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差三十度的愛情

易小虹 編輯打電話過來的時候，我人正站在一間由村藤和毛草所搭蓋的印尼傳統小雜貨店前，望著五千塊盧布的冰棒和兩千五百盧布的健怡可樂，掙紮猶豫著。

     這天天氣異常的熱，絲毫沒有印尼雨季時期該有的涼爽。

     身上電話響起的時候，我用著别腳的印文匆忙向老闆說了聲謝謝，什麽也沒買的步出小雜貨店。

    站在印尼咨裡島的鄉村街頭，隔著和台灣兩千多公裡的距離，用著許久沒有開口的中文和編輯開始對話。

     三天前，我人還在白天攝氏三度的日本九州，昏天暗地打包著我那總共十五箱的行李，終於搬離住了兩年的學校宿舍。

    搬出舊的住所，距離新住所的入住日期卻有三個星期的空檔。

     在這三星期中，我可不想住在一天一千台币的膠囊旅館中，卻連開電腦寫稿的地方都沒有；或是住在貴得要死的旅館中，讓連續三星期的旅館費用刷爆了我的信用卡；要不選擇流浪在冰天雪地的日本街頭，然後每天應付鼻涕眼癢的三月花粉症，天天煩惱著要窩在哪個溫暖的咖啡店寫稿，同時又不用擔心被趕。

     於是，搬家前幾夭，我到學校圖書館借了幾水日文旅遊書，然後便立刻買了機票，飛來印尼裡島。

     七個小時的飛航，卻有三十度的溫差。

     帶著那陪我走過世界許多地方的随身電腦和簡單行囊，我從攝氏三度的寒冷日本，抵達攝氏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