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葬》的象征性、悲悼性與神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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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曰：‘今将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
”白先勇引用李“故将軍”夜獵的典故，即影射李浩然晚年之落魄，不得意，以及世态的炎涼。
如此，就小說人物而言，《國葬》和《思舊賦》，特别和《梁父吟》，确實好像是有關系的。
然而這三篇小說更值得注意的共同點，是小說的象征意義與悲悼氣氛。
讨論《思舊賦》的時候，我已解釋，該篇小說真正的主角，不是順恩嫂和羅伯娘，而是殘破的李家與其所象征之中國傳統社會文化。
讨論《梁父吟》時，我亦說過，如果我們把王孟養當作諸葛亮來解釋這篇小說，則故事主角不再是翁樸園，而變成王孟養和他所代表的中華民國之精神。
同樣，《國葬》一篇的真正主角，也不是秦義方，而是李浩然将軍，和他所象征的我們國家與文化。
順恩嫂、羅伯娘、樸公，秦義方諸人，其實隻是故事的叙述者，主角的悲悼者。
也就是我所說的“中間人”，把過去光輝無比但現在殘敗死亡的主角，推介給我們，讓我們也一同追悼憑吊。
《思舊賦》之李長官，《梁父吟》之樸公，王孟養，與《國葬》之李浩然将軍，既然或象征我們文化，或象征我們國家，無怪乎彼此之間仿佛相關，甚至好像是同一個人。
李浩然将軍一角之象征性，是不容置疑的。
首先，小說題《國葬》，就似有所暗示。
從祭文内容，我們得知他集中華民國之史迹于一身。
他最深痛的悲哀，是在緊要關頭，沒能“挽回頹勢”，終于“一敗塗地”而使同胞子弟“盡喪敵手”，秦義方的記憶中，最光榮的一日，是“抗日勝利，還都南京那一年”，他随長官到紫金山中山陵谒陵那一天。
李将軍到中山陵去谒陵，也是很有含義的。
暗示李浩然這個人，繼承國父的精神和遺志，一生抱持和我們國父同樣的崇高理想。
他和國父同是廣東人，也是作者的一個暗示，此外，“廣”“東”二字亦可解為“廣大的東方”，所以好像同時也有文化方面的暗示意義。
出殡的行列向墓地進發，到南京東路，路旁有一部隊正在行軍。
部隊長看見靈車，馬上發出一聲号令：“敬禮！”聽到這聲号令，看到士兵倏然行注目禮，秦義方瞬間回想起當年到中山陵去谒陵時的情形。
那時他年輕力壯，跟在十分英俊豪邁的李将軍身後，那些駐衛部隊，排列在陵前，一見他們走上來，便轟雷般地喊起：“敬禮——”。
相隔二十餘年的今昔兩景，看來頗相似，都是士兵在通往墓地的路上，向李将軍緻敬。
可是當年李将軍去中山陵，顯然是為了向國父的在天之靈報告交代抗日成功的喜訊。
而今日，他的遺體被移往墓地，情況又是多麼的不同！ 作者的悲哀和感慨是明顯的。
事實上，作者的心情是如此的沉重，他似乎沒有多少餘力對小說人物加以慣常的反諷。
上述今昔兩景的對比，固然不無反諷含義，但一般說來，《國葬》一篇的反諷意味着相當微弱的（當然，小反諷還是時常出現，譬如秦義方認為沒有“良心”的年輕侍從，卻很健康，有“良”好的“心”髒：而他認為很有良心的李将軍，卻因心髒不良而亡故）。
可是，我們卻不能把作者這份悲感，誤解為頹廢性質的悲觀。
《國葬》作者所要傳達的意旨是：活在今日這個偏重肉體現實的世界裡，我們的惟一精神滋養，和對靈魂的救贖，即是對于光榮過去的記憶和禮敬。
我們人類，若要維持人性的尊嚴，繼續做“萬物之靈”，就必須不遺忘，不斬斷過去。
保持一份記憶。
一份禮敬。
有一點我們不能忽略，《國葬》一篇的最後一句，也就是《台北人》這本書的最後一句，是士兵轟雷般喊出的“敬禮——”二字。
另又值得注意的是，今日國葬，部隊士兵行禮的對象，是“靈”車。
行禮的地點，是“南京”“東路”。
路上又有一座用“松枝”紮成的“高大”牌樓。
這些都是有雙關暗示含義的。
如此，當部隊長高聲發号：“敬禮！”就好比《台北人》的作者，從肺腑深處，用靈魂的全部力量，呼籲号召我們全體一同，向人類的靈性光輝，以及我們一度燦爛無比的國家文化，緻上最高最深的敬意。
白先勇對于“靈”或“精神”的信仰與崇拜，在《台北人》的這個未篇小說裡，達到了最高xdx潮。
我們讀《國葬》，從頭至尾，一直感覺
’尉曰：‘今将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
”白先勇引用李“故将軍”夜獵的典故，即影射李浩然晚年之落魄，不得意，以及世态的炎涼。
如此，就小說人物而言，《國葬》和《思舊賦》，特别和《梁父吟》，确實好像是有關系的。
然而這三篇小說更值得注意的共同點，是小說的象征意義與悲悼氣氛。
讨論《思舊賦》的時候，我已解釋，該篇小說真正的主角，不是順恩嫂和羅伯娘，而是殘破的李家與其所象征之中國傳統社會文化。
讨論《梁父吟》時，我亦說過，如果我們把王孟養當作諸葛亮來解釋這篇小說，則故事主角不再是翁樸園，而變成王孟養和他所代表的中華民國之精神。
同樣，《國葬》一篇的真正主角，也不是秦義方，而是李浩然将軍，和他所象征的我們國家與文化。
順恩嫂、羅伯娘、樸公，秦義方諸人，其實隻是故事的叙述者，主角的悲悼者。
也就是我所說的“中間人”，把過去光輝無比但現在殘敗死亡的主角，推介給我們，讓我們也一同追悼憑吊。
《思舊賦》之李長官，《梁父吟》之樸公，王孟養，與《國葬》之李浩然将軍，既然或象征我們文化，或象征我們國家，無怪乎彼此之間仿佛相關，甚至好像是同一個人。
李浩然将軍一角之象征性，是不容置疑的。
首先，小說題《國葬》，就似有所暗示。
從祭文内容，我們得知他集中華民國之史迹于一身。
他最深痛的悲哀，是在緊要關頭，沒能“挽回頹勢”，終于“一敗塗地”而使同胞子弟“盡喪敵手”，秦義方的記憶中，最光榮的一日，是“抗日勝利，還都南京那一年”，他随長官到紫金山中山陵谒陵那一天。
李将軍到中山陵去谒陵，也是很有含義的。
暗示李浩然這個人，繼承國父的精神和遺志，一生抱持和我們國父同樣的崇高理想。
他和國父同是廣東人，也是作者的一個暗示，此外，“廣”“東”二字亦可解為“廣大的東方”，所以好像同時也有文化方面的暗示意義。
出殡的行列向墓地進發，到南京東路，路旁有一部隊正在行軍。
部隊長看見靈車，馬上發出一聲号令：“敬禮！”聽到這聲号令，看到士兵倏然行注目禮，秦義方瞬間回想起當年到中山陵去谒陵時的情形。
那時他年輕力壯，跟在十分英俊豪邁的李将軍身後，那些駐衛部隊，排列在陵前，一見他們走上來，便轟雷般地喊起：“敬禮——”。
相隔二十餘年的今昔兩景，看來頗相似，都是士兵在通往墓地的路上，向李将軍緻敬。
可是當年李将軍去中山陵，顯然是為了向國父的在天之靈報告交代抗日成功的喜訊。
而今日，他的遺體被移往墓地，情況又是多麼的不同！ 作者的悲哀和感慨是明顯的。
事實上，作者的心情是如此的沉重，他似乎沒有多少餘力對小說人物加以慣常的反諷。
上述今昔兩景的對比，固然不無反諷含義，但一般說來，《國葬》一篇的反諷意味着相當微弱的（當然，小反諷還是時常出現，譬如秦義方認為沒有“良心”的年輕侍從，卻很健康，有“良”好的“心”髒：而他認為很有良心的李将軍，卻因心髒不良而亡故）。
可是，我們卻不能把作者這份悲感，誤解為頹廢性質的悲觀。
《國葬》作者所要傳達的意旨是：活在今日這個偏重肉體現實的世界裡，我們的惟一精神滋養，和對靈魂的救贖，即是對于光榮過去的記憶和禮敬。
我們人類，若要維持人性的尊嚴，繼續做“萬物之靈”，就必須不遺忘，不斬斷過去。
保持一份記憶。
一份禮敬。
有一點我們不能忽略，《國葬》一篇的最後一句，也就是《台北人》這本書的最後一句，是士兵轟雷般喊出的“敬禮——”二字。
另又值得注意的是，今日國葬，部隊士兵行禮的對象，是“靈”車。
行禮的地點，是“南京”“東路”。
路上又有一座用“松枝”紮成的“高大”牌樓。
這些都是有雙關暗示含義的。
如此，當部隊長高聲發号：“敬禮！”就好比《台北人》的作者，從肺腑深處，用靈魂的全部力量，呼籲号召我們全體一同，向人類的靈性光輝，以及我們一度燦爛無比的國家文化，緻上最高最深的敬意。
白先勇對于“靈”或“精神”的信仰與崇拜，在《台北人》的這個未篇小說裡，達到了最高xdx潮。
我們讀《國葬》，從頭至尾，一直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