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漢朝的長安和洛陽

，三門峽兩岸的山岩上形成一道道深深的纖繩磨痕，可見當時漕運所耗費的人力物力多麼巨大！ 如果首都設在洛陽，從關東産糧區運糧食過來雖然也是逆流而上，但距離就短了很多，而且不用經過三門峽天險，損失減少，也更有保證。

    如果光武帝劉秀定都于洛陽，主要考慮到離他的基礎南陽距離較近這個因素的話，那麼以後的皇帝必定會更多地考慮糧食供應因素。

    而在整個東漢，洛陽沒有出現過像西漢長安那樣的漕運難題。

     另一個因素就是東漢的軍事形勢。

    在永元三年（公元91年）窦憲大破北匈奴後，北匈奴從此西遷，已經投降的南匈奴逐漸内遷，不構成對東漢的軍事威脅。

    而随着西北羌亂不斷，盡管東漢一次次鎮壓，卻止不住羌人的叛亂和内遷，一度不得不将西北的郡治後撤到長安附近，長安成了軍事前沿，根本不具備“禦外”的優勢。

     到了東漢末年，關中盆地以北，今天的陝西北部、甘肅東北已經沒有漢朝的行政區了，成了羌人、匈奴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聚居地。

    在《中國曆史地圖集》三國時期的圖幅中，這一塊隻能根據史料中模糊的記載，注上“羌胡”兩個字。

    假設東漢曾經在長安建都，肯定早就遷走了。

     當然，洛陽在“制内”方面也沒有優勢可言。

    當初婁敬勸劉邦遷都關中時，那些反對遷都的人稱“雒（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黾，倍（背）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洛陽東面有成臯，西面有殽山、黾池，背靠黃河，面向伊水、洛水，它的穩固地位也可依靠）。

    但張良一針見血，道破洛陽的先天不足：“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裡，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

    ”幸運的是，東漢沒有出現國内動亂，特别是來自關東的軍事威脅，這一缺陷沒有影響到首都的安全。

    等到關東州郡起兵讨伐董卓，董卓知道這“四戰之地”是守不住的，就逼漢獻帝西遷長安。

    可見同樣的建都條件，在不同的外部形勢下會起不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