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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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年末，母親感覺到自己又懷孕了，父親知道後，堅決要她設法打掉。
那時父母都是近四十歲的人了，最小的孩子(女兒)也已經快八歲，又正當國難時期，經濟拮據，精神焦慮，不想再要多餘的孩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母親為打掉肚子裡的孩子，遍尋偏方，積極服用，但不知怎麼搞的，總是服了那打胎藥後，沒多久便會感覺到仿佛有一雙小手在抓撓她的腸胃，隻有盡情嘔出方能松快。
急切中她甚至設想過從桌櫃上跳下的惡性堕胎法。
後來她感覺實在無法擺脫一個新生命的誕生，便轉而經常撫摩着隆起的肚子，産生出了一種異常珍愛的情感。
她把決意生下孩子的想法告訴了父親，據說父親正是在日本飛機的噪音中也表了态：“他們炸出了一個來!一個抗日的小戰士!”就這樣，我于1942年6月4日淩晨，誕生在成都育嬰堂街，接生的是我的舅母。
父親在我出生後，為我取名心武，“心”是排行，“武”是表示要以武力抗擊日寇的侵略。
從小時候能懂事起，父親就經常給我講祖父的事。
他希望我們孩子裡能有人當醫生，因為祖父首先是一個醫生，而且一度是革命軍的軍醫；其次就是鼓勵我們有所著述，能出版個人專著。
就我個人而言，我雖然沒能成為一個醫生，卻畢竟成為了一個作家，已經有國内若幹著名的出版社出版過我的著作，但商務印書館跟我約稿，還是第一次，雖然這隻是《今日東方》雜志裡的一篇文章，但對我個人而言，它的意義很不一般。
這證明有些生命的鍊環是炸不斷的，而一個民族的精神傳承，更不是把老一輩的著作化為紙灰，就可以截斬的。
國家實行改革、開放後，我在1981年、1997年兩次應邀訪問了日本。
當我踏上日本的地面時，心情可能比一般訪問者複雜得多。
我的祖父，以及他那一輩的許多人，曾把日本作為一個理想的地方，以為可以從那裡獲得使自己民族富強的能力。
據父親回憶，從日本歸國後的祖父曾常在家裡穿日本和服。
但是後來日本卻一步緊逼一步地欺負中國，直至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件”裡，擲下炸彈炸死了我祖父和他全部未及刊印的譯著，使他未能在中國的那個發展階段留下他本來可能産生出甚至是重大影響的思想文化痕迹。
而我這個生命，也正是在日本飛機不斷轟炸重慶和成都的噪音和火光裡誕生的——如父親所說，是炸出來的——可是我卻也終于踏上了日本的土地，進行所謂的文學訪問。
更令人難以解釋清楚的是，我自1977年登上文壇後，雖說若幹作品被譯成了英、法、德、意、俄、瑞典等文字，但相比而言，卻以日本的譯本最多。
在日本，我的心靈在有一點上尤為敏感，那就是我可能比一般人更難容忍軍國主義，哪怕隻是一點點那樣的“氣味”。
無論是試圖為曾經存在過的軍國主義巧為辯護，還是企圖為現在複活的軍國主義聲張助威，都會激起我滿腔的義憤。
我也讀過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那個文本或許确實與軍國主義沒什麼直接聯系，但我不能冷靜地“就事論事”，去欣賞那“美麗的文本”，因為我不能不想起他是一個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這又不能不令我憶念起我那肉體與著述在同一天被日本軍國主義炸成齑粉的祖父。
當我在東京，有人遠遠指給我靖國神社時，我不僅咬牙切齒，而且惡心欲嘔。
但是兩次訪問日本，又使我接觸到了很多和我一樣痛恨日本軍國主義的日本文化人，還有從東京到廣島到北海道劄幌的普通日本市民和農民，我曾同他們講到“一·二八事件”，講到我祖父和他那些著述的湮滅，講到我這生命與名字的來曆，我從聽者眼睛裡閃動的濕潤的光影裡，獲得的不僅是撫慰，更是一種堅定的誓言： 不能讓那已經發生過的罪惡重演!
那時父母都是近四十歲的人了，最小的孩子(女兒)也已經快八歲，又正當國難時期，經濟拮據，精神焦慮，不想再要多餘的孩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母親為打掉肚子裡的孩子，遍尋偏方，積極服用，但不知怎麼搞的，總是服了那打胎藥後，沒多久便會感覺到仿佛有一雙小手在抓撓她的腸胃，隻有盡情嘔出方能松快。
急切中她甚至設想過從桌櫃上跳下的惡性堕胎法。
後來她感覺實在無法擺脫一個新生命的誕生，便轉而經常撫摩着隆起的肚子，産生出了一種異常珍愛的情感。
她把決意生下孩子的想法告訴了父親，據說父親正是在日本飛機的噪音中也表了态：“他們炸出了一個來!一個抗日的小戰士!”就這樣，我于1942年6月4日淩晨，誕生在成都育嬰堂街，接生的是我的舅母。
父親在我出生後，為我取名心武，“心”是排行，“武”是表示要以武力抗擊日寇的侵略。
從小時候能懂事起，父親就經常給我講祖父的事。
他希望我們孩子裡能有人當醫生，因為祖父首先是一個醫生，而且一度是革命軍的軍醫；其次就是鼓勵我們有所著述，能出版個人專著。
就我個人而言，我雖然沒能成為一個醫生，卻畢竟成為了一個作家，已經有國内若幹著名的出版社出版過我的著作，但商務印書館跟我約稿，還是第一次，雖然這隻是《今日東方》雜志裡的一篇文章，但對我個人而言，它的意義很不一般。
這證明有些生命的鍊環是炸不斷的，而一個民族的精神傳承，更不是把老一輩的著作化為紙灰，就可以截斬的。
國家實行改革、開放後，我在1981年、1997年兩次應邀訪問了日本。
當我踏上日本的地面時，心情可能比一般訪問者複雜得多。
我的祖父，以及他那一輩的許多人，曾把日本作為一個理想的地方，以為可以從那裡獲得使自己民族富強的能力。
據父親回憶，從日本歸國後的祖父曾常在家裡穿日本和服。
但是後來日本卻一步緊逼一步地欺負中國，直至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件”裡，擲下炸彈炸死了我祖父和他全部未及刊印的譯著，使他未能在中國的那個發展階段留下他本來可能産生出甚至是重大影響的思想文化痕迹。
而我這個生命，也正是在日本飛機不斷轟炸重慶和成都的噪音和火光裡誕生的——如父親所說，是炸出來的——可是我卻也終于踏上了日本的土地，進行所謂的文學訪問。
更令人難以解釋清楚的是，我自1977年登上文壇後，雖說若幹作品被譯成了英、法、德、意、俄、瑞典等文字，但相比而言，卻以日本的譯本最多。
在日本，我的心靈在有一點上尤為敏感，那就是我可能比一般人更難容忍軍國主義，哪怕隻是一點點那樣的“氣味”。
無論是試圖為曾經存在過的軍國主義巧為辯護，還是企圖為現在複活的軍國主義聲張助威，都會激起我滿腔的義憤。
我也讀過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那個文本或許确實與軍國主義沒什麼直接聯系，但我不能冷靜地“就事論事”，去欣賞那“美麗的文本”，因為我不能不想起他是一個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這又不能不令我憶念起我那肉體與著述在同一天被日本軍國主義炸成齑粉的祖父。
當我在東京，有人遠遠指給我靖國神社時，我不僅咬牙切齒，而且惡心欲嘔。
但是兩次訪問日本，又使我接觸到了很多和我一樣痛恨日本軍國主義的日本文化人，還有從東京到廣島到北海道劄幌的普通日本市民和農民，我曾同他們講到“一·二八事件”，講到我祖父和他那些著述的湮滅，講到我這生命與名字的來曆，我從聽者眼睛裡閃動的濕潤的光影裡，獲得的不僅是撫慰，更是一種堅定的誓言： 不能讓那已經發生過的罪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