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四象：猜測(1)
關燈
小
中
大
猜測一
做自己還是做一個模仿者？這種哈姆雷特式的問題一直糾纏着我。
得到廖天北的賞識，我多麼希望能像重生的鳳凰一樣，找到屬于自己的“真正的生命”，然而與從前一樣，人生就像一個有活動關節的木偶，注定是一場模仿。
我不再想做一個拙劣的模仿者，因為我深知所有赝品都難逃可悲的下場。
然而連廖天北都曾感慨地說：“商政，你知道做市長最難的是什麼嗎？就是沒有辦法做自己。
”他都苦于沒有辦法做自己，我一個小幕僚又如何尋找自我的意義呢？無非是躲在别人的夢裡當一個看客而已。
對我來說，我做夢都想鑽進廖天北的軀體内，展開一場新生活。
然而當我第一次嘗試着鑽進他的夢裡時，就深深體會到了他無法做自己的無奈。
那是我被廖天北重新起用的第二天，陽光像被染上了灰蒙蒙的顔色，他為了一對上訪幾百次未果的老夫婦，親自登門道歉，并拍着胸脯承諾一定還老夫婦一個公道，為此召集十幾個部門的一把手召開了現場辦公會。
然而問題并沒有當場解決，因為那些部門的一把手大多是歸王伯壽主管的，采沙場老闆又是王伯壽的小舅子，他沮喪地意識到在自己聲音後面總有一種嗡嗡的背景噪音不停地萦繞，這讓他十分惱火，卻又無從發洩。
王伯壽在東州經營二十多年了，根基深厚。
他雖然是從副省長的位置上派過來的強龍，但是俗話說得好，強龍壓不住地頭蛇，他着實體味了一次強龍的孤寂和地頭蛇的強悍。
地頭蛇欺的是他這條強龍腦袋上的“代”字，卻不知他是個不信邪的人，他拉着架勢要給地頭蛇一點顔色看看，為此他決定回去後，立即召開常務會議，繼續研究解決老夫婦的上訪問題。
告别了那對枯蒂蓮般的老夫妻，吉普車風馳電掣地向東州城駛去，一路上，廖天北在不停地抽着煙仿佛在極力遏制内心深處洶湧澎湃的内疚，又像是在忍受來自地獄的陰冷的嘲笑聲。
郭鶴年覺得有必要提醒他幾句，便壯着膽子問：“廖市長，要不要和王伯壽打個招呼？”“沒必要，”廖天北沒好氣地說，“難道他不清楚自己的小舅子每天都在幹什麼！他小舅子如果沒有他這個當常務副市長的姐夫，敢這麼無法無天嗎？！”一句話噎得郭鶴年再也不敢言語。
我們在沉默中急速前行，我擡眼望了望車窗外的天空，一大片灰蒙蒙的寒雲壓了過來，看來又要下雪了。
老大*掉後，王伯壽預料到東州的黨政班子必做大的調整，他一直有當市長的夢想，為此沒少進京搞動作，但是他忙活了半天，還是枉費了心機。
廖天北的到來徹底斷了他當市長的念想，但是他在東州經營多年，上上下下的關系盤根錯節。
廖天北一到東州就感到了有一股難以駕馭的勢力。
我猜想，廖天北大刀闊斧地處理王伯壽的小舅子，而且不跟他打招呼，就是想殺一殺這股勢力的煞氣，鎮不住這股勢力，廖天北很難打開東州的工作局面。
然而讓他沒有想到的是，他親自召集的常務會議并不像他想象的那麼過瘾，因為王伯壽早就得知了他進山的消息。
王伯壽很清楚，廖天北此行是沖他來的，正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王伯壽更清楚“兩會”前夕正值選舉，任何負面消息都可能影響選票，為了自己的前途委屈一下自己的小舅子還是值得的，正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因此，王伯壽在廖天北尚未出城時就已經下手了。
到晚上開會時，老夫妻的兒子已經從勞教所放了出來，而且由市公安局派專車送回了家，幾十位農民工的工資也得到了解決。
王伯壽還親自命令市公安局刑拘了自己的小舅子。
他還在廖天北返回東州城之前，派人給老夫妻送去了三萬塊錢，作為他們的兒子平白無故被勞動教養三年的補償。
他如此工于心計，讓廖天北非常被動，本來想打一場聚攏人心的漂亮仗，中途卻流産了，不僅沒有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還讓王伯壽博得個大義滅親的美名，廖天北不禁為對手的狡猾與強大而暗自叫苦。
正是在那次常務會之後，廖天北向我發出了“做市長最難的就是不能做自己”的感慨。
不過，他還是一直試圖按自己的意圖做市長的，為此他像一部坦克車似的呼呼往前沖，不講規矩，不講套數，甚至不講人情，為了能做成自己心目中的市長，他連市委常委會也說不參加就不參加，搞得市委書記羅立山不止一次和他拍桌子。
黨政一把手的矛盾越來越公開化。
最近兩個人又弄了個半紅臉。
那天羅立山下鄉檢查農村工作淋了雨，回到東州就感冒了，發高燒三十九度，并引發了肺炎，隻好住院治療。
剛好郭鶴年老父親過生日請了假，廖天北帶着我去醫院看望羅立山。
兩個人一見面就圍繞着東州文化特色的問題戗戗了起來。
問題是由羅立山提出來的。
當時他的臉頰燒得通紅，但眼睛裡仍然閃耀着深不可測的目光。
羅立山長着個圓腦袋，五官也是圓的，由于長得胖，臉上幾乎沒有皺紋。
給人一種圓熟而親切的感覺，但這隻是表面印象，其實他的氣質猶如他的目光一樣，于平易近人中透出一種威嚴，讓人不得不敬，又不得不怕。
反正羅立山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
他當時提出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就是東州的文化特色是什麼？他的結論是除了重工業之外，毫無特色可言。
羅立山很想去一去重工業城市傻大憨粗的土腥味。
廖天北頗感興趣地問他怎麼去。
羅立山的神情似乎是在憧憬着什麼，我猜測他腦海中肯定浮現出一幅東州城去掉土腥味的美麗畫卷。
然而他的神情被突如其來的咳嗽打斷了，一陣咳嗽過後，他上氣不接下氣地描繪了曾經觀看西州市國際服裝節的情景，最後他用非常向往的口氣說：“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模仿西州市搞一個國際服裝節？”廖天北聽罷腦袋搖得像撥浪鼓似的，他是個特立獨行的人，很希望自己管理的城市也能獨樹一幟，因此當即表示反對。
理由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城市是沒有底氣和活力的，文化是一個城市的靈魂。
既然是靈魂，就一定是原生态的，跟在别人屁股後面模仿是模仿不出靈魂的。
靈魂不可複制，一定是獨一無二的。
羅立山雖然虛弱不堪，但聽到“獨一無二”四個字還是勉強坐了起來，因為這四個字不僅錐心，而且刺耳。
他深知廖天北是個隻想做一不想為二的人，這讓他時常有一種危機感。
每當廖天北冒出這種思想時，他便毫不猶豫地予以反駁。
我感覺這應該是他維護自身權威的本能反應。
此時此刻，他的目光是頑固而執著的，盡管他下垂的嘴角挂着微笑，但更像是從面具後面透出來的帶着不自信的傲慢。
他滔滔不絕地鋪陳了一番什麼是模仿，無非強調模仿就是最好的學習，然後舉例說明計劃經濟是從前蘇聯模仿來的，市場經濟是我們從西方模仿來的，如果沒有模仿，中國會有今天這個局面嗎？此時我正站在窗前，窗外擠滿人的街道上看起來一片空蕩，我看見廖天北的表情就像是被人突然往臉上潑了一瓢冷水似的，我的心蓦地懸了起來。
原來猶如蟬鳴的耳鳴變成了河面上冰塊相互擠壓的聲響。
廖天北反駁的語氣仿佛太陽沖破雲層鑽了出來，給人一種穿透感。
他用反問的方式對羅立山的觀點一一駁斥，前蘇聯模仿了誰？西方發達國家模仿了誰？這些年我們的發展如果說有什麼失誤的話，首當其沖就是模仿。
接着他以東州為例現身說法，如果街上的人不是黑頭發黃皮膚，我甚至都不知道身在何國。
然後他铿锵有力地說：“模仿出來的東西隻能叫赝品，唯有獨創才是唯一的出路。
”很顯然，羅立山無法容忍他的觀點，竟然以滿大街都是複制品為例，抛出了天下文章一大抄的荒謬觀點，強調當今世界不再是圓的，而是平的，難免東方模仿西方，西方模仿東方，他深信每個人都渴望成為他人，而不是自己，成為他人的唯一途徑就是模仿。
整個世界就是相互模仿的結果。
羅立山的觀點深深地刺痛了廖天北，從他翕動的鼻翼看，他情緒有些激動，但他仍然沒有亂陣腳，而且不失時機地強調道：“正因為如此，我們才不能迷失在模仿中。
最起碼在我的任期内，東州要做自己，要有自己的文化特色。
”争論又回到了那個困惑羅立山的老問題，東州的文化特色是什麼？或許是羅立山體力不支，這回他沒有用咄咄逼人的口吻發問，而是換了一副苦惱的表情。
劍拔弩張的氣氛似乎緩和了下來，廖天北顯然已經找到了答案，但他不急于說出，而是先闡述了一大堆“一個地方的文化就是一個地方的根”的大道理，他認為東州的根是黑土地，還用啟發式的語氣問：“老羅，你知道黑土地的魂是什麼嗎？”羅立山急于知道答案，他不耐煩地說：“你就别賣關子了。
”廖天北這才興奮地抖出了自己的包袱，他說出的答案，連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别提羅立山了。
我感覺羅立山呈現出來的表情就像是腦袋被門擠了似的。
也難怪，誰能相信黑土地的魂竟然是大秧歌？但廖天北說得眉飛色舞，給人的感覺他堅信不疑。
然而羅立山燒得通紅的大圓臉宛如火熱的太陽突然被烏雲遮住了似的，他冷冷地問：“你該不會舉辦秧歌節吧？”他的語氣像是害了牙疼病，每個字都像是從牙縫裡擠出來似的。
廖天北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整個人完全陷入一種亢奮的狀态，毫不顧及羅立山大失所望的表情，用一種執拗的口吻說：“我就是要用大秧歌吸引金鳳凰。
”羅立山聽罷，流露出的表情就像是醫生通知他得了絕症似的，臉上的五官好像是臨時拼湊起來的，扭曲得極其不協調，我擔心如果廖天北繼續堅持自己的觀點，他的五官随時會分崩離析。
可是無論羅立山如何反對，廖天北就是不妥協。
土得掉渣的大秧歌在羅立山眼裡完全是下裡巴人，根本算不上文化，更别談登大雅之堂了。
因此他氣得咳嗽不止，也絕不同意。
兩個人你一言我一語争得不可開交，誰也不肯讓步，仿佛來自遠方的兩頭怪獸，在藤蔓交織、邃如深淵的林窟裡撕扯着、扭打着。
我站在旁邊宛若一個吓呆了的小動物，哆哆嗦嗦地躲在雜草叢中，用驚懼敬畏的目光出神地盯着他們。
最後羅立山不得不抛出自己的撒手锏，開常委會。
廖天北聽罷，猛然站起身，用鼻子冷哼一聲，擡起眼睑，帶着嘲諷的冷笑，不以為然地說：“随你的便！”言罷向我一揮手氣呼呼地拂袖而去。
我尴尬地看了一眼羅立山難看的臉色，心裡猛然想起“金鴛鴦三宣牙牌令”時，史湘雲接的那句：“雙懸日月照乾坤”。
其實我也認為大秧歌登不了大雅之堂，認定大秧歌為東州文化之魂有失偏頗。
然而廖天北就是我的廟堂，命運要求我必須對他馬首是瞻。
自從我跟上他以來，那個一直糾纏我的哈姆雷特式的問題“做自己，還是做一個模仿者”，在我心目中似乎有了清晰的答案。
我的體會是命運為每個人都設計好了身份，你隻能成為身份，卻成不了自己。
但廖天北卻偏偏要做自己，以至于根本沒有參加羅立山主持的常委會。
這讓羅立山大為惱火，很快《東州日報》就成了*秧歌節的陣地，一篇篇犀利的文章對秧歌節大加诟病，惱得廖天北看了報紙後，每次都将報紙撕得粉碎。
那天我剛将一份會議紀要寫好，想請他過目，正趕上他看了《東州日報》的文章發脾氣，便小心翼翼地給他出了個主意：“何不做一做省報的工作，剛好省報要搬遷，看上了市中心一塊地，正想打您的主意呢！”廖天北聽罷一雙小眼睛頓時一亮，迫不及待地問：“你是怎麼知道這個消息的？”我告訴他，我的大學同學歐貝妮是省報的骨幹記者，深得社長和總編的賞識，如果我們用那塊地做文章，迫使省報發出聲音，市報必将有所收斂。
我的這番話說得廖天北緊蹙的眉頭立即舒展開來，他用非常賞識的口吻說：“在智謀方面，你總是比郭鶴年棋高一着啊！”他不僅采納了我的意見，而且還叮囑我私下裡做一做歐貝妮的工作，讓她寫文章時多下點工夫。
我詭谲地告訴他，我讓貝妮怎麼寫，她就會怎麼寫。
廖天北聽罷，像是從一個不屬于自己的軀殼内跳了出來，露出了如釋重負的微笑。
一個星期後，歐貝妮以一篇《啥節也不如秧歌節》的文章有理有據地論述了“原生态”文化的重要性，文章稱，在漫
得到廖天北的賞識，我多麼希望能像重生的鳳凰一樣，找到屬于自己的“真正的生命”，然而與從前一樣，人生就像一個有活動關節的木偶，注定是一場模仿。
我不再想做一個拙劣的模仿者，因為我深知所有赝品都難逃可悲的下場。
然而連廖天北都曾感慨地說：“商政，你知道做市長最難的是什麼嗎？就是沒有辦法做自己。
”他都苦于沒有辦法做自己，我一個小幕僚又如何尋找自我的意義呢？無非是躲在别人的夢裡當一個看客而已。
對我來說，我做夢都想鑽進廖天北的軀體内，展開一場新生活。
然而當我第一次嘗試着鑽進他的夢裡時，就深深體會到了他無法做自己的無奈。
那是我被廖天北重新起用的第二天，陽光像被染上了灰蒙蒙的顔色，他為了一對上訪幾百次未果的老夫婦，親自登門道歉，并拍着胸脯承諾一定還老夫婦一個公道，為此召集十幾個部門的一把手召開了現場辦公會。
然而問題并沒有當場解決，因為那些部門的一把手大多是歸王伯壽主管的，采沙場老闆又是王伯壽的小舅子，他沮喪地意識到在自己聲音後面總有一種嗡嗡的背景噪音不停地萦繞，這讓他十分惱火，卻又無從發洩。
王伯壽在東州經營二十多年了，根基深厚。
他雖然是從副省長的位置上派過來的強龍，但是俗話說得好，強龍壓不住地頭蛇，他着實體味了一次強龍的孤寂和地頭蛇的強悍。
地頭蛇欺的是他這條強龍腦袋上的“代”字，卻不知他是個不信邪的人，他拉着架勢要給地頭蛇一點顔色看看，為此他決定回去後，立即召開常務會議，繼續研究解決老夫婦的上訪問題。
告别了那對枯蒂蓮般的老夫妻，吉普車風馳電掣地向東州城駛去，一路上，廖天北在不停地抽着煙仿佛在極力遏制内心深處洶湧澎湃的内疚，又像是在忍受來自地獄的陰冷的嘲笑聲。
郭鶴年覺得有必要提醒他幾句，便壯着膽子問：“廖市長，要不要和王伯壽打個招呼？”“沒必要，”廖天北沒好氣地說，“難道他不清楚自己的小舅子每天都在幹什麼！他小舅子如果沒有他這個當常務副市長的姐夫，敢這麼無法無天嗎？！”一句話噎得郭鶴年再也不敢言語。
我們在沉默中急速前行，我擡眼望了望車窗外的天空，一大片灰蒙蒙的寒雲壓了過來，看來又要下雪了。
老大*掉後，王伯壽預料到東州的黨政班子必做大的調整，他一直有當市長的夢想，為此沒少進京搞動作，但是他忙活了半天，還是枉費了心機。
廖天北的到來徹底斷了他當市長的念想，但是他在東州經營多年，上上下下的關系盤根錯節。
廖天北一到東州就感到了有一股難以駕馭的勢力。
我猜想，廖天北大刀闊斧地處理王伯壽的小舅子，而且不跟他打招呼，就是想殺一殺這股勢力的煞氣，鎮不住這股勢力，廖天北很難打開東州的工作局面。
然而讓他沒有想到的是，他親自召集的常務會議并不像他想象的那麼過瘾，因為王伯壽早就得知了他進山的消息。
王伯壽很清楚，廖天北此行是沖他來的，正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王伯壽更清楚“兩會”前夕正值選舉，任何負面消息都可能影響選票，為了自己的前途委屈一下自己的小舅子還是值得的，正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因此，王伯壽在廖天北尚未出城時就已經下手了。
到晚上開會時，老夫妻的兒子已經從勞教所放了出來，而且由市公安局派專車送回了家，幾十位農民工的工資也得到了解決。
王伯壽還親自命令市公安局刑拘了自己的小舅子。
他還在廖天北返回東州城之前，派人給老夫妻送去了三萬塊錢，作為他們的兒子平白無故被勞動教養三年的補償。
他如此工于心計，讓廖天北非常被動，本來想打一場聚攏人心的漂亮仗，中途卻流産了，不僅沒有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還讓王伯壽博得個大義滅親的美名，廖天北不禁為對手的狡猾與強大而暗自叫苦。
正是在那次常務會之後，廖天北向我發出了“做市長最難的就是不能做自己”的感慨。
不過，他還是一直試圖按自己的意圖做市長的，為此他像一部坦克車似的呼呼往前沖，不講規矩，不講套數，甚至不講人情，為了能做成自己心目中的市長，他連市委常委會也說不參加就不參加，搞得市委書記羅立山不止一次和他拍桌子。
黨政一把手的矛盾越來越公開化。
最近兩個人又弄了個半紅臉。
那天羅立山下鄉檢查農村工作淋了雨，回到東州就感冒了，發高燒三十九度，并引發了肺炎，隻好住院治療。
剛好郭鶴年老父親過生日請了假，廖天北帶着我去醫院看望羅立山。
兩個人一見面就圍繞着東州文化特色的問題戗戗了起來。
問題是由羅立山提出來的。
當時他的臉頰燒得通紅，但眼睛裡仍然閃耀着深不可測的目光。
羅立山長着個圓腦袋，五官也是圓的，由于長得胖，臉上幾乎沒有皺紋。
給人一種圓熟而親切的感覺，但這隻是表面印象，其實他的氣質猶如他的目光一樣，于平易近人中透出一種威嚴，讓人不得不敬，又不得不怕。
反正羅立山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
他當時提出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就是東州的文化特色是什麼？他的結論是除了重工業之外，毫無特色可言。
羅立山很想去一去重工業城市傻大憨粗的土腥味。
廖天北頗感興趣地問他怎麼去。
羅立山的神情似乎是在憧憬着什麼，我猜測他腦海中肯定浮現出一幅東州城去掉土腥味的美麗畫卷。
然而他的神情被突如其來的咳嗽打斷了，一陣咳嗽過後，他上氣不接下氣地描繪了曾經觀看西州市國際服裝節的情景，最後他用非常向往的口氣說：“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模仿西州市搞一個國際服裝節？”廖天北聽罷腦袋搖得像撥浪鼓似的，他是個特立獨行的人，很希望自己管理的城市也能獨樹一幟，因此當即表示反對。
理由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城市是沒有底氣和活力的，文化是一個城市的靈魂。
既然是靈魂，就一定是原生态的，跟在别人屁股後面模仿是模仿不出靈魂的。
靈魂不可複制，一定是獨一無二的。
羅立山雖然虛弱不堪，但聽到“獨一無二”四個字還是勉強坐了起來，因為這四個字不僅錐心，而且刺耳。
他深知廖天北是個隻想做一不想為二的人，這讓他時常有一種危機感。
每當廖天北冒出這種思想時，他便毫不猶豫地予以反駁。
我感覺這應該是他維護自身權威的本能反應。
此時此刻，他的目光是頑固而執著的，盡管他下垂的嘴角挂着微笑，但更像是從面具後面透出來的帶着不自信的傲慢。
他滔滔不絕地鋪陳了一番什麼是模仿，無非強調模仿就是最好的學習，然後舉例說明計劃經濟是從前蘇聯模仿來的，市場經濟是我們從西方模仿來的，如果沒有模仿，中國會有今天這個局面嗎？此時我正站在窗前，窗外擠滿人的街道上看起來一片空蕩，我看見廖天北的表情就像是被人突然往臉上潑了一瓢冷水似的，我的心蓦地懸了起來。
原來猶如蟬鳴的耳鳴變成了河面上冰塊相互擠壓的聲響。
廖天北反駁的語氣仿佛太陽沖破雲層鑽了出來，給人一種穿透感。
他用反問的方式對羅立山的觀點一一駁斥，前蘇聯模仿了誰？西方發達國家模仿了誰？這些年我們的發展如果說有什麼失誤的話，首當其沖就是模仿。
接着他以東州為例現身說法，如果街上的人不是黑頭發黃皮膚，我甚至都不知道身在何國。
然後他铿锵有力地說：“模仿出來的東西隻能叫赝品，唯有獨創才是唯一的出路。
”很顯然，羅立山無法容忍他的觀點，竟然以滿大街都是複制品為例，抛出了天下文章一大抄的荒謬觀點，強調當今世界不再是圓的，而是平的，難免東方模仿西方，西方模仿東方，他深信每個人都渴望成為他人，而不是自己，成為他人的唯一途徑就是模仿。
整個世界就是相互模仿的結果。
羅立山的觀點深深地刺痛了廖天北，從他翕動的鼻翼看，他情緒有些激動，但他仍然沒有亂陣腳，而且不失時機地強調道：“正因為如此，我們才不能迷失在模仿中。
最起碼在我的任期内，東州要做自己，要有自己的文化特色。
”争論又回到了那個困惑羅立山的老問題，東州的文化特色是什麼？或許是羅立山體力不支，這回他沒有用咄咄逼人的口吻發問，而是換了一副苦惱的表情。
劍拔弩張的氣氛似乎緩和了下來，廖天北顯然已經找到了答案，但他不急于說出，而是先闡述了一大堆“一個地方的文化就是一個地方的根”的大道理，他認為東州的根是黑土地，還用啟發式的語氣問：“老羅，你知道黑土地的魂是什麼嗎？”羅立山急于知道答案，他不耐煩地說：“你就别賣關子了。
”廖天北這才興奮地抖出了自己的包袱，他說出的答案，連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别提羅立山了。
我感覺羅立山呈現出來的表情就像是腦袋被門擠了似的。
也難怪，誰能相信黑土地的魂竟然是大秧歌？但廖天北說得眉飛色舞，給人的感覺他堅信不疑。
然而羅立山燒得通紅的大圓臉宛如火熱的太陽突然被烏雲遮住了似的，他冷冷地問：“你該不會舉辦秧歌節吧？”他的語氣像是害了牙疼病，每個字都像是從牙縫裡擠出來似的。
廖天北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整個人完全陷入一種亢奮的狀态，毫不顧及羅立山大失所望的表情，用一種執拗的口吻說：“我就是要用大秧歌吸引金鳳凰。
”羅立山聽罷，流露出的表情就像是醫生通知他得了絕症似的，臉上的五官好像是臨時拼湊起來的，扭曲得極其不協調，我擔心如果廖天北繼續堅持自己的觀點，他的五官随時會分崩離析。
可是無論羅立山如何反對，廖天北就是不妥協。
土得掉渣的大秧歌在羅立山眼裡完全是下裡巴人，根本算不上文化，更别談登大雅之堂了。
因此他氣得咳嗽不止，也絕不同意。
兩個人你一言我一語争得不可開交，誰也不肯讓步，仿佛來自遠方的兩頭怪獸，在藤蔓交織、邃如深淵的林窟裡撕扯着、扭打着。
我站在旁邊宛若一個吓呆了的小動物，哆哆嗦嗦地躲在雜草叢中，用驚懼敬畏的目光出神地盯着他們。
最後羅立山不得不抛出自己的撒手锏，開常委會。
廖天北聽罷，猛然站起身，用鼻子冷哼一聲，擡起眼睑，帶着嘲諷的冷笑，不以為然地說：“随你的便！”言罷向我一揮手氣呼呼地拂袖而去。
我尴尬地看了一眼羅立山難看的臉色，心裡猛然想起“金鴛鴦三宣牙牌令”時，史湘雲接的那句：“雙懸日月照乾坤”。
其實我也認為大秧歌登不了大雅之堂，認定大秧歌為東州文化之魂有失偏頗。
然而廖天北就是我的廟堂，命運要求我必須對他馬首是瞻。
自從我跟上他以來，那個一直糾纏我的哈姆雷特式的問題“做自己，還是做一個模仿者”，在我心目中似乎有了清晰的答案。
我的體會是命運為每個人都設計好了身份，你隻能成為身份，卻成不了自己。
但廖天北卻偏偏要做自己，以至于根本沒有參加羅立山主持的常委會。
這讓羅立山大為惱火，很快《東州日報》就成了*秧歌節的陣地，一篇篇犀利的文章對秧歌節大加诟病，惱得廖天北看了報紙後，每次都将報紙撕得粉碎。
那天我剛将一份會議紀要寫好，想請他過目，正趕上他看了《東州日報》的文章發脾氣，便小心翼翼地給他出了個主意：“何不做一做省報的工作，剛好省報要搬遷，看上了市中心一塊地，正想打您的主意呢！”廖天北聽罷一雙小眼睛頓時一亮，迫不及待地問：“你是怎麼知道這個消息的？”我告訴他，我的大學同學歐貝妮是省報的骨幹記者，深得社長和總編的賞識，如果我們用那塊地做文章，迫使省報發出聲音，市報必将有所收斂。
我的這番話說得廖天北緊蹙的眉頭立即舒展開來，他用非常賞識的口吻說：“在智謀方面，你總是比郭鶴年棋高一着啊！”他不僅采納了我的意見，而且還叮囑我私下裡做一做歐貝妮的工作，讓她寫文章時多下點工夫。
我詭谲地告訴他，我讓貝妮怎麼寫，她就會怎麼寫。
廖天北聽罷，像是從一個不屬于自己的軀殼内跳了出來，露出了如釋重負的微笑。
一個星期後，歐貝妮以一篇《啥節也不如秧歌節》的文章有理有據地論述了“原生态”文化的重要性，文章稱，在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