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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 “是呀。

    所以我才說日本的步伐太慢了。

    ” “可是,”由香裡低聲說,“我理解那些不願讓孩子捐獻器官的父母的心情。

    要是雪乃不是因為這個病,而是出了事故,腦死亡了,醫院如果問我們要不要捐獻器官,我們也會迷茫的。

    ” 江藤似乎也有同感,連連點頭。

     “那是法律不行。

    ”新章房子斬釘截鐵地說,“現在說的是腦死亡的時候,對吧。

    但嚴格來說,如果不同意提供器官,就不知道患者是不是腦死亡,因為不會去進行判定。

    既然沒有判定,醫生就隻能用‘可能’這種表述:‘可能’腦死亡。

    可是這種表述是無法讓父母下定決心的。

    孩子的心髒還在跳動,氣色也還好。

    身為父母,當然不願意承認孩子已經死亡。

    所以,法律應該修訂一下。

    ‘當醫生判斷患者腦死亡可能性極大時,應盡快進行判定。

    如斷定腦死亡,則将斷定時刻作為死亡時間,停止一切治療,如有器官捐獻意願,可采取延命措施。

    ’——這樣不就好了嗎?這樣的話,父母就會放棄,提供器官的人一定會增加的。

    ” 新章房子淡淡說完之後,問江藤夫婦:“您不這麼想嗎?” 由香裡夫婦對視了一眼,思考着。

     “這個問題真難啊。

    您剛才說的是很對,不過法律上沒這麼寫,應該有什麼原因吧……” “這是因為政治家和公務員們不想承擔責任。

    他們沒有勇氣去決定腦死亡的人算不算死,隻能含糊其辭,結果就有了現在的法律。

    他們也不想想,有多少人正為此痛苦着。

    ”新章房子的視線移到斜下方,深深吸了一口氣,“您知道有孩子長期處于腦死亡狀态嗎?” 江藤夫婦似乎很迷惑,沒有說話。

    或許他們沒怎麼聽過類似的話。

     “醫生說孩子應該已經腦死亡了,可父母不承認,一直看護着孩子,盡管孩子沒有任何康複的迹象。

    您對這件事怎麼想?您不覺得這是做無用功嗎?” 由香裡皺眉道:“我……理解他們的心情。

    ” “但如果這孩子肯捐獻器官的話,或許能救别人的命啊。

    ” “就算是這樣,可——” “新章小姐,”江藤說,“請不要誤會,我們從來沒有一星半點這樣的念頭,盼着誰家孩子趕緊腦死亡。

    我也和妻子談過,雖然已經決定籌集資金,渡航移植,不過我們心裡仍然盼着有志願捐獻者出現,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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