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的小說世界——《台北人》之主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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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中學後的麗兒之影像,就開始不再能符合凝滞于王雄心目中那十歲的“小妹子”之影像。

    而麗兒在實際生活上,開始脫離王雄,也是白先勇特意用外在現象,來投射王雄之内心現象,最後,當麗兒舍棄了王雄,也就是說,當“過去”舍棄了王雄,他的生活意義頓失,“靈”即衰萎。

    剩下的,隻是空空的“現在”,隻是肉體,隻是喜妹。

    但他那被閹割了的“靈”,哪裡肯就此罷休?他最後對喜妹之施暴,與自殺身亡,其實就是他的“靈”對“肉”之最後報複,最後勝利。

    可不是嗎,他死後,靈魂豈非又回麗兒家裡,天天夜裡在園子裡澆水,把那百多株杜鵑花,澆得很像噴出了鮮血,開放得“那樣放肆,那樣憤怒!” 過去是愛是靈,現在是欲是肉,這一主題含意,除了在上述二篇外,在《台北人》其他篇中,也時常出現。

    過去在南京,朱青(《一把青》)以全部心靈愛郭轸。

    現在,在台北,“朱小姐愛吃‘童子雞’,專喜歡空軍裡的小夥子”。

    過去,在上海百樂門,金大班曾把完整的愛給過一個名叫月如的男學生。

    現在,在台北夜巴黎,她為求得一個安适的肉身栖息處,即将下嫁老邁的富商陳發榮。

    “教主”(《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以前在上海,對那具有“那股靈氣”的姜青之同性戀,是愛情。

    現在,他與三水街小幺兒的勾搭,是肉欲。

    餘欽磊(《冬夜》)的前妻雅馨,是靈,是愛,是理想。

    他現在的妻子,是他為了維持“肉體生命”(吃飯睡覺),被迫接受的醜陋現實。

     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中,“靈”與“肉”之不可能妥協,或“昔”與“今”之不可能妥協,歸根究底,起源于一個自古以來人人皆知之事實:時間永不停駐。

    時間,不為任何一人,暫止流動,青春,不為任何一人,久留一刻。

    盧先生一直期待,一心一意要和羅家姑娘成親,擡回“過去”。

    但誰能拾回過去?即使他住香港的表哥沒有騙他,即使羅家姑娘真的由大陸來到台灣與他成親,他怎能撿回失落的十五年歲月?單就“時間”的侵蝕這一點而言,她也已不可能再是相片中的模樣:“那一身的水秀,一雙靈透靈透的風眼,看着實在叫人疼憐”。

    而盧先生自己,“背有點佝……一頭頭發先花白了,……眼角子兩抓深深的皺紋”,怎能和當年那個“穿着一身學生裝,清清秀秀,幹幹淨淨的,戴着一頂學生鴨嘴帽”的自己相比呢!如此,在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中,“愛情”與“青春”有不可分離的關系。

    人既不能長葆青春,愛情也隻在凝固成一個記憶時,才能持久(所以白先勇小說裡的愛情,必維系于生離或死别)。

    然而可憐的人類,卻往往不甘于隻保留一份記憶。

    他們要把這份凝固的過去,抓回移置現實中,以為這樣就能和從前一樣,卻不想到流動的時間,無法載納凍結之片刻。

    “過去”,永遠不能變成“現在”。

    如此,白先勇那些台北人,所追尋的理想,是根本不能實現。

     上面讨論“今昔之比”之主題時,我将《台北人》的人物分為三類,并指出白先勇對此三型人物之同情程度。

    現在我們亦可從靈肉觀點,作同樣之分析。

    白先勇給予最多悲憫的,是抱住“靈”而排斥“肉”的人,如盧先生和王雄(當然,我們亦可引申而包括所有活在“過去”中之角色)。

    但他顯示出這些人必将敗亡,因為大多的“靈”,大多“精神”,到底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承受的。

    對于隻有肉性而無靈性的人,如喜妹,阿春,餘教授現在的太太,白先勇則不同情,而且鄙視。

    但他又十分同情那些被現實所逼,不得不接受“肉”,卻保留“靈”之記憶而偶然回顧的人。

    如金大班,餘欽磊。

    白先勇好像滿懷悲哀無可奈何地承認:人,要活下去,要不敗亡,最多隻能這樣——偶然回顧。

     在《台北人》世界中,對過去愛情或“靈”的記憶,代表一種對“堕落”,對“肉性現實”之贖救(redemption)。

    如此,現實俚俗的金大班,在想到自己與月如的愛情時,能夠突然變得寬大同情,把鑽石戒指卸下給朱鳳和她肚裡的“小孽種”。

    “祭春教”的“教主”,之所以異于一批比他資格老的“夜遊神”,而有“那麼一點服衆的氣派”,是因他過去曾有三年輝煌的藝術生命(靈),并曾全心全意戀愛過他那個“白馬王子”。

    餘欽磊接受了現實,卻還能保持人情與人性,是因他對前妻雅馨的愛情之記憶,以及他對自己參與五四運動的那種光輝的浪漫精神(靈)之偶然回顧。

     生死之謎 而時間,無情的時間,永遠不停,永遠向前流去。

    不論你是叱咤風雲的将軍,或是未受教育的男工,不論你是風華絕代的仕女,或是下流社會的女娼,到頭來都是一樣,任時間将青春腐蝕,終于化成一堆骨灰。

     一切偉大功績,一切榮華富貴,隻能暫留,終歸滅迹。

    所有歡笑,所有眼淚,所有喜悅,所有痛苦,到頭來全是虛空一片,因為人生有限。

     人生是虛無。

    一場夢。

    一個記憶。

     細讀《台北人》,我感觸到這種佛家“一切皆空”的思想,潛流于底層,白先勇把《永遠的尹雪豔》列為第一篇,我覺得絕非偶然。

    這篇小說,固然也可解為社會衆生相之嘲諷,但我認為“象征”之用意,遠超過“寫實”。

    尹雪豔,以象征含義來解,不是人,而是魔。

    她是幽靈,是死神。

    她超脫時間界限:“尹雪豔總也不老”;也超脫空間界限:“絕不因外界的遷異,影響到她的均衡”。

    她是“萬年青”,她有“自己的旋律……自己的拍子”。

    白先勇一再用“風”之意象,暗示她是幽靈:“随風飄蕩”,“像一陣三月的微風”,“像給這陣風薰中了一般”,“踏着風一般的步子”,“一陣風一般的閃了進來”。

    而她“像個通身銀白的女祭司”,“一身白色的衣衫,雙手合抱在胸前,像一尊觀世音”,“踏着她那風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極樂殡儀館”等等,明喻兼暗喻,數不勝數。

    加上任何與她結合的人都不免敗亡之客觀事實,作者要把她喻為幽靈的意向,是很明顯的。

     我之所以強調白先勇故意把尹雪豔喻為幽靈,即要證明《台北人》之底層,确實潛流着“一切皆空”的遁世思想。

    因為尹雪豔既是魔,既是幽靈,她說的話,她的動作,就超越一個現實人物的言語動作,而變成一種先知者之“預言”(prophecy),也就是一個高高在上的作者對人生的評語。

    其功效有點像希臘古典戲劇中的“合唱團”(Chorus),也類似莎士比亞《馬克白》劇中出現的妖婆。

     所以,當尹雪豔說: 宋家阿姐,“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