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大眼”李承鵬

逐步淪為某些球隊和俱樂部的“禦用文人”，他們從俱樂部那裡獲得資助，甚至直接領取薪水、補助，然後不遺餘力地為之鼓噪、呐喊，而他們所用的詞彙還是那麼聖潔、無私，還有一部分記者可能是無法從俱樂部那裡獲得好處，于是退而求其次，堅決地和球員打成一片，他們吃喝在一起，甚至連嫖賭也形影不離。

    這樣他們可以從球員那裡搞到點或真或假的消息。

     針對前兩者，李承鵬曾經有這樣的論斷，我更想成為一個“求道派”。

     在中國想做一個求道派注定是痛苦的，如魯迅。

    在中國足球裡想做一個求道派也輕松不得。

    求道意味着你必須能夠受得住寂寞，在花天酒地的誘惑裡堅守屬于自己的本真。

    求道意味着不停地被人誤解，有時候是球員，有時候是教練，有時候是同行，有時候甚至是讀者。

    求道更意味着艱辛，沒有求道的本領而強求總歸是要碰壁的，我記得在成都一家茶社裡，我們一邊聆聽着秋雨綿綿，一邊交流着彼此的感受，李承鵬幽幽地說：每周我都要保持着20萬的閱讀量絕對值得飲佩，在緊張的工作之餘，李承鵬對待寫作的态度可見一斑。

     這也就決定了李承鵬文章的一個特色，旁征博引，氣勢淩人。

    于是喜歡他文字的會說，李承鵬不愧巨筆如椽，不喜歡他的人也會說，這其中隐隐有賣弄的嫌疑。

     但不論如何，李承鵬和其他一批同時代的足球文字記者開創了中國足球報道的一個新領域。

    這樣的文字倒退10年簡直無法想明象。

     在一天天的積累裡，有一天李承鵬發現自己的文字數量之多已經可以單獨結集，于是決定冒着名人出書的惡名，也炮制一本自己的冊子。

     我接到了為其寫跋的任務，作為朋友自然樂意效勞。

    但是，我首先想到的卻是一位美國同行——《紐約時報》的記者席漢。

    他曾經是《紐約時報》報道越戰的主力，不僅身在前線，心裡也全部反了進去，他的刻苦和忘我終于使他成為了越南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