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後記</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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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忌日，也會忽略過去。
但有時候，不提防，卻突然在夢中見到母親，而看到的，總是她那一副臨終前憂愁無告的面容，與她平日歡顔大不相類。
我知道下意識裡，我對母親的死亡，深感内疚，因為我沒能從死神手裡，将她搶救過來。
在死神面前，我竟是那般無能為力。
初來美國，完全不能寫作，因為環境遽變，方寸大亂，無從下筆，年底耶誕節，學校宿舍關門，我到芝加哥去過耶誕，一個人住在密西根湖邊一家小旅館裡。
有一天黃昏，我走到湖邊，天上飄着雪，上下蒼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樓萬家燈火，四周響着耶誕福音，到處都是殘年急景。
我立在堤岸上，心裡突然起了一陣奇異的感動，那種感覺，似悲似喜，是一種天地悠悠之念，頃刻間，混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來，蓦然回首，二十五歲的那個自己，變成了一團模糊，逐漸消隐。
我感到脫胎換骨，驟然間，心裡增添了許多歲月。
黃庭堅的詞：“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
”不必十年，一年已足，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種地方。
回到愛荷華，我又開始寫作了，第一篇就是《芝加哥之死》。
在愛荷華作家工作室，我學到了不少東西：我了解到小說叙事觀點的重要性。
PercyLubbock那本經典之作《小說技巧》對我啟發是大的，他提出了小說兩種基本寫作技巧：叙述法與戲劇法。
他讨論了幾位大小說家，有的擅長前者，如薩克萊（Thackeray），有的擅長後者，如狄更斯。
他覺得：何時叙述，何時戲劇化，這就是寫小說的要訣。
所謂戲劇化，就是制造場景，運用對話。
我自己也發覺，一篇小說中，叙述與對話的比例安排是十分重要的。
我又發覺中國小說家大多擅長戲劇法，《紅樓》、《水浒》、《金瓶》、《儒林》，莫不以場景對話取勝，連篇累牍的描述及分析，并不多見。
我研讀過的偉大小說家，沒有一個不是技巧高超的，小說技巧不是“雕蟲小技”，而是表現偉大思想主題的基本工具。
在那段期間，對我寫作更重要的影響，便是自我的發現與追蹤。
像許多留學生一樣，一出國外，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産生了所謂認同危機。
對本身的價值觀與信仰都得重新估計。
雖然在課堂裡念的是西洋文學，可是從圖書館借的，卻是一大疊一大疊有關中國曆史、政治、哲學、藝術的書，還有許多五四時代的小說。
我患了文化饑餓症，捧起這些中國曆史文學，便狼吞虎咽起來。
看了許多中國近代史的書，看到抗日台兒莊之役，還打算回國的時候，去向父親請教，問他當時戰争實際的情形。
暑假，有一天在紐約，我在LittleCarnegieHall看到一個外國人攝輯的中國曆史片，從慈禧駕崩、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到戰亂，大半個世紀的中國，一時呈現眼前。
南京屠殺、重慶轟炸，不再是曆史名詞，而是一具具中國人被蹂躏、被淩辱、被分割、被焚燒的肉體，橫陳在那片給苦難的血淚灌溉得發了黑的中國土地上。
我坐在電影院内黑暗的一角，一陣陣毛骨悚然地激動不能自已。
走出外面，時報廣場仍然車水馬龍，紅塵萬丈，霓虹燈刺得人眼睛隻發疼，我蹭蹬紐約街頭，一時不知身在何方。
那是我到美國後，第一次深深感到國破家亡的彷徨。
去國日久，對自己國家的文化鄉愁日深，于是便開始了《紐約客》，以及稍後的《台北人》。
注 此“後記”原為一九七六年遠景結集早期短篇小說而寫。
但有時候，不提防，卻突然在夢中見到母親，而看到的，總是她那一副臨終前憂愁無告的面容，與她平日歡顔大不相類。
我知道下意識裡，我對母親的死亡，深感内疚，因為我沒能從死神手裡，将她搶救過來。
在死神面前，我竟是那般無能為力。
初來美國，完全不能寫作，因為環境遽變，方寸大亂，無從下筆，年底耶誕節，學校宿舍關門，我到芝加哥去過耶誕，一個人住在密西根湖邊一家小旅館裡。
有一天黃昏，我走到湖邊，天上飄着雪，上下蒼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樓萬家燈火，四周響着耶誕福音，到處都是殘年急景。
我立在堤岸上，心裡突然起了一陣奇異的感動，那種感覺，似悲似喜，是一種天地悠悠之念，頃刻間，混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來，蓦然回首，二十五歲的那個自己，變成了一團模糊，逐漸消隐。
我感到脫胎換骨，驟然間，心裡增添了許多歲月。
黃庭堅的詞：“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
”不必十年，一年已足，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種地方。
回到愛荷華，我又開始寫作了，第一篇就是《芝加哥之死》。
在愛荷華作家工作室，我學到了不少東西：我了解到小說叙事觀點的重要性。
PercyLubbock那本經典之作《小說技巧》對我啟發是大的，他提出了小說兩種基本寫作技巧：叙述法與戲劇法。
他讨論了幾位大小說家，有的擅長前者，如薩克萊（Thackeray），有的擅長後者，如狄更斯。
他覺得：何時叙述，何時戲劇化，這就是寫小說的要訣。
所謂戲劇化，就是制造場景，運用對話。
我自己也發覺，一篇小說中，叙述與對話的比例安排是十分重要的。
我又發覺中國小說家大多擅長戲劇法，《紅樓》、《水浒》、《金瓶》、《儒林》，莫不以場景對話取勝，連篇累牍的描述及分析，并不多見。
我研讀過的偉大小說家，沒有一個不是技巧高超的，小說技巧不是“雕蟲小技”，而是表現偉大思想主題的基本工具。
在那段期間，對我寫作更重要的影響，便是自我的發現與追蹤。
像許多留學生一樣，一出國外，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産生了所謂認同危機。
對本身的價值觀與信仰都得重新估計。
雖然在課堂裡念的是西洋文學，可是從圖書館借的，卻是一大疊一大疊有關中國曆史、政治、哲學、藝術的書，還有許多五四時代的小說。
我患了文化饑餓症，捧起這些中國曆史文學，便狼吞虎咽起來。
看了許多中國近代史的書，看到抗日台兒莊之役，還打算回國的時候，去向父親請教，問他當時戰争實際的情形。
暑假，有一天在紐約，我在LittleCarnegieHall看到一個外國人攝輯的中國曆史片，從慈禧駕崩、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到戰亂，大半個世紀的中國，一時呈現眼前。
南京屠殺、重慶轟炸，不再是曆史名詞，而是一具具中國人被蹂躏、被淩辱、被分割、被焚燒的肉體，橫陳在那片給苦難的血淚灌溉得發了黑的中國土地上。
我坐在電影院内黑暗的一角，一陣陣毛骨悚然地激動不能自已。
走出外面，時報廣場仍然車水馬龍，紅塵萬丈，霓虹燈刺得人眼睛隻發疼，我蹭蹬紐約街頭，一時不知身在何方。
那是我到美國後，第一次深深感到國破家亡的彷徨。
去國日久，對自己國家的文化鄉愁日深，于是便開始了《紐約客》，以及稍後的《台北人》。
注 此“後記”原為一九七六年遠景結集早期短篇小說而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