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這是一種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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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誠摯：“副局長不要當了，有什麼當頭？到省裡去……”
于是，他本已甯靜了的心又失去了甯靜。
欲望總會使人失去甯靜。
部長葉飛總是将周惠視為平等的對話夥伴。
在後圓恩寺的居所内，他揚揚下颏，招呼周惠說：“哎，小平出來了，我今天要到他那裡去看看。
” 周惠眨眨眼，說：“請你給小平同志捎句話，跟他問聲好，再跟卓琳問個好，二十年沒見他們兩口子” 葉飛望着周惠，解釋：“這次我不好帶你一道去，他沒約你。
” “我不去。
”周惠眨着眼笑笑，“就請你捎個好，提一句就夠” 兩人對視三秒，都笑他們都是懂政治的仕途上人，都明白“捎個好”的意義。
葉飛回來，對等候的周惠說：“我已經代你問了好，小平原話就一句：‘叫他找華國鋒去，他們都是湖南的。
’” 鄧小平一句話，令周惠猶豫二十天，過去的下級，現在的領袖，好找能找他先找了國務院副秘書長商量：“你看我能不能找華？” 副秘書長沉吟片刻，道：“我看可以。
你們過去相處還好，你對他也是器重的，還有周小舟，都曾器重提拔過他。
廬山會議之後，你們下台，不是向主席推薦過他” “此一時，彼一時……”周惠仍在猶豫，“找他，他要不理我再說，他現在的情況，如果……” 話未盡，言外之意懂政治的人都懂。
如果周惠過去是華國鋒的下級，現在找華正當其時；偏偏周惠過去是華國鋒的上級，現在去找成為“英明領袖”的華國鋒，其中便有諸多難言之尴尬。
“唉，可以寫個條子嘛，管他理不理！理了好，不理也壞不到哪兒去。
”國務院副秘書長說，“我把條子幫你送葉帥處，讓葉帥轉華主席，他理不理，我們該做的就算都做” “你說的也有道理。
”周惠終于下了決心，給華國鋒寫個條子： 華主席：好久不見你抓“四人幫”功勞不小。
你現在日理萬機很 忙，什麼時候得空，我願意去看看你，說幾句話。
周惠 這張條子裝入一個信封，封面寫有“葉副主席轉華主席收”。
信發半年，沒有任何回音，便以為是石沉大海，漸漸忘卻一邊，卻又在一九七八年初春接到中共中央辦公廳電話，說華國鋒約見。
真是好事多磨。
偏遇周惠重感冒卧床不起，又擔心把感冒菌帶入中南海，隻好回話陳明情況：重感冒不宜見，怕傳染華主席。
現在又過去兩個月，華國鋒再次約見，身健神清，正好赴約。
但見面之後又該談什麼粉碎“四人幫”後的日子，舉國宣傳頌揚華主席，是為了政治穩定，确立核心、建樹權威還是一場新的造神運動？每當廣播裡唱出“交城的山來，交城的水”，本來動聽的曲調卻由于歌詞的更改令人起雞皮。
是因為過去與華國鋒太熟而聽不得這種頌詞？還是他經曆太多波折已經養成對此類谀傾之詞的警惕和厭惡？…… 他忽然又想起一年前陳雲在北京醫院的談話。
粉碎“四人幫”華國鋒分明有功，陳雲卻強調不須這樣講，“是共産黨員應該辦的事”。
看來，他正是怕民衆和某些幹部緣此又搞起一場新的造神運動。
他打住思路，轉身離開窗口。
因為汽車已駛到樓下。
車輪沙沙，小轎車輕快地駛上長安街。
周惠仰靠車椅背，兩眼微眯，黑森森的目光透出一種哲學家才特有的那種隽冷的思考。
右側已是***城樓，左側是毛主席紀念堂，若照直前行，便會看到那堵“西單民主牆”。
周惠覺得那根中樞神經被冥冥之中的手指撥動了一下，全身跟着顫動，萬千念頭便循着那撥動的旋律躍将起來：東邊是封建專制、中央集權的最高象征，西邊是中國資産階級自由化和各種無政府主義、反政權秘密團體的“聖地”。
這一對相距兩公裡的對立物，現在都是北京最吸引人的“旅遊景觀”。
外地來京人員，有的直奔故宮，有的直奔紀念堂，也有的直奔西單牆，更多的人是“一日三遊”，定要将這三處地方都逛到，以感受那迎異的政治、文化氛圍。
所謂西單民主牆位于西單大街東南側，不過一堵長約二百米的灰色磚牆。
由于它面對寬闊的長安街，位置醒目，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北京無數張貼大字報的園地之一。
一九六六年這裡率先貼出“打倒劉少奇”和“打倒鄧小平”的标語，到了“四·五”運動時，這裡又率先貼出呼喚鄧小平出山的标語和聲讨“四人幫”的詩詞。
從一九七七年夏開始，這堵牆成為上訪人員憶苦訴冤，争取公衆同情支持的大字報集中地，并因此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觀衆，進而吸引來外國記者和聯袂而來的換了便衣的警察。
于是，這堵牆不但位置合适作傳媒。
那形成的人文環境也是具有能充分發揮傳媒作用的特點。
周惠畢竟久經政治鬥争考驗。
他對中國封建傳統的認識遠比西單牆下的人們來得深刻，所以，他對中國建立、完善民主與法制的思考，也遠比西單牆下的人們來得明确可行。
對于毛澤東講“馬克思加秦始皇”，周惠初始總是從積極方面去理解，到了廬山會議，漸漸看到并親身體驗到了可怕的消極面；再到“文化大革命”，更發現是一場噩夢；粉碎“四人幫”後，痛定思痛，反思毛澤東制定和堅持的“以階級鬥争為綱的”《中心論》，人多好辦事的《人口論》，黨内的兩條路線鬥争論，以及世界革命中心論，實在是給中國的建設與發展帶來了嚴重的損害和災難性後果。
由此再進一步沉思這些錯誤何以能在中國發生并在二十餘年中受到多數人支持或容忍，便感覺到封建與迷信在這個文明古國所具有的深厚廣大的基礎。
他想起一位哲人的話：“迷信是人類本身存在的一部分；在我們以為已把它全部清除了的時候，它卻藏身在最出人意料的角落裡，而一旦它相信自己是萬無一失
欲望總會使人失去甯靜。
部長葉飛總是将周惠視為平等的對話夥伴。
在後圓恩寺的居所内，他揚揚下颏，招呼周惠說：“哎，小平出來了，我今天要到他那裡去看看。
” 周惠眨眨眼，說：“請你給小平同志捎句話，跟他問聲好，再跟卓琳問個好，二十年沒見他們兩口子” 葉飛望着周惠，解釋：“這次我不好帶你一道去，他沒約你。
” “我不去。
”周惠眨着眼笑笑，“就請你捎個好，提一句就夠” 兩人對視三秒，都笑他們都是懂政治的仕途上人，都明白“捎個好”的意義。
葉飛回來，對等候的周惠說：“我已經代你問了好，小平原話就一句：‘叫他找華國鋒去，他們都是湖南的。
’” 鄧小平一句話，令周惠猶豫二十天，過去的下級，現在的領袖，好找能找他先找了國務院副秘書長商量：“你看我能不能找華？” 副秘書長沉吟片刻，道：“我看可以。
你們過去相處還好，你對他也是器重的，還有周小舟，都曾器重提拔過他。
廬山會議之後，你們下台，不是向主席推薦過他” “此一時，彼一時……”周惠仍在猶豫，“找他，他要不理我再說，他現在的情況，如果……” 話未盡，言外之意懂政治的人都懂。
如果周惠過去是華國鋒的下級，現在找華正當其時；偏偏周惠過去是華國鋒的上級，現在去找成為“英明領袖”的華國鋒，其中便有諸多難言之尴尬。
“唉，可以寫個條子嘛，管他理不理！理了好，不理也壞不到哪兒去。
”國務院副秘書長說，“我把條子幫你送葉帥處，讓葉帥轉華主席，他理不理，我們該做的就算都做” “你說的也有道理。
”周惠終于下了決心，給華國鋒寫個條子： 華主席：好久不見你抓“四人幫”功勞不小。
你現在日理萬機很 忙，什麼時候得空，我願意去看看你，說幾句話。
周惠 這張條子裝入一個信封，封面寫有“葉副主席轉華主席收”。
信發半年，沒有任何回音，便以為是石沉大海，漸漸忘卻一邊，卻又在一九七八年初春接到中共中央辦公廳電話，說華國鋒約見。
真是好事多磨。
偏遇周惠重感冒卧床不起，又擔心把感冒菌帶入中南海，隻好回話陳明情況：重感冒不宜見，怕傳染華主席。
現在又過去兩個月，華國鋒再次約見，身健神清，正好赴約。
但見面之後又該談什麼粉碎“四人幫”後的日子，舉國宣傳頌揚華主席，是為了政治穩定，确立核心、建樹權威還是一場新的造神運動？每當廣播裡唱出“交城的山來，交城的水”，本來動聽的曲調卻由于歌詞的更改令人起雞皮。
是因為過去與華國鋒太熟而聽不得這種頌詞？還是他經曆太多波折已經養成對此類谀傾之詞的警惕和厭惡？…… 他忽然又想起一年前陳雲在北京醫院的談話。
粉碎“四人幫”華國鋒分明有功，陳雲卻強調不須這樣講，“是共産黨員應該辦的事”。
看來，他正是怕民衆和某些幹部緣此又搞起一場新的造神運動。
他打住思路，轉身離開窗口。
因為汽車已駛到樓下。
車輪沙沙，小轎車輕快地駛上長安街。
周惠仰靠車椅背，兩眼微眯，黑森森的目光透出一種哲學家才特有的那種隽冷的思考。
右側已是***城樓，左側是毛主席紀念堂，若照直前行，便會看到那堵“西單民主牆”。
周惠覺得那根中樞神經被冥冥之中的手指撥動了一下，全身跟着顫動，萬千念頭便循着那撥動的旋律躍将起來：東邊是封建專制、中央集權的最高象征，西邊是中國資産階級自由化和各種無政府主義、反政權秘密團體的“聖地”。
這一對相距兩公裡的對立物，現在都是北京最吸引人的“旅遊景觀”。
外地來京人員，有的直奔故宮，有的直奔紀念堂，也有的直奔西單牆，更多的人是“一日三遊”，定要将這三處地方都逛到，以感受那迎異的政治、文化氛圍。
所謂西單民主牆位于西單大街東南側，不過一堵長約二百米的灰色磚牆。
由于它面對寬闊的長安街，位置醒目，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北京無數張貼大字報的園地之一。
一九六六年這裡率先貼出“打倒劉少奇”和“打倒鄧小平”的标語，到了“四·五”運動時，這裡又率先貼出呼喚鄧小平出山的标語和聲讨“四人幫”的詩詞。
從一九七七年夏開始，這堵牆成為上訪人員憶苦訴冤，争取公衆同情支持的大字報集中地，并因此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觀衆，進而吸引來外國記者和聯袂而來的換了便衣的警察。
于是，這堵牆不但位置合适作傳媒。
那形成的人文環境也是具有能充分發揮傳媒作用的特點。
周惠畢竟久經政治鬥争考驗。
他對中國封建傳統的認識遠比西單牆下的人們來得深刻，所以，他對中國建立、完善民主與法制的思考，也遠比西單牆下的人們來得明确可行。
對于毛澤東講“馬克思加秦始皇”，周惠初始總是從積極方面去理解，到了廬山會議，漸漸看到并親身體驗到了可怕的消極面；再到“文化大革命”，更發現是一場噩夢；粉碎“四人幫”後，痛定思痛，反思毛澤東制定和堅持的“以階級鬥争為綱的”《中心論》，人多好辦事的《人口論》，黨内的兩條路線鬥争論，以及世界革命中心論，實在是給中國的建設與發展帶來了嚴重的損害和災難性後果。
由此再進一步沉思這些錯誤何以能在中國發生并在二十餘年中受到多數人支持或容忍，便感覺到封建與迷信在這個文明古國所具有的深厚廣大的基礎。
他想起一位哲人的話：“迷信是人類本身存在的一部分；在我們以為已把它全部清除了的時候，它卻藏身在最出人意料的角落裡，而一旦它相信自己是萬無一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