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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與艾米娜。

     珍妮·楊思多德清了清喉嚨,直瞪着史黛拉。

    我真想對她尖叫,要她把目光收回去,饒過我的孩子。

    她針對案情進行陳詞時,眼睛都不眨一下,沒有屏住呼吸,更不曾出現片刻猶豫。

     “史黛拉·桑德爾于今年六月,結識克裡斯多弗·奧爾森。

    兩人在‘帖格奈斯’小酒館初次見面時,就一拍即合。

    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兩人發生了性關系。

    ” 史黛拉看起來心不在焉。

    她直盯着楊思多德,我從她的眼神中,無法看出她對檢察官這種說法表達出絲毫的抗議。

     “不久之後,史黛拉的女性友人艾米娜·貝西奇開始背着史黛拉,暗中與克裡斯多弗·奧爾森見面。

    庭上稍後将傳喚艾米娜。

    史黛拉很快就發現:克裡斯多弗也與艾米娜發生了性關系。

    ” 我覺得自己察覺到,審判長約蘭·雷翁非常輕微地點了點頭。

    他身旁的參審員們饒有興緻、聚精會神地聆聽着檢察官的說辭。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别的說法被提出。

    到目前為止,這種被提出的說法就是真相。

     “克裡斯多弗·奧爾森選擇結束與史黛拉·桑德爾的關系,兩人在一周的時間内未與彼此聯系。

    然而,在命案當天,史黛拉企圖重新聯絡他,并來到他位于飛箭街的住所。

    證人蜜·塞恩瓦爾是奧爾森的鄰居,當天夜裡十一時三十分,她見到史黛拉騎自行車抵達那棟樓房前,奔向克裡斯多弗·奧爾森的公寓。

    三十分鐘以後,蜜·塞恩瓦爾再一次看到史黛拉。

    當時她站在人行道上,仿佛在等人。

    ” 毫無疑問,庭審的結構對檢察官有利。

    先發制人,先描述事發過程,在心理學上占有優勢。

    你會樂于把最先聽到的說法當成是真相,因此,後續的說辭必須達到更高的要求,才能改變對案發過程的初步認知。

    很不幸,不管法官和參審員們多麼努力擺出大公無私的姿态,摒棄偏見與其他所有影響并掌控我們的心理學機制,他們終究隻是人。

     旁聽席上傳出打字聲。

    一部分人用紙筆做筆記。

    當然,特派員們與記者們對事情已經有了清晰、完整的認知,他們已經準備好,要和所有在家裝有電視天線或互聯網設備的人分享這些認知。

    我将手伸向一名胡須濃密、坐在我身邊的男子。

    其實還有另一種真相,你還沒聽到那個真相。

    雙方的發言權都必須獲得保障。

    那名正在打字的胡須男訝異地望着我,豎起眉毛,仿佛在問我,我到底想把他怎樣。

    我重新縮回自己的隧道,我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汗味撲面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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