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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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特·格拉斯在《鐵皮鼓》裡，寫了一個不肯長大的人。
小奧斯卡發現周圍的世界太過荒誕，就暗下決心要永遠做小孩子。
在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成全了他的決心，所以他就成了個侏儒。
這個故事太過神奇，但很有意思。
人要永遠做小孩子雖辦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辦到的。
在我周圍，像我這種性格的人特多──在公衆場合什麼都不說，到了私下裡則妙語連珠，換言之，對信得過的人什麼都說，對信不過的人什麼都不說。
起初我以為這是因為經曆了嚴酷的時期（文革），後來才發現，這是中國人的通病。
龍應台女士就大發感慨，問中國人為什麼不說話。
她在國外住了很多年，幾乎變成了個心直口快的外國人。
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這是不對的。
沉默是一種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一種生活方式。
它的價值觀很簡單：開口是銀，沉默是金。
一種文化之内，往往有一種交流信息的獨特方式，甚至是特有的語言，有一些獨有的信息，文化可以傳播，等等。
這才能叫作文化。
沉默有自己的語言。
舉個住樓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設有人常把一輛自行車放在你門口的樓道上，擋了你的路，你可以開口去說：打電話給居委會；或者直接找到車主，說道：同志，五講四美，請你注意。
此後他會用什麼樣的語言來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證。
我估計他最起碼要說你“事兒”，假如你是女的，他還會說你“事兒媽”，不管你有多大歲數，夠不夠做他媽。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沉默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這種行為的厭惡之情：把他車胎裡的氣放掉。
幹這件事時，當然要注意别被車主看見。
還有一種更損的方式，不值得推薦，那就是在車胎上按上個圖釘。
有人按了圖釘再拔下來，這樣車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兒，補帶時更困難。
假如車子可以搬動，把它挪到難找的地方去，讓車主找不着它，也是一種選擇。
這方面就說這麼多，因為我不想編沉默的辭典。
一種文化必有一些獨有的信息，沉默也是有的。
戈爾巴喬夫說過這樣的話：有一件事是公開的秘密，假如你想給自己蓋個小房子，就得給主管官員些賄賂，再到國家的工地上偷點建築材料。
這樣的事幹得說不得，屬于沉默；再加上講這些話時，戈氏是蘇共總書記，所以當然語驚四座。
還有一點要補充的，那就是：屬于沉默的事用話講了出來，總是這麼怪怪的。
沉默也可以傳播。
在某些年代裡，所有的人都不說話了，沉默就像野火一樣四下漫延着。
把這叫作傳播，多少有點過甚其辭，但也不離大譜。
在沉默的年代裡，人們也在傳播小道消息，這件事破壞了沉默的完整性。
好在這種話語我們隻在一些特定的場合說，比方說，公共廁所。
最起碼在追查謠言時，我們是這樣交待的：這話我是在廁所裡聽說的！ 這樣小道消息就成了包含着排便艱巨的呓語，不值得認真對待。
另外，公廁雖然也是公共場合，但我有種強烈的欲望，要把它排除在外，因為它太髒了。
我屬于沉默的大多數。
從我懂事的年齡就常聽人們說：我們這一代，生于一個神聖的時代，多麼幸福，而且肩負着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聖使命等等；在甜蜜之餘也有一點懷疑：這麼多美事怎麼都叫我趕上了。
再說，含蓄是我們的家教。
在三年困難時期，有一天開飯時，每人碗裡有一小片臘肉。
我弟弟見了以後，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沖上陽台，朝全世界放聲高呼：我們家吃大魚大肉了！結果是被我爸爸拖回來臭揍了一頓。
經過這樣的教育，我一直比較深沉。
所以聽到别人說：我們多麼幸福、多麼神聖時，别人在受苦，我們沒有受等等，心裡老在想着：假如我們真遇上了這麼多美事，不把它說出來會不會更好。
當然，這不是說，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聖職責。
對于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這麼想的：與其大呼小叫說要去解放他們、讓人家苦等，倒不如一聲不吭。
忽然有一天把他們解放，給他們一個意外驚喜。
總而言之，我總是從實際的方面去考慮，而且考慮得很周到。
智者千慮尚且難免一失，何況當年我隻是個小孩子。
我就沒想到這些奇妙的話語隻是說給自己聽的，而且不準備當真去解放誰。
總而言之，家教和天性謹慎，是我變得沉默的起因。
與沉默的大多數相反，任何年代都有人在公共場合喋喋不休。
我覺得他們是少數人，可能有人會不同意。
如福科先生所言，話語即權力。
當我的同齡人開始說話時，給我一種極惡劣的印象。
有位朋友寫了一本書，寫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書名為《血統》。
可以想見，她出身不好。
她要我給她的書寫個序。
這件事使我想起來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見所聞。
文革開始時，我十四歲，正上初中一年級。
有一天，忽然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班上的一部份同學忽然變成了紅五類，另一部份則
小奧斯卡發現周圍的世界太過荒誕，就暗下決心要永遠做小孩子。
在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成全了他的決心，所以他就成了個侏儒。
這個故事太過神奇，但很有意思。
人要永遠做小孩子雖辦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辦到的。
在我周圍，像我這種性格的人特多──在公衆場合什麼都不說，到了私下裡則妙語連珠，換言之，對信得過的人什麼都說，對信不過的人什麼都不說。
起初我以為這是因為經曆了嚴酷的時期（文革），後來才發現，這是中國人的通病。
龍應台女士就大發感慨，問中國人為什麼不說話。
她在國外住了很多年，幾乎變成了個心直口快的外國人。
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這是不對的。
沉默是一種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一種生活方式。
它的價值觀很簡單：開口是銀，沉默是金。
一種文化之内，往往有一種交流信息的獨特方式，甚至是特有的語言，有一些獨有的信息，文化可以傳播，等等。
這才能叫作文化。
沉默有自己的語言。
舉個住樓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設有人常把一輛自行車放在你門口的樓道上，擋了你的路，你可以開口去說：打電話給居委會；或者直接找到車主，說道：同志，五講四美，請你注意。
此後他會用什麼樣的語言來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證。
我估計他最起碼要說你“事兒”，假如你是女的，他還會說你“事兒媽”，不管你有多大歲數，夠不夠做他媽。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沉默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這種行為的厭惡之情：把他車胎裡的氣放掉。
幹這件事時，當然要注意别被車主看見。
還有一種更損的方式，不值得推薦，那就是在車胎上按上個圖釘。
有人按了圖釘再拔下來，這樣車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兒，補帶時更困難。
假如車子可以搬動，把它挪到難找的地方去，讓車主找不着它，也是一種選擇。
這方面就說這麼多，因為我不想編沉默的辭典。
一種文化必有一些獨有的信息，沉默也是有的。
戈爾巴喬夫說過這樣的話：有一件事是公開的秘密，假如你想給自己蓋個小房子，就得給主管官員些賄賂，再到國家的工地上偷點建築材料。
這樣的事幹得說不得，屬于沉默；再加上講這些話時，戈氏是蘇共總書記，所以當然語驚四座。
還有一點要補充的，那就是：屬于沉默的事用話講了出來，總是這麼怪怪的。
沉默也可以傳播。
在某些年代裡，所有的人都不說話了，沉默就像野火一樣四下漫延着。
把這叫作傳播，多少有點過甚其辭，但也不離大譜。
在沉默的年代裡，人們也在傳播小道消息，這件事破壞了沉默的完整性。
好在這種話語我們隻在一些特定的場合說，比方說，公共廁所。
最起碼在追查謠言時，我們是這樣交待的：這話我是在廁所裡聽說的！ 這樣小道消息就成了包含着排便艱巨的呓語，不值得認真對待。
另外，公廁雖然也是公共場合，但我有種強烈的欲望，要把它排除在外，因為它太髒了。
我屬于沉默的大多數。
從我懂事的年齡就常聽人們說：我們這一代，生于一個神聖的時代，多麼幸福，而且肩負着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聖使命等等；在甜蜜之餘也有一點懷疑：這麼多美事怎麼都叫我趕上了。
再說，含蓄是我們的家教。
在三年困難時期，有一天開飯時，每人碗裡有一小片臘肉。
我弟弟見了以後，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沖上陽台，朝全世界放聲高呼：我們家吃大魚大肉了！結果是被我爸爸拖回來臭揍了一頓。
經過這樣的教育，我一直比較深沉。
所以聽到别人說：我們多麼幸福、多麼神聖時，别人在受苦，我們沒有受等等，心裡老在想着：假如我們真遇上了這麼多美事，不把它說出來會不會更好。
當然，這不是說，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聖職責。
對于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這麼想的：與其大呼小叫說要去解放他們、讓人家苦等，倒不如一聲不吭。
忽然有一天把他們解放，給他們一個意外驚喜。
總而言之，我總是從實際的方面去考慮，而且考慮得很周到。
智者千慮尚且難免一失，何況當年我隻是個小孩子。
我就沒想到這些奇妙的話語隻是說給自己聽的，而且不準備當真去解放誰。
總而言之，家教和天性謹慎，是我變得沉默的起因。
與沉默的大多數相反，任何年代都有人在公共場合喋喋不休。
我覺得他們是少數人，可能有人會不同意。
如福科先生所言，話語即權力。
當我的同齡人開始說話時，給我一種極惡劣的印象。
有位朋友寫了一本書，寫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書名為《血統》。
可以想見，她出身不好。
她要我給她的書寫個序。
這件事使我想起來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見所聞。
文革開始時，我十四歲，正上初中一年級。
有一天，忽然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班上的一部份同學忽然變成了紅五類，另一部份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