忘記了推動美國早就宣誓發起的反恐戰争？ 丹尼并不反對找到和摧毀基地組織——“重點是趁熱打鐵，找到和摧毀該死的哈馬斯和真主黨！”凱奇姆咆哮，而薩達姆的伊拉克一直是世俗主義的專制政權，大多數美國人是否明白其中的區别？美軍在伊拉克沒發現基地組織，對吧？（政治問題很容易讓丹尼糊塗，他不像凱奇姆那麼自信，讀的東西也不如凱奇姆
丹尼在波因特奧巴裡站附近度過的那十個星期鄉村味十足，雖然達不到凱奇姆的要求，但對作家來說已經足夠。
無論凱奇姆是否同意，這就是他所需要的鄉村生活了。
丹尼·安吉爾的第八本——也是最後一部——小說《打烊後的餐廳》二〇〇二年出版，這時距離《路中央的孩子》出版已有七年。
丹尼告訴凱奇姆的預測基本上是正确的——他的出版商們抱怨說，不出名的作家丹尼爾·巴恰加盧波的作品銷量不可能與丹尼·安吉爾的新作相提并論。
但是丹尼讓出版商們明白，《打烊後的餐廳》絕對是他以安吉爾為筆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
在每一次采訪中，他都反複自稱“丹尼爾·巴恰加盧波”，一次又一次地講述自己年輕時被迫以筆名寫作的緣由。
“丹尼·安吉爾”是個筆名，作家的真名是丹尼爾·巴恰加盧波，這從來都不是什麼秘密——真正的秘密是他為什麼要用筆名。
暢銷書作家的兒子意外身亡——作家的父親慘遭暴力殺害，兇手随即又被作家擊斃——是個大新聞。
丹尼本可以堅持讓《打烊後的餐廳》作為丹尼爾·巴恰加盧波的處女作出版的，盡管出版商們還是會抱怨，但無論如何，他們總會同意，可隻要讓他的下一部小說（第九部）成為丹尼爾·巴恰加盧波的處女作，丹尼就已經滿足了。
《打烊後的餐廳》反響熱烈，得到的大部分是好評——人們常常稱贊作家具備一種當代少見的“克制”，盡管經常重複出現的“克制”二字是褒義，作家卻為此感到困擾。
丹尼永遠都不會知道，凱奇姆對于《打烊後的餐廳》是怎麼想的。
不過，“克制”在伐木工的詞彙表中，從來都不占據主要位置——至少在褒義詞裡面并非如此。
丹尼·安吉爾最後一部小說是否符合老河工的要求——身為作家，丹尼應該放得開——就是說，應該更大膽一些呢？（丹尼顯然并不這樣認為。
） “你一直在回避陰暗題材。
”凱奇姆曾經告訴他。
以《打烊後的餐廳》為例，性情和善的二廚每晚努力自學父親的高超廚藝，這是否像凱奇姆毫不客氣地指出過的那樣，是在“旁敲側擊”呢？（丹尼一定是這麼認為的，否則他為什麼不在這本新小說上自豪地署名“丹尼爾·巴恰加盧波”呢？） “這是他最微妙精細的作品。
”一位評論家在提到《打烊後的餐廳》時熱情地寫道。
在凱奇姆那算不上微妙精細的詞彙裡，“微妙精細”也從來不是褒義詞。
“這是他最具象征意義的作品。
”另一位評論家表示。
丹尼清楚，誰也不知道，凱奇姆對于“最具象征意義”之類的評論會發表怎樣的意見，但作家相信，這位無所畏懼的河工會這樣想：象征意義，加上微妙精細，再加上克制，等同于“回避陰暗題材”，而這正是凱奇姆批評丹尼的地方。
給《打烊後的餐廳》宣傳時，丹尼一再被問到政治方面的問題，老伐木工是不是喜歡他的回答呢？（二〇〇五年，這位小說家依然在回答政治問題，還得為《打烊後的餐廳》的幾個譯本進行巡回宣傳。
） “是的，沒錯，我會繼續住在加拿大，以後都會住在那裡，”丹尼說，“盡管我離開美國的動機已經排除了，就像我們家的一位老朋友說的那樣。
”（這位老朋友當然指的是凱奇姆，他在提到死去的牛仔時，不止一次地用過“排除”這個詞。
） “不，我并不是像你說的那樣，因為‘政治上的反對’而離開美國，”丹尼這樣說過許多次，“而且——我不會因為住在加拿大，還是加拿大公民，就不再描寫美國人和美國人的行為，住在國外——尤其是美國的鄰國加拿大——讓我可以更清楚地看待美國，或者至少能讓我以不那麼美國化的眼光來進行觀察。
”（凱奇姆當然能看出作家為什麼這樣回答，盡管好鬥的老伐木工并不欣賞丹尼在表達自己對美國的政治立場時的含蓄态度。
） “現在說還為時過早。
”在回答九一一事件和布什總統的反擊會如何影響美國、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争趨勢、加拿大是否會受此牽連并陷入經濟衰退或蕭條之類問題的時候，作家總是這樣說。
（因為美國正在快速走向經濟衰退和蕭條，不是嗎？加拿大記者們的言外之意通常是這樣的。
） 自從凱奇姆說美國“一直在衰落”開始，已經過了四年，現在老伐木工會怎麼形容這個國家呢？在加拿大，丹尼被問到的問題越來越具有政治性。
最近，《多倫多星報》的某個記者又向丹尼提出一連串熟悉的問題。
美國“在軍事上令人絕望地過度擴張”，這難道不是事實嗎？聯邦政府不是“背負了巨額債務”嗎？作家是否願意評價一下美國“好戰的天性”？暢銷書作家的“故國”——加拿大記者這樣稱呼美國——不是正在“衰敗”嗎？ 丹尼想知道，要到什麼時候，他才能不再把這些暗示性十足的問題劃到“現在說還為時過早”的範疇？作家知道他不能永遠都用這句話作為回答。
“我消化信息的速度很慢，我的意思是，作為一個作家，”丹尼喜歡在正式發言之前先來這麼一段，“而且我是個小說家，這意味着我永遠都不會寫關于‘九一一’事件的東西，不過等到事情過去一陣子之後，我可能會把這件事當素材，但隻會讓它成為我所構思的故事情節的背景。
”（這樣的聲明既謹慎又含糊，凱奇姆聽了也許會罵一句“駝鹿的糞堆”吧。
） 畢竟，丹尼曾經公開表示，二〇〇〇年美國大選——布什從戈爾那裡“偷走”了總統職位——确實是一次“盜竊”，作家對二〇〇四年的大選發表意見也是順理成章。
當時，布什用成問題的戰術和最糟糕的理由戰勝了約翰·克裡。
在丹尼看來，約翰·克裡兩次都是英雄——在越戰和抗議越戰中都表現得十分英勇。
然而，美國的愛國主義暴力分子不喜歡克裡，他們要麼是蠢，要麼是頑固，竟然還會為那場卑鄙的戰争辯護。
丹尼告訴媒體，所謂的“故國”偶爾會讓他無比贊同地想起塞缪爾·約翰遜的名言：“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避難所。
”遺憾的是，除此之外，丹尼還說了些别的。
某些情況下，作家會以凱奇姆的口吻表态，比如二〇〇四年的美國大選，流氓不隻是喬治·布什，還包括每一個比狗屎還蠢，相信約翰·克裡不夠愛國、不配做美國總統的美國選民。
作家的這些言論被反複轉述，尤其是“愛國主義暴力分子”和“比狗屎還蠢的美國選民”這樣的形容。
小說家丹尼爾·巴恰加盧波确實撰寫并且用筆名“丹尼·安吉爾”出版了八本小說，丹尼和父親确實逃離美國來到加拿大——以移民的方式躲避一個想要殺死他們的瘋子，那個瘋狂的前警察最後确實殺死了丹尼的父親——但在大多數世人眼中，丹尼爾·巴恰加盧波選擇留在加拿大，是出于政治原因。
至于丹尼，他已經厭倦了不停否認，而且用凱奇姆的語氣表态比較容易。
丹尼假裝自己是凱奇姆，對最近的一次民意調查發表了看法：美國人甯肯極其誇張地表達對同性戀婚姻的厭惡，也不願對伊拉克戰争的結果表現出一丁點兒的擔憂。
（這樣的評論進一步鞏固了丹尼的政治聲望，用凱奇姆的腔調發言，很容易被人引用。
） 在多倫多住處廚房的冰箱上，貼着丹尼為凱奇姆總結的問題清單，但看起來不像清單，羅列出來的問題沒有一定的順序。
作家把它們寫在許多便條紙上，因為每張字條都注明了日期，冰箱門上的這些筆記看起來就像是一份伊拉克戰争的日程表，很快紙片就會貼滿整個冰箱門。
就連作家反美傾向最嚴重的加拿大朋友也覺得，丹尼在冰箱上記錄政見既無聊又幼稚（還浪費透明膠帶）。
《打烊後的餐廳》出版的同一年——二〇〇二年，丹尼養成了收聽美國的一個愛國鄉村音樂廣播電台的習慣。
因為隻能在深夜搜索到這個頻道，他懷疑，當風向北吹過安大略湖時，信号是最清晰的。
丹尼這樣做，是為了惹起自己對故國的憤怒嗎？不，完全不是。
他是希望聽到凱奇姆對這個破爛鄉村音樂電台的看法。
作家想聽到老伐木工說：“我來告訴你愚蠢的愛國主義錯在哪裡——它是純粹的癡心妄想！它什麼都不管不顧，隻要美國能赢就行！”這不正是凱奇姆會說的話嗎？ 現在伊拉克戰争已經進行了将近兩年，凱奇姆是不是也會指責大多數美國人缺少見識，不知道這場戰争隻是為了轉移人們對所謂反恐戰争的注意——反而忘記了推動美國早就宣誓發起的反恐戰争？ 丹尼并不反對找到和摧毀基地組織——“重點是趁熱打鐵，找到和摧毀該死的哈馬斯和真主黨！”凱奇姆咆哮，而薩達姆的伊拉克一直是世俗主義的專制政權，大多數美國人是否明白其中的區别？美軍在伊拉克沒發現基地組織，對吧？（政治問題很容易讓丹尼糊塗，他不像凱奇姆那麼自信，讀的東西也不如凱奇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