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秩父酒吧老闆娘謀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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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
而她是被人用一條粉紅色圍巾勒死的。
她的衣服口袋裡有一串車鑰匙和一條手帕。
車子停在附近；駕駛座下有一個束帶錢包，裡面有6000日元（約合60美元）的現金（因此有可能排除搶劫的動機）和受害人的身份證。
她姓中川。
就是這些。
山本讓我回到公園去，跟警方一起尋找目擊者。
其他記者都被派到受害人的家裡去了。
幾個小時後，我們碰頭，對了一下各自的記錄：埼玉縣警方找到了受害人的通訊錄，上面記着40個人名，裡面有幾個顯然是外國人。
警方正在逐個訊問他們。
被認定為兇器的粉紅色圍巾并不屬于受害人，她的家人從來沒見過那樣的圍巾。
但關鍵在于（又是這樣）：受害人的男友是個外國人。
在遇害的當天，她曾出門去見他。
那個外國人的名字叫阿蔔杜勒，但大家都叫他“安迪”。
顯然，他是個冒充法國人的伊朗人。
據受害人的一個朋友說，兩個人本該在上尾市的一家健身俱樂部裡見面的。
聽到這個消息，中島和高橋立刻動身前往上尾，希望能在健身俱樂部裡打聽到一些消息。
可事與願違，他們立即被工作人員拒之門外，這些人已經接到了警方的警告，讓他們不要跟記者說話。
老外的腦海裡又冒出了絕妙主意：我可以冒充那個伊朗人男友的哥們兒到健身俱樂部裡去碰碰運氣。
不出所料，山本認為這招精明，中島卻認為行不通。
但最後大家意見一緻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試試再說。
我換上了牛仔褲和馬球衫，那天早上沒刮胡子，胡茬不長不短正好。
我相信自己能蒙混過關。
我一進門就走到接待區前，用裝出來的帶伊朗口音的日語先稍微提了一下安迪是我的朋友和同鄉，然後再打聽要成為健身俱樂部的會員需要多少費用（可真不便宜）。
那些工作人員剛開始顯得很警惕，不過，在我的軟磨硬泡下還是慢慢松懈了下來。
他們談到安迪和中川曾是一對十分可愛的情侶。
我趁機漫不經心地說道，會員費這麼高，我得跟安迪借點錢啊。
我隻知道他工作的地方，你們知不知道他住的地方？ 他們很樂意地幫了我這個忙。
我手裡拿着地址走出了健身俱樂部，那時的感覺就像電影《碟中諜》裡的吉姆·菲爾普斯。
我和“巨無霸”馬上按着安迪的地址找到了一棟破爛不堪的兩層木結構樓房，走廊裡放着一台公用的洗衣機。
我們從闆着臉的房東那裡了解到，警方在屍體被發現的幾個小時後便搜查了那個地方，強行帶走了十多個所謂簽證逾期的外國人。
這段簡短的交談被兩名剛巧回到公寓樓來的警察打斷了，他們把我們趕了出來。
與此同時，派出所裡一片騷亂。
健身俱樂部的工作人員趁着我待在那裡的幾分鐘時間就給派出所打了電話。
結果，一名素描高手被派去畫了一張“安迪可疑的朋友”的綜合素描像。
數名警探被派去尋找這個朋友——一個潛在的共犯，他們在街頭巡查線索，把那張綜合素描像拿給公園裡的人辨認。
還有兩名警探被派去監視健身俱樂部，以防那個可疑的朋友回來。
我是第二天早上才得知了派出所裡發生的這一切。
昨晚午夜時分，法醫長橫澤仔細打量着那張綜合素描像，恍然大悟。
“你們這些白癡！”他對着警探們吼道，“這根本就不是伊朗人！這是《讀賣新聞》的外國記者冒充的伊朗人！” 一向紳士風度的橫澤這回真的被惹惱了，警探們準備把我抓去關起來。
山本接到一個憤怒的電話，電話那頭的人暴跳如雷，山本一邊不停地道歉，一邊還一再地鞠躬。
不過，他很得體，并沒有對着我喊叫，而是禮貌地建議我放下身段乞求佐伯和橫澤的原諒。
我浪費了警察部門一整天的時間，讓好幾個警探都白費了工夫。
第二天，在新聞簡報會開始之前，我走到佐伯跟前，雖然感覺有點反胃，但還是結結巴巴地道了歉。
佐伯無動于衷，那一瞬間我以為他會上來揍我。
但他隻是瞪了我兩秒鐘，然後慢吞吞地說道：“你知道嗎，阿德爾斯坦，我差一點就要以幹擾調查的罪名送你去坐牢了。
不過，考慮到你還年輕，沒有經驗，是個毫無章法的野蠻人，這次就饒了你。
别再幹這種事兒了。
” “我保證不會再做這種事了，”我說着，又想厚着臉皮再充分利用一下這個機會，便接着問道，“順便問一下，好像你們把城裡的伊朗人都抓起來了，包括她的男友，對不？” 佐伯被我這膽大包天的問話驚呆了。
他摘下眼鏡，用紙巾擦了擦，然後開口說道：“嗯，我看你冒充伊朗人有了成就感了吧。
我不會評論你說的是對的還是錯的，但你到目前為止還不算令人讨厭。
”他微笑着把眼鏡重新戴上，“我得趕緊走了。
做個好孩子，别擋我們的路。
”他說罷便朝樓上的會議室走去。
我發現橫澤正在一樓的自動售貨機前買蘋果汁，便走過去向他表達歉意，我對他鞠了一躬，腰彎得額頭都快擦到地闆了。
我直起腰來的時候，他拍了拍我的腦袋說：“我接受你的道歉，隻是别再耍那種笨把戲了。
順便告訴你，我是不會讓你忘掉這件事的。
”即便是現在，事情已經過去十多年了，我每次遇見他，他都會提起我的那次伊朗人事件。
我繼續調查這起案件，但最終我們還是出局了。
一天早晨，《每日新聞》和《産經新聞》搶在我們前面刊登了報道，文章暗示那個伊朗人男友阿蔔杜勒就是兇手，已經被拘留。
在我的記憶裡，這一天是我當警方采訪記者以來感覺很糟糕的一天。
我們采取了謹慎的态度，可在競争中我們還是一敗塗地。
我永遠也不會知道，我在健身俱樂部裡的小把戲是不是警方不願把事實告訴我們的部分原因。
還是不知道為好吧。
而她是被人用一條粉紅色圍巾勒死的。
她的衣服口袋裡有一串車鑰匙和一條手帕。
車子停在附近；駕駛座下有一個束帶錢包，裡面有6000日元（約合60美元）的現金（因此有可能排除搶劫的動機）和受害人的身份證。
她姓中川。
就是這些。
山本讓我回到公園去，跟警方一起尋找目擊者。
其他記者都被派到受害人的家裡去了。
幾個小時後，我們碰頭，對了一下各自的記錄：埼玉縣警方找到了受害人的通訊錄，上面記着40個人名，裡面有幾個顯然是外國人。
警方正在逐個訊問他們。
被認定為兇器的粉紅色圍巾并不屬于受害人，她的家人從來沒見過那樣的圍巾。
但關鍵在于（又是這樣）：受害人的男友是個外國人。
在遇害的當天，她曾出門去見他。
那個外國人的名字叫阿蔔杜勒，但大家都叫他“安迪”。
顯然，他是個冒充法國人的伊朗人。
據受害人的一個朋友說，兩個人本該在上尾市的一家健身俱樂部裡見面的。
聽到這個消息，中島和高橋立刻動身前往上尾，希望能在健身俱樂部裡打聽到一些消息。
可事與願違，他們立即被工作人員拒之門外，這些人已經接到了警方的警告，讓他們不要跟記者說話。
老外的腦海裡又冒出了絕妙主意：我可以冒充那個伊朗人男友的哥們兒到健身俱樂部裡去碰碰運氣。
不出所料，山本認為這招精明，中島卻認為行不通。
但最後大家意見一緻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試試再說。
我換上了牛仔褲和馬球衫，那天早上沒刮胡子，胡茬不長不短正好。
我相信自己能蒙混過關。
我一進門就走到接待區前，用裝出來的帶伊朗口音的日語先稍微提了一下安迪是我的朋友和同鄉，然後再打聽要成為健身俱樂部的會員需要多少費用（可真不便宜）。
那些工作人員剛開始顯得很警惕，不過，在我的軟磨硬泡下還是慢慢松懈了下來。
他們談到安迪和中川曾是一對十分可愛的情侶。
我趁機漫不經心地說道，會員費這麼高，我得跟安迪借點錢啊。
我隻知道他工作的地方，你們知不知道他住的地方？ 他們很樂意地幫了我這個忙。
我手裡拿着地址走出了健身俱樂部，那時的感覺就像電影《碟中諜》裡的吉姆·菲爾普斯。
我和“巨無霸”馬上按着安迪的地址找到了一棟破爛不堪的兩層木結構樓房，走廊裡放着一台公用的洗衣機。
我們從闆着臉的房東那裡了解到，警方在屍體被發現的幾個小時後便搜查了那個地方，強行帶走了十多個所謂簽證逾期的外國人。
這段簡短的交談被兩名剛巧回到公寓樓來的警察打斷了，他們把我們趕了出來。
與此同時，派出所裡一片騷亂。
健身俱樂部的工作人員趁着我待在那裡的幾分鐘時間就給派出所打了電話。
結果，一名素描高手被派去畫了一張“安迪可疑的朋友”的綜合素描像。
數名警探被派去尋找這個朋友——一個潛在的共犯，他們在街頭巡查線索，把那張綜合素描像拿給公園裡的人辨認。
還有兩名警探被派去監視健身俱樂部，以防那個可疑的朋友回來。
我是第二天早上才得知了派出所裡發生的這一切。
昨晚午夜時分，法醫長橫澤仔細打量着那張綜合素描像，恍然大悟。
“你們這些白癡！”他對着警探們吼道，“這根本就不是伊朗人！這是《讀賣新聞》的外國記者冒充的伊朗人！” 一向紳士風度的橫澤這回真的被惹惱了，警探們準備把我抓去關起來。
山本接到一個憤怒的電話，電話那頭的人暴跳如雷，山本一邊不停地道歉，一邊還一再地鞠躬。
不過，他很得體，并沒有對着我喊叫，而是禮貌地建議我放下身段乞求佐伯和橫澤的原諒。
我浪費了警察部門一整天的時間，讓好幾個警探都白費了工夫。
第二天，在新聞簡報會開始之前，我走到佐伯跟前，雖然感覺有點反胃，但還是結結巴巴地道了歉。
佐伯無動于衷，那一瞬間我以為他會上來揍我。
但他隻是瞪了我兩秒鐘，然後慢吞吞地說道：“你知道嗎，阿德爾斯坦，我差一點就要以幹擾調查的罪名送你去坐牢了。
不過，考慮到你還年輕，沒有經驗，是個毫無章法的野蠻人，這次就饒了你。
别再幹這種事兒了。
” “我保證不會再做這種事了，”我說着，又想厚着臉皮再充分利用一下這個機會，便接着問道，“順便問一下，好像你們把城裡的伊朗人都抓起來了，包括她的男友，對不？” 佐伯被我這膽大包天的問話驚呆了。
他摘下眼鏡，用紙巾擦了擦，然後開口說道：“嗯，我看你冒充伊朗人有了成就感了吧。
我不會評論你說的是對的還是錯的，但你到目前為止還不算令人讨厭。
”他微笑着把眼鏡重新戴上，“我得趕緊走了。
做個好孩子，别擋我們的路。
”他說罷便朝樓上的會議室走去。
我發現橫澤正在一樓的自動售貨機前買蘋果汁，便走過去向他表達歉意，我對他鞠了一躬，腰彎得額頭都快擦到地闆了。
我直起腰來的時候，他拍了拍我的腦袋說：“我接受你的道歉，隻是别再耍那種笨把戲了。
順便告訴你，我是不會讓你忘掉這件事的。
”即便是現在，事情已經過去十多年了，我每次遇見他，他都會提起我的那次伊朗人事件。
我繼續調查這起案件，但最終我們還是出局了。
一天早晨，《每日新聞》和《産經新聞》搶在我們前面刊登了報道，文章暗示那個伊朗人男友阿蔔杜勒就是兇手，已經被拘留。
在我的記憶裡，這一天是我當警方采訪記者以來感覺很糟糕的一天。
我們采取了謹慎的态度，可在競争中我們還是一敗塗地。
我永遠也不會知道，我在健身俱樂部裡的小把戲是不是警方不願把事實告訴我們的部分原因。
還是不知道為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