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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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軍南下支隊行動。

    南下支隊司令員是著名紅軍将領王震。

     “唉,也好。

    ”父親歎息着說,“你可以參加地方政權工作,就留在陝北……” “不,我想去甯夏參加騎兵。

    ” “她不是還在等你嗎?”父親撩開常發的衣襟望着他拴在腰帶上的繡了兩朵荷花的煙荷包問。

     “好馬不吃回頭草。

    ”這個混蛋漢子竟然這樣比喻。

    他又沉重地皺了眉說:“我不會種地,我隻能過馬背上的日子。

    ” “你呀,我看仗打完了你怎麼辦?”父親替常發寫了證明材料和介紹信。

     常發去了。

    父親怅然若失,接連幾天悶悶不樂。

    那時,警衛員陳發海早去河東将病愈的我母親接到了延安。

    在延安半年多,她體内巳經孕育了我,說話有了母親般的溫柔:“千人千性,多為常發想想你就徑松了。

    ” 父親搖頭歎氣:“我是想常發講的話。

    我怕我去南方也不如一條蟲呢……” 父親優慮的不隻是對南方情況不熟,工作不像在北方那麼得心應手,他還擔心蚊子。

    他也怪,不怕子彈泊蚊子。

    子彈在他臂上穿個眼,他一星期便傷愈出院。

    蚊子在他臂上叮一口,他狼狽得皮爛肉潰高燒不止,在醫院住兩個月很難出院。

    從此談“蚊”色變。

    直到幾十年後,“文化大革命”中落難的父親被重新安排工作,他拒絕去江西省任職,選擇了大西北的甘肅,——就因為伯蚊子。

     住在父親隔壁窯洞的是後來曾任國務院秘書長的杜星垣同志。

    他與父親同名不同姓,他妻子寫給他的信被人錯送到父親手中,引起父母一場誤會。

    杜星垣出主意說:“這種事找别人不行,隻有找彭真。

    他是你們晉察冀的老首長,現任中組部部長,他準能幫你解決問題。

    ” 父親壯起膽子去找彭真。

    正在棗園開會的彭真發現我的父親在窗外徘徊,便走出門。

     “大個子,有什麼事嗎?” 父親立正敬禮,赧顔說:“有點事。

    組織上決定我随南下支隊行動,可是……我剛從前線到延安,剛學習半年,我想再多學習學習。

    ” “學習機會以後還會有麼。

    ” “我一直在北方工作,對南方情況不熟。

    ” “幹起來慢慢就會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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