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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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因為我由西班牙去的，又交的是德國男朋友，加上時間不夠，總也不太接近，又有一種不被認同的自卑心裡，便很少來往了。
那天，十二月二日，終于大哭特哭了一場。
不過才是一個大孩子，擔負的壓力和孤寂都已是那個年齡的極限。
坐得太久，那以後一生苦痛我的坐骨神經痛也是當時死釘在桌前弄出來的。
而自己為什麼苦讀——雖然語文是我心摯愛的東西，仍然沒有答案。
第二天，十二月三日，也許因為哭累了，睡過了頭，發覺桌上的小鐘指着十點，又急得要哭。
抓了書本就往車站跑，跑的時候，鞋子一開一合的，才知忘了紮橡皮筋。
而左腿，也因為坐骨的痛壓到神經，變成一拐一拐的了。
知道第一堂課是完了，趕不上。
想，想自己如此苦苦的折磨所為何來，想成了呆子。
站在車站牌下，眼看着一次又一次的班車走過，都沒有上車。
逃課好了，凍死也沒什麼大不了，死好了，死好了。
沒有再轉車，摸摸身上的護照和二十塊美金的月底生活費，将書在樹叢雪堆裡一埋，上了去東柏林圍牆邊，可以申請進去的那條地下火車。
柏林本來是一個大城，英美法蘇在二次大戰後瓜分了它。
屬于蘇俄的那一半，是被封了，一個城變為天涯海角，不過一牆相隔便是雙城了。
我下車的那個車站，在一九六九年是一個關卡，如果提出申請，限定當日來回，是可以過去的。
而東柏林的居民卻不可以過來。
那個車站是在東柏林，接受申請表格的就是東德的文職軍人了。
我們的護照和表格在排了很久的隊之後，才被收去。
收了便叫人坐在一排排的椅子上等，等播音機内喊到了名字，又得到一個小房間内去問，問什麼我不明白。
總之面露喜色的人出來，大半是準進東柏林去了。
等了很久，我坐着會痛，又不敢亂走，怕聽不見喊人的名字，那兒，有一個辦公室是玻璃大窗的，無論我如何在一拐一拐的繞圈子，總覺得有一雙眼睛，由窗内的辦公桌上直射出來，背上有如芒刺般的給釘着。
有人在專注的看我，而我不敢也看回去。
播音機叫出我的名字來時，已是下午一點左右了。
我快步跑進小房間，密封的那一間，沒有窗，裡面坐着一位不笑的軍官。
請坐，他說。
我在他對面坐了下來。
軍官衣着很整齊，臉色不好，我一坐定，他便将那本護照向桌上輕輕一丢，說：“你知道這本護照的意義嗎？”我說我知道。
他聽了便說：“那你為何仍來申請？我們不承認你的，不但不承認，而且你們的政策跟南韓一樣。
現在我正式拒絕你的申請。
”我看了他一眼，站起來，取回了護照，對他笑了一笑，說謝謝。
那時的我，是一個美麗的女人，我知道，我笑，便如春花，必能感動人的——任他是誰。
已經走出了門，那位軍官是心動了，他很急的叫住了我，說：“你可以去西柏林付十五塊美金，參加有導遊帶的旅行團，我給你一個條子，這種護照也可以過去的。
” 我說，我是要去你們東德的外交部，導遊會放人單獨行動嗎？再說，十五塊美金太貴了，我有，可是舍不得。
說完我沒有再對那個人笑，就出來了。
決定逃學，決定死也可以，那麼不給過去東柏林也不是什麼大事，不去也就不去好了。
時間，突然出現了一大段空檔，回宿舍，不甘願，去逛街，隻看不買不如不去，于是哪兒也沒有去，就在那個車站裡晃來晃去看人的臉。
那面大玻璃窗裡仍然有一種好比是放射光線一樣的感應，由一個人的眼裡不斷的放射在我身上，好一會兒了，他還在看我。
等我繞到投币拍快照片的小亭子邊時，那種感應更強了。
一回身，發覺背後站着一位就如電影“雷恩的女兒”裡那麼英俊迫人的一位青年軍官——當然是
那天，十二月二日，終于大哭特哭了一場。
不過才是一個大孩子，擔負的壓力和孤寂都已是那個年齡的極限。
坐得太久，那以後一生苦痛我的坐骨神經痛也是當時死釘在桌前弄出來的。
而自己為什麼苦讀——雖然語文是我心摯愛的東西，仍然沒有答案。
第二天，十二月三日，也許因為哭累了，睡過了頭，發覺桌上的小鐘指着十點，又急得要哭。
抓了書本就往車站跑，跑的時候，鞋子一開一合的，才知忘了紮橡皮筋。
而左腿，也因為坐骨的痛壓到神經，變成一拐一拐的了。
知道第一堂課是完了，趕不上。
想，想自己如此苦苦的折磨所為何來，想成了呆子。
站在車站牌下，眼看着一次又一次的班車走過，都沒有上車。
逃課好了，凍死也沒什麼大不了，死好了，死好了。
沒有再轉車，摸摸身上的護照和二十塊美金的月底生活費，将書在樹叢雪堆裡一埋，上了去東柏林圍牆邊，可以申請進去的那條地下火車。
柏林本來是一個大城，英美法蘇在二次大戰後瓜分了它。
屬于蘇俄的那一半，是被封了，一個城變為天涯海角，不過一牆相隔便是雙城了。
我下車的那個車站，在一九六九年是一個關卡，如果提出申請，限定當日來回，是可以過去的。
而東柏林的居民卻不可以過來。
那個車站是在東柏林，接受申請表格的就是東德的文職軍人了。
我們的護照和表格在排了很久的隊之後，才被收去。
收了便叫人坐在一排排的椅子上等，等播音機内喊到了名字，又得到一個小房間内去問，問什麼我不明白。
總之面露喜色的人出來，大半是準進東柏林去了。
等了很久，我坐着會痛，又不敢亂走，怕聽不見喊人的名字，那兒，有一個辦公室是玻璃大窗的，無論我如何在一拐一拐的繞圈子，總覺得有一雙眼睛，由窗内的辦公桌上直射出來，背上有如芒刺般的給釘着。
有人在專注的看我，而我不敢也看回去。
播音機叫出我的名字來時，已是下午一點左右了。
我快步跑進小房間，密封的那一間，沒有窗，裡面坐着一位不笑的軍官。
請坐，他說。
我在他對面坐了下來。
軍官衣着很整齊，臉色不好，我一坐定，他便将那本護照向桌上輕輕一丢，說：“你知道這本護照的意義嗎？”我說我知道。
他聽了便說：“那你為何仍來申請？我們不承認你的，不但不承認，而且你們的政策跟南韓一樣。
現在我正式拒絕你的申請。
”我看了他一眼，站起來，取回了護照，對他笑了一笑，說謝謝。
那時的我，是一個美麗的女人，我知道，我笑，便如春花，必能感動人的——任他是誰。
已經走出了門，那位軍官是心動了，他很急的叫住了我，說：“你可以去西柏林付十五塊美金，參加有導遊帶的旅行團，我給你一個條子，這種護照也可以過去的。
” 我說，我是要去你們東德的外交部，導遊會放人單獨行動嗎？再說，十五塊美金太貴了，我有，可是舍不得。
說完我沒有再對那個人笑，就出來了。
決定逃學，決定死也可以，那麼不給過去東柏林也不是什麼大事，不去也就不去好了。
時間，突然出現了一大段空檔，回宿舍，不甘願，去逛街，隻看不買不如不去，于是哪兒也沒有去，就在那個車站裡晃來晃去看人的臉。
那面大玻璃窗裡仍然有一種好比是放射光線一樣的感應，由一個人的眼裡不斷的放射在我身上，好一會兒了，他還在看我。
等我繞到投币拍快照片的小亭子邊時，那種感應更強了。
一回身，發覺背後站着一位就如電影“雷恩的女兒”裡那麼英俊迫人的一位青年軍官——當然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