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将軍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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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又說，‘你要是沒有爸爸了，自己能照顧自己嗎？’我說，‘能。
’可是，我不懂，爸爸為什麼要講些這樣的話呢？我又問他，爸爸說，‘孩子，他們說你爸爸是叛徒。
’陳伯伯，誰說我爸爸是叛徒呀？” 陳伯伯聽着聽着垂下了頭，眼睛望着自己兩腳中間的地闆，長歎一口氣，慢慢站起來，不答話，也不望望在座的孩子們，負重千斤似地走出去了。
湘湘和小炮都不敢再看李小芽那天真純潔的臉，各自望着不同的地方，也許根本就沒有望見什麼。
安靜了一段時間，陳小炮首先打破沉默說： “我說了吧！什麼樣的爸爸都是靠不住的。
小芽的爸爸怎麼樣？兵團副司令，有軍銜的時候是空軍少将，聽說還在延安他就是會開飛機的八路了。
誰知道他又在哪裡當了什麼叛徒呢？唉！都是靠不住的，靠不住的。
小芽，你搬到我們家來吧！跟我住到一起，我們自己煮飯吃，自己洗衣服，自己去找個工作，拖闆車什麼的，自己養活自己。
你跟我一起打赤腳，剪短頭發，實在沒有事兒給咱們幹了，咱們就跳到漁船上出海打魚去。
要是翻了船就找一個島子，搭一個棚子，挖野菜，拾蚶子，騎大海龜，捉螃蟹，有火就吃熟的，沒火就吃生的……” “行了！”湘湘打斷她說，“都是些幻想。
” “幻想？是啰，可能是幻想，别想它了！”她把蜜餞簽子往頭頂上一揮，像扔掉什麼東西一樣，“可是湘湘，你完全沒有想過有那麼一天會要靠自己嗎？你比我大四歲，你是大學畢業生，你還學了英文，連外國人的事你都知道，你告訴我，我這樣想對嗎？”湘湘在沉思。
“吃！”小炮命令李小芽，“快抓緊時機，現在還有吃的。
以後，我随便有點什麼好吃的東西都會叫你來，要是晚上你害怕，我派我哥哥去接你。
你可千萬别像湘湘姐姐說的那樣，像根豆芽，一碾就斷了。
要像一蔸野草，知道嗎？踩都踩不死。
吃！快吃！揀這個，這是山楂，助消化的。
” 彭湘湘認真地、語氣深沉地提出一個問題說： “小炮，你怎麼會這樣來想問題呢？我跟你情況差不多，我可從來沒有想得那樣絕。
我好像是這麼想的：我們的父母都是共産黨員，隻要共産黨還在，人家對這些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參加過長征的老幹部總要稍微尊敬一點吧？總不會太說不過去吧？當然，最近我也在開始擔心了，有時很難過，但我沒有像你那樣，想得那樣絕。
你比我小四歲，像你這麼大年紀，在我們這樣的家庭，這樣的性格，這樣想問題，我還沒見過。
你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倔強而又快活的陳小炮突然變得十分壓抑，像因為不平而發憤似地訴說道：“我，跟你不同，你有媽媽，我沒有媽媽。
如果我媽媽也在的話，可能不會這樣搞得房裡亂糟糟的；可能也有人給我買一台鋼琴；可能也像你一樣，穿白襪子、黑皮鞋。
不會這麼野性，不會這麼可憐。
”她眼睛濕潤了，“你的媽媽好，我的媽媽要活着，會更好，更好。
你聽說過嗎？我媽媽死去七年多了。
一九五九年反右傾的時候，他們說我媽媽反對三面紅旗，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把她關在小屋子裡，她想不通，上吊了。
那時我才十歲，我看見了的，我永遠不會忘記她死了以後那可憐的樣子。
我的媽媽！我的好媽媽呀！”她好像回到了七年以前正撲在媽媽身上悲哭時一樣，眼淚簌簌湧出。
她抖着手解開軍裝式罩衣，從舊棉襖内面的暗兜裡摸出一個精精緻緻的小錢夾子來，嘴裡還在不停地念着，“我的媽媽！我的好媽媽……” 打開錢夾子，裡面有一層透明膠膜，膠膜底下端端正正地夾着一張彩色照片，一位佩帶着陸軍少校軍銜的不到四十歲的女同志躍然眼前。
她儀表端莊，眼睛明亮，并沒有微笑，卻使人不覺得呆闆，那抿着的嘴唇好像剛剛親吻過女兒的臉蛋。
這确實是一位好媽媽，無疑也是她丈夫的好妻子，幸福的丈夫永遠失去了的好妻子。
“我媽媽原來是一個陸軍醫院的外科主任。
”陳小炮抽泣着說，“我的性格就像我的媽媽，她心直，不講假話，不害人，不記仇，不會巴結什麼人。
這都是爸爸給我們講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還算紅五類，要我當紅衛兵頭頭。
可是後來，他們知道我媽媽是自殺死的，就罵我媽媽是叛徒，罵我是女叛徒的狗崽子。
我不能容許他們侮辱我的媽媽，我跟他們辯論，我媽媽在六二年平反了，她不是叛徒，不是！可是他們偏要欺負我，把我算作花五類，我不幹，我退出紅衛兵。
我就是要跟我媽媽劃不清界限。
劃不清！劃不清！永遠劃不清！我要跟我的好媽媽在一起。
我的媽媽呀！”她猛地将媽媽的照片貼着胸口雙手抱住，抱得緊緊的。
這個倔強而又快活的女孩子，流出淚來與一般人不同，每一滴都像秤砣，不僅打在她自己心上，也沉重地打在旁人心上。
李小芽哭了，彭湘湘哭了，三個将軍的女兒一塊兒傷心地哭了。
在她們面前擺着不能再甜的蜜餞。
煮好了的咖啡早已被人遺忘，冰涼冰涼的了……
’可是，我不懂，爸爸為什麼要講些這樣的話呢？我又問他，爸爸說，‘孩子，他們說你爸爸是叛徒。
’陳伯伯，誰說我爸爸是叛徒呀？” 陳伯伯聽着聽着垂下了頭，眼睛望着自己兩腳中間的地闆，長歎一口氣，慢慢站起來，不答話，也不望望在座的孩子們，負重千斤似地走出去了。
湘湘和小炮都不敢再看李小芽那天真純潔的臉，各自望着不同的地方，也許根本就沒有望見什麼。
安靜了一段時間，陳小炮首先打破沉默說： “我說了吧！什麼樣的爸爸都是靠不住的。
小芽的爸爸怎麼樣？兵團副司令，有軍銜的時候是空軍少将，聽說還在延安他就是會開飛機的八路了。
誰知道他又在哪裡當了什麼叛徒呢？唉！都是靠不住的，靠不住的。
小芽，你搬到我們家來吧！跟我住到一起，我們自己煮飯吃，自己洗衣服，自己去找個工作，拖闆車什麼的，自己養活自己。
你跟我一起打赤腳，剪短頭發，實在沒有事兒給咱們幹了，咱們就跳到漁船上出海打魚去。
要是翻了船就找一個島子，搭一個棚子，挖野菜，拾蚶子，騎大海龜，捉螃蟹，有火就吃熟的，沒火就吃生的……” “行了！”湘湘打斷她說，“都是些幻想。
” “幻想？是啰，可能是幻想，别想它了！”她把蜜餞簽子往頭頂上一揮，像扔掉什麼東西一樣，“可是湘湘，你完全沒有想過有那麼一天會要靠自己嗎？你比我大四歲，你是大學畢業生，你還學了英文，連外國人的事你都知道，你告訴我，我這樣想對嗎？”湘湘在沉思。
“吃！”小炮命令李小芽，“快抓緊時機，現在還有吃的。
以後，我随便有點什麼好吃的東西都會叫你來，要是晚上你害怕，我派我哥哥去接你。
你可千萬别像湘湘姐姐說的那樣，像根豆芽，一碾就斷了。
要像一蔸野草，知道嗎？踩都踩不死。
吃！快吃！揀這個，這是山楂，助消化的。
” 彭湘湘認真地、語氣深沉地提出一個問題說： “小炮，你怎麼會這樣來想問題呢？我跟你情況差不多，我可從來沒有想得那樣絕。
我好像是這麼想的：我們的父母都是共産黨員，隻要共産黨還在，人家對這些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參加過長征的老幹部總要稍微尊敬一點吧？總不會太說不過去吧？當然，最近我也在開始擔心了，有時很難過，但我沒有像你那樣，想得那樣絕。
你比我小四歲，像你這麼大年紀，在我們這樣的家庭，這樣的性格，這樣想問題，我還沒見過。
你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倔強而又快活的陳小炮突然變得十分壓抑，像因為不平而發憤似地訴說道：“我，跟你不同，你有媽媽，我沒有媽媽。
如果我媽媽也在的話，可能不會這樣搞得房裡亂糟糟的；可能也有人給我買一台鋼琴；可能也像你一樣，穿白襪子、黑皮鞋。
不會這麼野性，不會這麼可憐。
”她眼睛濕潤了，“你的媽媽好，我的媽媽要活着，會更好，更好。
你聽說過嗎？我媽媽死去七年多了。
一九五九年反右傾的時候，他們說我媽媽反對三面紅旗，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把她關在小屋子裡，她想不通，上吊了。
那時我才十歲，我看見了的，我永遠不會忘記她死了以後那可憐的樣子。
我的媽媽！我的好媽媽呀！”她好像回到了七年以前正撲在媽媽身上悲哭時一樣，眼淚簌簌湧出。
她抖着手解開軍裝式罩衣，從舊棉襖内面的暗兜裡摸出一個精精緻緻的小錢夾子來，嘴裡還在不停地念着，“我的媽媽！我的好媽媽……” 打開錢夾子，裡面有一層透明膠膜，膠膜底下端端正正地夾着一張彩色照片，一位佩帶着陸軍少校軍銜的不到四十歲的女同志躍然眼前。
她儀表端莊，眼睛明亮，并沒有微笑，卻使人不覺得呆闆，那抿着的嘴唇好像剛剛親吻過女兒的臉蛋。
這确實是一位好媽媽，無疑也是她丈夫的好妻子，幸福的丈夫永遠失去了的好妻子。
“我媽媽原來是一個陸軍醫院的外科主任。
”陳小炮抽泣着說，“我的性格就像我的媽媽，她心直，不講假話，不害人，不記仇，不會巴結什麼人。
這都是爸爸給我們講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還算紅五類，要我當紅衛兵頭頭。
可是後來，他們知道我媽媽是自殺死的，就罵我媽媽是叛徒，罵我是女叛徒的狗崽子。
我不能容許他們侮辱我的媽媽，我跟他們辯論，我媽媽在六二年平反了，她不是叛徒，不是！可是他們偏要欺負我，把我算作花五類，我不幹，我退出紅衛兵。
我就是要跟我媽媽劃不清界限。
劃不清！劃不清！永遠劃不清！我要跟我的好媽媽在一起。
我的媽媽呀！”她猛地将媽媽的照片貼着胸口雙手抱住，抱得緊緊的。
這個倔強而又快活的女孩子，流出淚來與一般人不同，每一滴都像秤砣，不僅打在她自己心上，也沉重地打在旁人心上。
李小芽哭了，彭湘湘哭了，三個将軍的女兒一塊兒傷心地哭了。
在她們面前擺着不能再甜的蜜餞。
煮好了的咖啡早已被人遺忘，冰涼冰涼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