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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那天,也是冬天,我在陽明山竹子湖一帶走路,同行的人随口問了一句:“你一生裡最好的朋友是誰?”還在沉吟,又說:“不許想的,憑直覺說,快講——”講了,是父親母親姐姐小弟還有我的丈夫。

     “那他呢?難道他不算?”當然問他羅,他們是好同學。

     我拿了根幹樹枝拍拍的打過一排又一排蘆花,一面跑一面口裡嗚嗚的學風叫,并不回答。

     他當然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個人。

     打過他,用刷頭發的梳子,重重一掌下去,小鋼釘在面頰上釘成小洞洞,過了好幾秒鐘,才慢慢滲出數十個血珠子來。

    那一回,他沒有哭,我還要再打,是夾在中間死命拉扯的母親發着抖流淚。

    那一年,我十九歲,他十七。

     後來,沒有幾天,又在街上看見他,台北桃源街的牛肉面館外邊。

    他低頭在踩摩托車,口裡叼着一支煙,身後跟着一個穿迷你裙的女孩。

    還記得,他們上車而去的時候,那套西裝在夜風裡飄出來的是一塊大紅的襯裡,女孩的手,環在腰上,那麼意氣飛揚的招搖過市。

    他沒有看見我,那個手裡拎着一袋書,看到他就站住了腳的人。

     我回家後并沒有對母親說什麼,那幾年,母親稍一緊張就會極輕微的搖擺她的脖子,那種不自覺的反應,看了使人心酸。

    我深信,她的這種毛病,是因為女兒長年的不肯上學和陰沉的個性造成的。

    在家裡,我總是攻擊人,傷害性的那種打法。

    尤其看不慣隻上學而不真讀書的人。

    當年的他,就是那個死相,他假上學真跷課,隻對自己花錢,對人不友愛,而且自高自大語氣輕浮。

     想了一下在街上看見他的那副樣子,把一本自己批注的《水浒傳》送到小弟的房間裡去。

    那時候,小弟初二了,正是我當年批注這本書的年紀,我們一同看書,小弟也開始批寫,批上一段,上學校去的時候,我就拿起來看。

    跟小弟,也沒有說他什麼。

     又過了好多天,長春市場的路邊邊有人賣藥玩蛇,算是夜市吧。

    圍觀的人怕蛇,圈圈圍成很大,賣藥的人費力的連說帶表演,一直讓蛇咬他的手肘——真咬,卻沒有一個人上去買藥。

    那個弄蛇人又表演了吞蛇,緊緊握住長蛇的尾巴,讓蛇身蛇頭滑到口裡去,這一招惹得許多人退了一步。

    就在人群擴散開去的那一刹,我又看見了他,有一絲驚懼,又有一絲哀憐,透過他的表情默默的投射到那個在一支光秃燈泡下讨生活的賣藥人身上去。

    人群裡的那個他,陌生、柔軟,有一點孤零,透着些青少年特有的迷茫。

    他沒有在摩托車上。

     再從窗口望他的那一年。

    小弟已經讀大學了,我初次回國。

    巷子裡的他,蹲着在鎖車子,知道必然會進來,我等着跟這個一别四年,沒有通過一封信寫過一個字的人見面。

     進門的時候微笑着喊了我一聲,自己先就臉紅了。

    看見他的手上拎着一個帆布袋子,裡面裝着想來是到處推銷的油墨樣品,沒有穿什麼怪裡怪氣的紅襯西裝,一件夾克十分暗淡,頭發被風吹得很毛,看上去好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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