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20（星期六）

一夜未睡，依然無法從江老師的死訊中恢複。

    想起之前看過在美國讀書的朋友E的一段話：“從來沒有像這一刻一樣，想徹底退回到冬日的陽光、睿智的交談、忙碌的閱讀、甜膩的情話中去。有那麼一瞬間有種幻覺，牆像熒幕一樣，隻要不盯着看，裡邊發生的一切就和真實的生活無關。”

    我現在在日本參加交流，之前的怨懑之氣造成的神經官能症消失了，光怪陸離的新聞，糟糕的空氣，在小官僚散發黴味的接待室裡累積的怨氣，全部消失了。

    但我能否像一個自由社會的人那樣生活？能否融入我在國外的生活？

    不，頂多算“流亡者景觀”罷了。雖然進入了一個不一樣的社會，但是在這個不一樣的自由社會中，身為“流亡者”，我唯一的财富就是牆内生活所造成的扭曲。自由社會對我的好奇，就像帝國主義時代的野蠻部落展覽。

    就像過年期間，很多媒體人寫了返鄉的文章，以城市人的視角去看鄉村的粗俗和愚昧，并且故作驚訝大驚小怪地展示出來，仿佛看到了停留在史前的社會。

    自由社會的人——比如我接觸到的日本媒體人和教授，永遠無法理解我們的痛與傷，僅僅是報以禮貌的同情和獵奇，同情我生長的迷人而恐怖的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