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舊事》與我

自己兒時跟着牲口轉圈掃磨時，沒有形容一個孩子的對這種枯燥繁重勞動的冤情，也沒有她如何不勝其累。

    她寫自己如何渴望玩耍，一邊掃磨一邊忙中偷閑用笤帚苗和布頭紮起小人兒，讓它們“走親戚”。

    大人們來時，她又怎樣把小人兒藏起來。

    這些段落，遠比一個孩子說自己怎樣勞累，怎樣困倦更打動人。

    首先是這個七八歲的小女孩如此大度地接受了自己的命運，在接受的前提下，還設法從中汲出甜頭，和命運平和相處。

    這才是中國人最根本的美德。

    從我這位母親的一貫态度來看，我想，正是她的平常心，她的處事不驚、寵辱不驚使她自己和她的孩子及丈夫享受她所創造的精神平衡。

    再有，寫到她大哥去世，她筆觸拐向一雙新棉鞋：大哥很想買一雙皮底棉鞋，和母親商量，母親不同意，說等他學成手藝再花這筆錢。

    大哥偷偷将鞋買下來，穿上赢得了全家一緻贊賞。

    母親讓他把鞋包起來，擱在門框上，要他滿師後開始工作再穿。

    而大哥未滿師就病故了。

    大哥死後，母親把大哥心愛的新棉鞋燒給了大哥。

    這樣的段落也遠比直接寫一個人年少病逝要令人酸楚。

    鑒于篇幅，我無法更多舉例，但我實在驚訝作者是如何悟到這更妙的、更高級的文學手段的。

     我和母親董冰共同生活了八年，不由自主地向她學豫西方言，在為人行事方面，也受了她的影響。

    這些影響竟然潛移默化地出現在我的小說中，使一個個具有巨大包容性的女主人公誕生了。

    我發現自己對這種弱者的強悍、弱者的寬容始終是着迷的、欣賞的。

    正因為這些大量存在于民間的“弱者”，“強者”們的侵略性與破壞性才得到中和、平衡，強者們弱肉強食的殘局才一次次得以修複。

    應該說我寫《第九個寡婦》和讀《老家舊事》有關。

    豫西大地通過李準夫婦把深厚的民間文化營養輸送給了我，使我在創造王葡萄這個角色時不至于捉襟見肘，能夠比較寬綽地完成《第九個寡婦》這部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