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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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女孩子最好的出路是在十八歲時考上工學院（工學院考分高得很，而且不招男生），二十二歲畢業，到技術部實習一年，然後到上級部門當秘書。
此後很快就成了首長夫人。
這是一條鐵的規律，甚至不是孩子的人都不例外，隻要漂亮就可以。
因為這個原故，工學院挑相貌，挑來桃去，簡直招不上生來。
現在聽說條件放寬了，但是要簽合同，保證接受整容手術。
我覺得以後可能會接受肯變性的男生。
當然，這種貨色，就如藝術家改行的我們，是二等品。
有關藝術家改行的事，還可以補充幾句，我們改行後，原來的位子就被數盲同志們接替了。
所以現在簡直沒有可以看得進去的小說、念得上嘴的詩歌、看得入眼的畫；沒有一段音樂不走調，假如它原來有調的話。
與此同時，藝術家的待遇也提高到了令人垂涎欲滴的程度。
但是這也叫人心服口服——你總得叫人家有事可幹嘛。
而且藝術現在算是危險性工作了，它教化于民，負有提升大家靈魂的責任，是“靈魂的工程師”。
萬一把别人的靈魂做壞了，你得負責任；這種危險還是讓數盲來承擔。
假如大家都去當領導，領導就會多得讓人受不了，假如不讓人家當領導，人家又勞苦功高。
所以就讓他們當特級作家、特級畫家，這還是虧待人家了。
4 我有個哥哥，已經六十多歲了，現在住在美國。
1970年左右，他在鄉下當過知青。
我那時隻有七八歲，也知道他當時苦得很，因為每次回家來，他都像隻豬一樣能吃。
他告訴我，他坐車不用買票，而且表演給我看。
有一回被售票員逮住，他就說：老于是知青！售票員大姐聽了連忙說：我弟弟也是知青。
就把他放了。
他還告訴我說，他們在鄉下很快活，成天偷雞摸狗不幹活也沒有人管。
這件事告訴我，為非作歹是倒黴蛋的一種特權。
我們就是一批倒黴蛋，所以擁有這種特權。
舉例來說，假如我看中了一間空房子，就可以撬開門搬進去住，不管它貼着什麼封條。
過幾天房管局的人找到我，無非是讓我把原來房子的鑰匙交出來，再補辦個換房手續。
但是不管我搬到哪裡，房子都沒有空調，沒有幹淨的供水，沒有高高的院牆，門口也沒有人守衛，所以搬不搬也差不多。
再比方說，我們和哪個女孩子好，就可以不辦任何手續地同居，假如風紀警察請去談話，無非是說：你們雙方都沒有結婚，何不辦個結婚手續？隻是過不了幾天，這位女孩子調到機關去，就會和我們離婚。
然後就是傍肩，天天吵吵鬧鬧。
據我所知，大家都有點煩這個。
但這種生活方式是不能改變的，除非得了數盲症。
我簡直想患數盲症，主要是因為現在的工作不能勝任。
今天早上搞電力的小趙遞給我一張紙，說道：對不起老大哥，遇到了問題。
我拿起來一看，是道偏微分方程。
我就知道這一點，别的一概不知。
我舉起手來說；大家把手上的事放一放，開會了。
于是我們這些前演奏家、前男高音、過去的美術編輯、攝影記者等等，搬着凳子圍成個圈子，面對着黑闆上的微分方程，各自發表宏論。
假如此時姓徐的不在，那也好些。
他在場隻會增加我們的痛苦。
我說過，我們這間屋子裡的人幾乎都是蹩腳貨，這孫子是個例外。
他是個工科碩士（很多年以前得的學位），像這種人不是發了數盲症，就是到了國外，這孫子又是個例外。
他聽了某些人的意見，面露微笑。
聽了另一些人的意見，捧腹大笑。
聽了我的意見之後，站在椅子牚上，雙手掩住肚子，狀如懷孕的母猴，在那裡扭來扭去。
坐在他旁邊的人想把他拖出去。
他拼命地掙紮道：讓我聽聽嘛！一個月就這麼點樂子……這使大家的面子都挂不住了。
大胖子男高音跳起來引吭高歌，還有人吹喇叭給他伴奏。
在音樂的伴奏下，有些人動手擰他——懷着藝術家那種行業性的妒賢嫉能，以及對卑鄙小人的仇恨。
這家夥是個賤骨頭，挨擰很受用。
等到亂完了之後，我就宣布散會。
偏微分方程不解了，因為解不出來，改用近似算法。
這個例子說明我們設計的東西為什麼這麼蹩腳——用了太多的近似算法。
而在近似算法方面，我們都是天才。
我們已經發明了一整套新的數學，覆蓋了整個應用數學的領域，出版了一個手冊，一流裝幀，一流插圖，詩歌的正文，散文家的注釋，但是内容蹩腳之極。
手冊的讀者，我們下級單位的同行經常給我們寄子彈頭，說再把書寫得這樣不着邊際，就要把我們都殺掉。
其實我們不是故作高深，而是要掩飾痛腳。
不光數學是我們的痛腳，還有各種力學、熱力學、化學、電工學等等。
事實上，我們的痛腳包括了一切科學部門。
我知道美國有個《天才科學家》雜志（這個天才當然是帶引号的），專門刊載我們的這些發明，而有一些漢奸賣國賊給他們寫稿，還把我們的照片傳出去，以此來掙美元稿費，其中就包括了這個姓徐的。
因為他的努力，我已經有兩次上了該刊的中心頁，三次上了封面，還當選過一次年度“天才數學家”。
據說正經搞理工的讀了那本刊物，不僅是捧腹大笑，還能起性，所以我經常接到英文求愛信和裸體照片，有男有女，其中有些還不錯，但多數很糟糕；危險部位全被炭筆塗掉了。
我一封信都不回。
對于某些搞同性戀的數學家，我比《花花公子》的玩伴女郎還性感。
為此我不止一次起了宰掉小徐的心。
但是我也明白，就是倒黴蛋也不能殺人。
我覺得外國的科學家缺少同情心——假如他們和工程師都傻掉，隻剩下一些藝術家，我倒想看看他們那裡會發生什麼樣的事。
假如畢加索活着，馬蒂斯活着，高更和莫奈都活着，我也想看看他們畫起柴油機是否比我高明。
但是最沒有同情心的是小徐這種人。
我曾經把炭筆塞到他手裡，強迫他畫一張畫，哪怕是畫個雞蛋也行。
但是他就是不接，還笑嘻嘻地說：我不成，我有自知之明。
這話又是暗諷，說我們都沒有自知之明。
在馬蒂斯決定複活，替我來回柴油機之前，我還有一件事要提醒他：他休想得到一點頂用的技術資料。
有件事和他死前大不一樣：國外所有的技術書刊都以光盤、磁盤的形式出版，而這類東西是禁止進口的，以防夾帶了反動或者下流的信息。
至于想用計算機終端從國外查點什麼，連門都沒有。
這是因為一切信息，尤其是外國來的信息都是危險的。
打電話可以，必須說中文，因為有人監聽，聽見一句外文就掐線。
我不知馬蒂斯中文說得怎麼祥，假如說得不好，就得準備當個啞巴。
除此之外，什麼材料都是危險品：易燃的、易爆的、堅硬的。
危險這個詞現在真是太廣義了。
在
因此女孩子最好的出路是在十八歲時考上工學院（工學院考分高得很，而且不招男生），二十二歲畢業，到技術部實習一年，然後到上級部門當秘書。
此後很快就成了首長夫人。
這是一條鐵的規律，甚至不是孩子的人都不例外，隻要漂亮就可以。
因為這個原故，工學院挑相貌，挑來桃去，簡直招不上生來。
現在聽說條件放寬了，但是要簽合同，保證接受整容手術。
我覺得以後可能會接受肯變性的男生。
當然，這種貨色，就如藝術家改行的我們，是二等品。
有關藝術家改行的事，還可以補充幾句，我們改行後，原來的位子就被數盲同志們接替了。
所以現在簡直沒有可以看得進去的小說、念得上嘴的詩歌、看得入眼的畫；沒有一段音樂不走調，假如它原來有調的話。
與此同時，藝術家的待遇也提高到了令人垂涎欲滴的程度。
但是這也叫人心服口服——你總得叫人家有事可幹嘛。
而且藝術現在算是危險性工作了，它教化于民，負有提升大家靈魂的責任，是“靈魂的工程師”。
萬一把别人的靈魂做壞了，你得負責任；這種危險還是讓數盲來承擔。
假如大家都去當領導，領導就會多得讓人受不了，假如不讓人家當領導，人家又勞苦功高。
所以就讓他們當特級作家、特級畫家，這還是虧待人家了。
4 我有個哥哥，已經六十多歲了，現在住在美國。
1970年左右，他在鄉下當過知青。
我那時隻有七八歲，也知道他當時苦得很，因為每次回家來，他都像隻豬一樣能吃。
他告訴我，他坐車不用買票，而且表演給我看。
有一回被售票員逮住，他就說：老于是知青！售票員大姐聽了連忙說：我弟弟也是知青。
就把他放了。
他還告訴我說，他們在鄉下很快活，成天偷雞摸狗不幹活也沒有人管。
這件事告訴我，為非作歹是倒黴蛋的一種特權。
我們就是一批倒黴蛋，所以擁有這種特權。
舉例來說，假如我看中了一間空房子，就可以撬開門搬進去住，不管它貼着什麼封條。
過幾天房管局的人找到我，無非是讓我把原來房子的鑰匙交出來，再補辦個換房手續。
但是不管我搬到哪裡，房子都沒有空調，沒有幹淨的供水，沒有高高的院牆，門口也沒有人守衛，所以搬不搬也差不多。
再比方說，我們和哪個女孩子好，就可以不辦任何手續地同居，假如風紀警察請去談話，無非是說：你們雙方都沒有結婚，何不辦個結婚手續？隻是過不了幾天，這位女孩子調到機關去，就會和我們離婚。
然後就是傍肩，天天吵吵鬧鬧。
據我所知，大家都有點煩這個。
但這種生活方式是不能改變的，除非得了數盲症。
我簡直想患數盲症，主要是因為現在的工作不能勝任。
今天早上搞電力的小趙遞給我一張紙，說道：對不起老大哥，遇到了問題。
我拿起來一看，是道偏微分方程。
我就知道這一點，别的一概不知。
我舉起手來說；大家把手上的事放一放，開會了。
于是我們這些前演奏家、前男高音、過去的美術編輯、攝影記者等等，搬着凳子圍成個圈子，面對着黑闆上的微分方程，各自發表宏論。
假如此時姓徐的不在，那也好些。
他在場隻會增加我們的痛苦。
我說過，我們這間屋子裡的人幾乎都是蹩腳貨，這孫子是個例外。
他是個工科碩士（很多年以前得的學位），像這種人不是發了數盲症，就是到了國外，這孫子又是個例外。
他聽了某些人的意見，面露微笑。
聽了另一些人的意見，捧腹大笑。
聽了我的意見之後，站在椅子牚上，雙手掩住肚子，狀如懷孕的母猴，在那裡扭來扭去。
坐在他旁邊的人想把他拖出去。
他拼命地掙紮道：讓我聽聽嘛！一個月就這麼點樂子……這使大家的面子都挂不住了。
大胖子男高音跳起來引吭高歌，還有人吹喇叭給他伴奏。
在音樂的伴奏下，有些人動手擰他——懷着藝術家那種行業性的妒賢嫉能，以及對卑鄙小人的仇恨。
這家夥是個賤骨頭，挨擰很受用。
等到亂完了之後，我就宣布散會。
偏微分方程不解了，因為解不出來，改用近似算法。
這個例子說明我們設計的東西為什麼這麼蹩腳——用了太多的近似算法。
而在近似算法方面，我們都是天才。
我們已經發明了一整套新的數學，覆蓋了整個應用數學的領域，出版了一個手冊，一流裝幀，一流插圖，詩歌的正文，散文家的注釋，但是内容蹩腳之極。
手冊的讀者，我們下級單位的同行經常給我們寄子彈頭，說再把書寫得這樣不着邊際，就要把我們都殺掉。
其實我們不是故作高深，而是要掩飾痛腳。
不光數學是我們的痛腳，還有各種力學、熱力學、化學、電工學等等。
事實上，我們的痛腳包括了一切科學部門。
我知道美國有個《天才科學家》雜志（這個天才當然是帶引号的），專門刊載我們的這些發明，而有一些漢奸賣國賊給他們寫稿，還把我們的照片傳出去，以此來掙美元稿費，其中就包括了這個姓徐的。
因為他的努力，我已經有兩次上了該刊的中心頁，三次上了封面，還當選過一次年度“天才數學家”。
據說正經搞理工的讀了那本刊物，不僅是捧腹大笑，還能起性，所以我經常接到英文求愛信和裸體照片，有男有女，其中有些還不錯，但多數很糟糕；危險部位全被炭筆塗掉了。
我一封信都不回。
對于某些搞同性戀的數學家，我比《花花公子》的玩伴女郎還性感。
為此我不止一次起了宰掉小徐的心。
但是我也明白，就是倒黴蛋也不能殺人。
我覺得外國的科學家缺少同情心——假如他們和工程師都傻掉，隻剩下一些藝術家，我倒想看看他們那裡會發生什麼樣的事。
假如畢加索活着，馬蒂斯活着，高更和莫奈都活着，我也想看看他們畫起柴油機是否比我高明。
但是最沒有同情心的是小徐這種人。
我曾經把炭筆塞到他手裡，強迫他畫一張畫，哪怕是畫個雞蛋也行。
但是他就是不接，還笑嘻嘻地說：我不成，我有自知之明。
這話又是暗諷，說我們都沒有自知之明。
在馬蒂斯決定複活，替我來回柴油機之前，我還有一件事要提醒他：他休想得到一點頂用的技術資料。
有件事和他死前大不一樣：國外所有的技術書刊都以光盤、磁盤的形式出版，而這類東西是禁止進口的，以防夾帶了反動或者下流的信息。
至于想用計算機終端從國外查點什麼，連門都沒有。
這是因為一切信息，尤其是外國來的信息都是危險的。
打電話可以，必須說中文，因為有人監聽，聽見一句外文就掐線。
我不知馬蒂斯中文說得怎麼祥，假如說得不好，就得準備當個啞巴。
除此之外，什麼材料都是危險品：易燃的、易爆的、堅硬的。
危險這個詞現在真是太廣義了。
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