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快樂觀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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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方精神的最大區别在于西方人沉迷于物欲，而東方人精于人與人的關系；前者從征服中得到滿足，後者從人與人的相親相愛中汲取幸福。
一次大戰剛結束時，梁任公旅歐歸來，就看到前一種精神的不足；那個時候列強競相掠奪世界，以緻打了起來，生靈塗炭——任公覺得東方人有資格給他們上一課；而當時羅素先生接觸了東方文明以後，也覺得頗有教益。
現在時間到了世紀末，不少東方人還覺得有資格給西方人上一課。
這倒不是因為又打了大仗，而是西方人的物欲毫無止境，搞得能源、生态一齊鬧了危機；而人際關系又是那麼冷酷無情。
但是這一課沒有聽衆，急得咱們自己都抓耳撓腮。
這種物欲橫流的西方病，我們的老祖宗早就診斷過。
當年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問利，孟子就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所謂利，就是能滿足物質欲望的東西。
在古代，生産力有限，想要利，就得從别人那裡奪，争的兇了就要打破頭。
現代科技發達，可以從開發自然裡得到利益，搞得過了頭，又要造成生态危機。
孟子提出一種東西作為“利”的替代物，這個暫且不提。
我們來讨論一下西方病的根源。
筆者既學過文，又學過理，兩邊都是糊裡糊塗，且有好做不倫不類的類比之惡習。
不管怎樣，大家可以聽聽這種類比可有道理。
人可以從環境中得到滿足，這種滿足又成為他行動的動力。
比方說，冷天燒了暖氣覺得舒服，熱天放了冷氣又覺得舒服，結果他就要把房間恒到華氏70度，購買空調機，耗費無數電力；騎車比走路舒服，坐車又比騎車舒服，結果是人人買汽車，消耗無數汽油。
由此看來，舒服了還要更舒服，正是西方人掠奪自然的動力。
這在控制論上叫作正反饋，社會就相當于一個放大器，人首先有某種待滿足的物欲，在欲望推動下采取的行動使欲望滿足，得到了樂趣，這都是正常的。
樂趣又産生欲望，又反饋回去成了再做這行動的動力，于是越來越兇，成了一種毛病。
玩過無線電的人都知道，有時候正反饋讨厭得很，狀似抽瘋：假如話筒和喇叭串了，就會鬧出這種毛病，喇叭裡的聲音又進了話筒，放大數百倍出來再串回去，結果就是要吵死人——行話叫作“自激”。
在我們這裡看來，西方社會正在自激，舒服了還要更舒服，攪到最後，連什麼是舒服都不清不楚，早晚把自己燒掉了完事。
這種弊
一次大戰剛結束時，梁任公旅歐歸來，就看到前一種精神的不足；那個時候列強競相掠奪世界，以緻打了起來，生靈塗炭——任公覺得東方人有資格給他們上一課；而當時羅素先生接觸了東方文明以後，也覺得頗有教益。
現在時間到了世紀末，不少東方人還覺得有資格給西方人上一課。
這倒不是因為又打了大仗，而是西方人的物欲毫無止境，搞得能源、生态一齊鬧了危機；而人際關系又是那麼冷酷無情。
但是這一課沒有聽衆，急得咱們自己都抓耳撓腮。
這種物欲橫流的西方病，我們的老祖宗早就診斷過。
當年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問利，孟子就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所謂利，就是能滿足物質欲望的東西。
在古代，生産力有限，想要利，就得從别人那裡奪，争的兇了就要打破頭。
現代科技發達，可以從開發自然裡得到利益，搞得過了頭，又要造成生态危機。
孟子提出一種東西作為“利”的替代物，這個暫且不提。
我們來讨論一下西方病的根源。
筆者既學過文，又學過理，兩邊都是糊裡糊塗，且有好做不倫不類的類比之惡習。
不管怎樣，大家可以聽聽這種類比可有道理。
人可以從環境中得到滿足，這種滿足又成為他行動的動力。
比方說，冷天燒了暖氣覺得舒服，熱天放了冷氣又覺得舒服，結果他就要把房間恒到華氏70度，購買空調機，耗費無數電力；騎車比走路舒服，坐車又比騎車舒服，結果是人人買汽車，消耗無數汽油。
由此看來，舒服了還要更舒服，正是西方人掠奪自然的動力。
這在控制論上叫作正反饋，社會就相當于一個放大器，人首先有某種待滿足的物欲，在欲望推動下采取的行動使欲望滿足，得到了樂趣，這都是正常的。
樂趣又産生欲望，又反饋回去成了再做這行動的動力，于是越來越兇，成了一種毛病。
玩過無線電的人都知道，有時候正反饋讨厭得很，狀似抽瘋：假如話筒和喇叭串了，就會鬧出這種毛病，喇叭裡的聲音又進了話筒，放大數百倍出來再串回去，結果就是要吵死人——行話叫作“自激”。
在我們這裡看來，西方社會正在自激，舒服了還要更舒服，攪到最後，連什麼是舒服都不清不楚，早晚把自己燒掉了完事。
這種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