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神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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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屬于粗暴傾銷足球理念的主兒。

     而飄零四海的米盧就是江湖郎中,弱國的我們喜歡的“doctor”類型——江湖郎中治的病都是治不好的病,對上中國足球正好合适。

     于是,“弱國”的中國足球高舉“神奇”的大幡企圖招魂也就可以想象了。

     我希望出線,僅此而已——恰恰米盧蒂諾維奇也僅此而已。

    無論是歌斯達黎加、美國、墨西哥還是尼日蜊亞都沒有成為足球強勢國家,它們隻是“出線”罷了。

     但弱國心理的中國足球雖然顧不了許多,這情形與一定要在沙漠上修一幢高樓無異。

    管它底子是多薄、管它秩序有多亂,高樓一起便“大功告成”。

     出線,到底是我們的“過程”還是“結果”?“弱國們”管不了這許多——憋急了,阿Q就抱了腿大叫:“吳媽,我要困覺”;而内外衣困的路易十六則說:“在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

    ”誰計較過結果? “弱國心理”最危險的結果在于,一旦再次失敗,便會仇視一切真正強大的東西——我什麼招都使了,憑什麼讓我負責?中國足球的根本,原就是為了負一次上級交待下來的“責”…… 于是,有一千條理由可以抛棄真正的規律,一萬種說法可以排斥正确的理念。

    弱國将還是弱國。

     當年阿Q(原諒我又提到這位仁兄)從城裡回來,穿着“順”來的夾襖,晃着叮當作響的錢袋,甚至可以“啪,啪”排開鋼洋買酒喝,終究免不了“小人一死”。

     恩格斯在分析小國的窮兵黩武時說:越是弱國,越要擴大版圖,版圖再大,也是弱國。

     即使“神奇教頭”米盧蒂諾維奇幫我們出了線,關于足球我們仍然是弱國心态——一切都沒有改變。

     後媽米盧 酷似“街頭藝術家”的米盧蒂諾維奇頂着一頭知己發來到越南。

    不過看了中國對關島那場混亂拙劣的比賽後,他發現這裡沒有“街頭藝術”,隻有“街頭足球”。

     範志毅用“就像大人打小孩”描述對比賽的感受,這個論斷顯然比他任何一次鏟斷都準确——不過範志毅可以這麼說,米盧卻不能這麼說,他隻能堆起笑臉說“GOOD”,因為他是“後媽”,他得容忍。

    中國足球用淩亂的攻勢迎接米盧的一頭亂發。

     當年施拉普納試圖演的是教父,霍頓扮演的是慈母,留給米盧的身份就隻有“後媽”。

    米盧的字典裡查不到“豹子”或“兔”子,也不能呈肉麻狀地說“你比中田更優秀”——後媽進門,通常不敢對孩子妄作評判,她隻是倚在門邊,默默地觀察,悄悄地評判…… 這是屬于米盧的“進入方式”,在被“墨西哥尖頭椒”、“美利堅暴發戶”、尼日利亞軍政府考驗過後,必然顯露的“後媽本色”。

     由于對霍頓的眷念,中國隊沒有“待見”後媽米盧,電影裡我們常看到,後媽進門,孩子無論父親怎樣逼供,最後隻嘟哝一聲“阿姨”。

     因此,即使中國隊踢得于亂些,即使霍頓的烙印再深些,米盧也隻能陪着他的錄像機再過上一段時間。

    後媽難做,選擇一種審慎的姿态是發送生存環境的明智之舉。

     但是,較之施拉普納與霍頓神話般的“高位介入”,我甯肯歡米盧這種有些尴尬的進入方式。

    接手還是等待?米盧會有正确的選擇。

    比起那種先把你吹昏了頭再等你把他捧上天的作派,我想念米盧是真正的負責。

    他絕做不來大甩賣式的吆喝。

     據說音樂的創作有“軟起首”的手法,多以低音開始,留下充足的空間好讓以後飛揚激越,樂章才能雄渾飲滿。

    米盧不懂音樂創作,但他懂得人情事故,選擇這樣一種低調的進入方式,透着一種高手的從容。

    回想那些機伊始便畫一大餅塞在你嘴裡的“僞救世主”(比如施拉普納與霍頓感),我覺得特惡心。

     (研究才有發言權,米盧在國足參加亞洲杯預選賽期間進行了長達一個月的觀察。

    ) 偉大的勝利 路邊社消息:公元2000年1月26日下午,“諸葛之亮,關雲之長“的中國國家足球隊在越南胡志明市迎來了一場偉大的勝利。

    經過90分鐘的高歌猛進,他們以接受乒乓球賽的最高比分——19比0打得太平洋勁旅關島隊潰不成軍。

     開場僅1分鐘,差點去英甲試訓的中鋒郝海東便用他“神奇的腳背“教訓了這幫業餘軍。

    随後,中國隊以第5分鐘一球的效率,用制作“北京烤鴨”的方式填破了關島隊的球門。

    由牧師、稅警、漁夫、計程車司機、學生及流浪畫家組成的關島隊員們眼神驚慌地接受着一次又一次的轟炸。

    仿佛又看到了“山本五十六艦隊”卷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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