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愧對天下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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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走對了，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
換言之，失策就會危及生命。
周惠至今确信這是真理。
問題在于，黨的路線和政策是否一貫正确，有沒有重大失誤？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周惠是個“活躍分子”，與各路“諸侯”作了廣泛的接觸和交流。
對于“文化大革命”“左”的失策失誤，絕大多數同僚或明或暗都有了共識。
但是對黨的農村工作路線，黨對農民的政策，分歧和争論卻時時發生。
争論中，周惠所持的觀點是這樣：新中國成立後，面對國際帝國主義封鎖國門的嚴峻形勢，黨采取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政策是正确的，别無選擇。
黨決策迅速實現工業化的路線和政策也是正确的；沒有工業化，在世界強國的窺觎下中國就無法完整的生存下去。
為了迅速實現工業化，在國門被緊密封鎖，别無資金來源的情勢下，黨不得不采取“犧牲”農民一部分利益來積聚資金投入工業建設的政策，一次又一次以勒緊農民的褲帶為代價，建起自己比較完整的初具規模的工業體系，并且擁有了自己的核威懾力量都是正确的。
是為了民族的根本利益。
然而，失誤正是萌芽于正确之中。
從“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到“反右傾”，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割資本主義尾巴，将國家利益同農民群衆的利益對立起來了，以政權的力量，将農民的生産組織形式，種什麼，怎麼種的種植權，農民的産品分配權乃至吃多少口糧的權力統統收過來，管起來。
掰着指頭算算，農民還剩什麼權力？這種過分的甚至是野蠻的剝奪，極大地傷害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
周惠在走過幾十個公社之後，不得不痛苦地承認：八億農民都在消極怠工！到了這時，理想和教育已經無法再喚起農民作出犧牲奮鬥的熱情。
而且，國家已經強大到了足以自立于世界，完全可以打開國門與世界各國平等交往，世界政治氣候也不像過去那麼嚴酷得令人甘心無償地作出最大犧牲。
于是，改變政策便不容置疑地擺在黨的面前。
度過了非常時期，人民群衆越來越多地關心自己的利益。
八億農民怠工，國家利益從何談起？就是城市裡的教職員工也都存在同樣的問題：忽略了群衆的利益，就沒有黨和國家的利益。
但是，政治精明的周惠還明白一個道理，講話必須把握時機、選擇場合。
各“諸侯”，互相議論交流是一回事，在決策圈裡正式發表政見又是一回事。
他想起晉見鄧小平時的情景，他談“想法，”“談形勢”，都被鄧小平以“不用了，我都知道”而淡淡揭過去。
周惠相信，什麼時候講什麼話，講到多麼深，做到哪一步，鄧小平比自己更會準确地把握時機。
那麼自己現在能講什麼 “那好吧，我就講點内蒙古。
”周惠終于張了口，慢條斯理，斟字酌句，“我去了三個月，跑了幾十個公社，看了農民缸裡的糧，鍋裡的糊糊，扒火車逃荒的人流，還有一群群不種地，曬太陽的青壯年，問題的核心是國家同農民的關系。
比如卓資山那裡，糧食産得很少，還不夠自己吃。
每年征購上來的糧還不夠返銷。
勞民傷财，不得人心。
我在那裡跟一些領導議了議，采取了一點措施……” “聽說内蒙有些地方在搞包産到戶。
”不知誰插言。
周惠不動聲色，也不置可否，繼續講自己的。
“‘文化大革命’得了傷寒症，民不聊生，現在是吃了點藥，剛發出點汗，事情很明顯：誰能比種地的人更懂種地？我們有些同志什麼都要管，結果是什麼也不管，連農民的死活都不管。
我是管不了喲，我隻好放手叫農民去自謀生路，自己救自己。
老百姓是願意的，他們有辦法自謀生路。
現在剛剛春暖，剛剛出點汗，可不能再來刮西北風”周惠講到這裡，情緒已經起伏難耐，沖着前排的政治局常委們幾乎是呼喚：“剛出點汗就來風寒，把汗頂回去就要出人命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向前，這是我們對中央的期望，也是全國人民的希望” 整将發言雖然含蓄，卻是意思明确，态度懇切。
常委們互相看看，頗有些動容…… “為民請命又一次吧。
”周惠這樣評價自己上午的發言，不無滿意地經過長廊，走進小會議室，見李先念與姚依林等人正在聊什麼，走到旁邊沙發坐下。
李先念望來一眼，忽然擡起右手指過這邊： “媽個×的，周惠，你怎麼把多少億都不要” 周惠被罵得一怔，很快便明白是怎麼回事。
内蒙古農民苦，許多地方的農民一年到頭喝糊糊，有道是“糊糊還不如馬尿稠”。
窮困至此，還須為發展工業作貢獻。
區裡農機廠生産了産品必須有市場，但農民買不起。
内蒙的農民喝糊糊，有的農民一年四季就是一身光闆羊皮襖，冬天毛沖裡穿，夏天毛沖外穿。
這樣的農民還有什麼購買力？為了“發展工業”，隻好由銀行給農民貸款，這些款不能到農民手中，而是直接給了農機廠，而農民到手的隻是農機廠的“産品”。
周惠曾被憤怒的農民領去參觀這些“支援農業”的農機具，千真萬确是一堆廢銅爛鐵。
這是頗具特色的工人與農民兄弟間的矛盾，并且存在着事實上的不平等。
鍋裡就是那麼點飯，工人多吃幾口，農民就得再勒勒褲腰帶。
沒用的廢銅爛鐵以貸款形式給了農民，這是變相的剝奪或叫“轉嫁危機”。
結果，農民債台高築，根本還不起。
周惠算了算，這種債款有幾個億，在可預見的未來，根本沒有一點償還的可能。
有人提議免了農民的債。
說既然沒有償還的任何可能，壓在農民頭上，除了影響生産積極性，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索性免掉還可讓農民喘口氣，提高信心，增加生産積極性。
銀行維護國家利益，斷然拒絕免債。
消息傳到兄弟省，那裡本來就對内蒙古的“包産到戶”有意見，便向李先念告一狀：“周惠一句話，農民欠銀行的幾個億貸款就都不還” 這又是典型的國家利益與農民群衆利益的矛盾。
李先念是負責财經的副總理，當然要維護國家利益，向周惠提出責問。
“哪有的事啊，先念同志，這不是造謠”周惠不慌不忙解釋道，“事出有因，但不是那麼回事……” 周惠将真實情況彙報一遍，李先念點頭：“噢，這麼回事。
免除債務事關重大，不能貿然決定。
” “這個道理我明白，可生産發展不上去，欠債永遠還不了，隻會越欠越多，說到底，我們必須集中精力把農業盡快搞上去。
農業是基礎嘛，農業上不去必然要拖工業化的後腿。
”周惠順理成章地提出申請：“先念同志啊，我來找你和姚依林同志就是想解決點具體問題。
内蒙古生産落後，農民窮到家了，現在是飯都沒的吃，還得請國家拉一把，給點錢，給點糧” “國家給内蒙古的已經不少” “不解決問題哪，還得再給些。
”周惠苦着臉說，“我剛去了三個月，改變面貌也得有個基礎有個過程。
去之前，烏蘭夫同志跟我講，内蒙古落後，還得跟中央伸手。
不要不好意思，該要還得要啊，總不能餓死了吧？” “唉，國家也難”李先念歎氣，道，“我們研究研究，再給你們解決一些吧。
” “國家管的越多越死，背的包袱也就越沉重。
企業要擴大自主權，農民又有多少自主權”周惠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講給兩位領導聽，“報紙上吹冷風，反對包産到戶；會上會下也有許多人反對包産到戶。
既然不許農民有自主權，那國家就都包起來吧。
真不知還要貼多少錢，總有一天農民也窮光蛋了，國家也貼光拖垮了……” 李先念和姚依林互相望望，沒有講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
換言之，失策就會危及生命。
周惠至今确信這是真理。
問題在于，黨的路線和政策是否一貫正确，有沒有重大失誤？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周惠是個“活躍分子”，與各路“諸侯”作了廣泛的接觸和交流。
對于“文化大革命”“左”的失策失誤，絕大多數同僚或明或暗都有了共識。
但是對黨的農村工作路線，黨對農民的政策，分歧和争論卻時時發生。
争論中，周惠所持的觀點是這樣：新中國成立後，面對國際帝國主義封鎖國門的嚴峻形勢，黨采取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政策是正确的，别無選擇。
黨決策迅速實現工業化的路線和政策也是正确的；沒有工業化，在世界強國的窺觎下中國就無法完整的生存下去。
為了迅速實現工業化，在國門被緊密封鎖，别無資金來源的情勢下，黨不得不采取“犧牲”農民一部分利益來積聚資金投入工業建設的政策，一次又一次以勒緊農民的褲帶為代價，建起自己比較完整的初具規模的工業體系，并且擁有了自己的核威懾力量都是正确的。
是為了民族的根本利益。
然而，失誤正是萌芽于正确之中。
從“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到“反右傾”，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割資本主義尾巴，将國家利益同農民群衆的利益對立起來了，以政權的力量，将農民的生産組織形式，種什麼，怎麼種的種植權，農民的産品分配權乃至吃多少口糧的權力統統收過來，管起來。
掰着指頭算算，農民還剩什麼權力？這種過分的甚至是野蠻的剝奪，極大地傷害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
周惠在走過幾十個公社之後，不得不痛苦地承認：八億農民都在消極怠工！到了這時，理想和教育已經無法再喚起農民作出犧牲奮鬥的熱情。
而且，國家已經強大到了足以自立于世界，完全可以打開國門與世界各國平等交往，世界政治氣候也不像過去那麼嚴酷得令人甘心無償地作出最大犧牲。
于是，改變政策便不容置疑地擺在黨的面前。
度過了非常時期，人民群衆越來越多地關心自己的利益。
八億農民怠工，國家利益從何談起？就是城市裡的教職員工也都存在同樣的問題：忽略了群衆的利益，就沒有黨和國家的利益。
但是，政治精明的周惠還明白一個道理，講話必須把握時機、選擇場合。
各“諸侯”，互相議論交流是一回事，在決策圈裡正式發表政見又是一回事。
他想起晉見鄧小平時的情景，他談“想法，”“談形勢”，都被鄧小平以“不用了，我都知道”而淡淡揭過去。
周惠相信，什麼時候講什麼話，講到多麼深，做到哪一步，鄧小平比自己更會準确地把握時機。
那麼自己現在能講什麼 “那好吧，我就講點内蒙古。
”周惠終于張了口，慢條斯理，斟字酌句，“我去了三個月，跑了幾十個公社，看了農民缸裡的糧，鍋裡的糊糊，扒火車逃荒的人流，還有一群群不種地，曬太陽的青壯年，問題的核心是國家同農民的關系。
比如卓資山那裡，糧食産得很少，還不夠自己吃。
每年征購上來的糧還不夠返銷。
勞民傷财，不得人心。
我在那裡跟一些領導議了議，采取了一點措施……” “聽說内蒙有些地方在搞包産到戶。
”不知誰插言。
周惠不動聲色，也不置可否，繼續講自己的。
“‘文化大革命’得了傷寒症，民不聊生，現在是吃了點藥，剛發出點汗，事情很明顯：誰能比種地的人更懂種地？我們有些同志什麼都要管，結果是什麼也不管，連農民的死活都不管。
我是管不了喲，我隻好放手叫農民去自謀生路，自己救自己。
老百姓是願意的，他們有辦法自謀生路。
現在剛剛春暖，剛剛出點汗，可不能再來刮西北風”周惠講到這裡，情緒已經起伏難耐，沖着前排的政治局常委們幾乎是呼喚：“剛出點汗就來風寒，把汗頂回去就要出人命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向前，這是我們對中央的期望，也是全國人民的希望” 整将發言雖然含蓄，卻是意思明确，态度懇切。
常委們互相看看，頗有些動容…… “為民請命又一次吧。
”周惠這樣評價自己上午的發言，不無滿意地經過長廊，走進小會議室，見李先念與姚依林等人正在聊什麼，走到旁邊沙發坐下。
李先念望來一眼，忽然擡起右手指過這邊： “媽個×的，周惠，你怎麼把多少億都不要” 周惠被罵得一怔，很快便明白是怎麼回事。
内蒙古農民苦，許多地方的農民一年到頭喝糊糊，有道是“糊糊還不如馬尿稠”。
窮困至此，還須為發展工業作貢獻。
區裡農機廠生産了産品必須有市場，但農民買不起。
内蒙的農民喝糊糊，有的農民一年四季就是一身光闆羊皮襖，冬天毛沖裡穿，夏天毛沖外穿。
這樣的農民還有什麼購買力？為了“發展工業”，隻好由銀行給農民貸款，這些款不能到農民手中，而是直接給了農機廠，而農民到手的隻是農機廠的“産品”。
周惠曾被憤怒的農民領去參觀這些“支援農業”的農機具，千真萬确是一堆廢銅爛鐵。
這是頗具特色的工人與農民兄弟間的矛盾，并且存在着事實上的不平等。
鍋裡就是那麼點飯，工人多吃幾口，農民就得再勒勒褲腰帶。
沒用的廢銅爛鐵以貸款形式給了農民，這是變相的剝奪或叫“轉嫁危機”。
結果，農民債台高築，根本還不起。
周惠算了算，這種債款有幾個億，在可預見的未來，根本沒有一點償還的可能。
有人提議免了農民的債。
說既然沒有償還的任何可能，壓在農民頭上，除了影響生産積極性，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索性免掉還可讓農民喘口氣，提高信心，增加生産積極性。
銀行維護國家利益，斷然拒絕免債。
消息傳到兄弟省，那裡本來就對内蒙古的“包産到戶”有意見，便向李先念告一狀：“周惠一句話，農民欠銀行的幾個億貸款就都不還” 這又是典型的國家利益與農民群衆利益的矛盾。
李先念是負責财經的副總理，當然要維護國家利益，向周惠提出責問。
“哪有的事啊，先念同志，這不是造謠”周惠不慌不忙解釋道，“事出有因，但不是那麼回事……” 周惠将真實情況彙報一遍，李先念點頭：“噢，這麼回事。
免除債務事關重大，不能貿然決定。
” “這個道理我明白，可生産發展不上去，欠債永遠還不了，隻會越欠越多，說到底，我們必須集中精力把農業盡快搞上去。
農業是基礎嘛，農業上不去必然要拖工業化的後腿。
”周惠順理成章地提出申請：“先念同志啊，我來找你和姚依林同志就是想解決點具體問題。
内蒙古生産落後，農民窮到家了，現在是飯都沒的吃，還得請國家拉一把，給點錢，給點糧” “國家給内蒙古的已經不少” “不解決問題哪，還得再給些。
”周惠苦着臉說，“我剛去了三個月，改變面貌也得有個基礎有個過程。
去之前，烏蘭夫同志跟我講，内蒙古落後，還得跟中央伸手。
不要不好意思，該要還得要啊，總不能餓死了吧？” “唉，國家也難”李先念歎氣，道，“我們研究研究，再給你們解決一些吧。
” “國家管的越多越死，背的包袱也就越沉重。
企業要擴大自主權，農民又有多少自主權”周惠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講給兩位領導聽，“報紙上吹冷風，反對包産到戶；會上會下也有許多人反對包産到戶。
既然不許農民有自主權，那國家就都包起來吧。
真不知還要貼多少錢，總有一天農民也窮光蛋了，國家也貼光拖垮了……” 李先念和姚依林互相望望，沒有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