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節
關燈
小
中
大
我爸爸教我的。
他一口字正腔圓的中國話。
我看見阿書的臉先是一紅，再一白，她肯定也看見了我臉色的變化。
啊呀！……阿書用巴掌捂住半張開的嘴。
他無所謂地說：沒關系，你又沒說錯——我是挺窮的。
美國外交官，也就比郵差闊那麼一點兒。
他看着大敗給他的阿書，哈哈直樂。
我慶幸除了和阿書琢磨用皮靴幹掉他，還沒講他太多壞話。
我發現自己也跟着他在哈哈地樂。
阿書的下場很可樂，但我主要是想讓他明白，我是他惡作劇的好觀衆。
後來安德烈告訴我，那天晚上他很感激阿書，她給了他很大很關鍵一個機會，讓他把他逗樂的天分、語言的天分展示給了我。
“你看，我已經重複五遍了。
”我向特務福茨偏着臉張開兩個巴掌：“我隻記得我和戴維斯是在地鐵站相識的。
” 我不願把阿書扯進來。
理查·福茨送我出來時，已近中午。
我走出傑克遜街×××号的時候，天色鉛灰，脹鼓鼓的憋足一場大雪。
氣溫很暖，不懷好意的暖。
這是芝加哥一年中最灰暗的幾天。
人群像是從大衛·帕克畫中走出來的。
匆匆的各種皮靴上滲着灰白鹽漬，半個秋天一個冬天，他們的靴子就這樣被化雪的鹽飽飽地浸泡、腌漬，成了城市最難看的一個層面。
從辦公樓裡出來抽煙的男人和女人們，縮着頸子站在角落裡，每吸一大口煙，脖子更縮得緊些。
他們或許知道或許不知道他們自己有多麼難看。
但我感到，給他們看到眼裡的一切，一定更加難看。
我突然感到一陣恐懼——我是這醜惡景象的一個細節，因而他們闊大無邊的厭惡包括了我。
我也是他們廣漠的痛苦、無奈、無趣的誘因之一。
在他們冷漠呆滞的灰色、藍色、棕色眼睛裡，我要對這麼難看的街景負一定責任。
正如九十歲的貴婦米莉認為，大多數潛入美國的移民要對日益粗俗的民風、市容負責。
邂逅安德烈的當晚十點，我正喂米莉芒果布丁，電話鈴響了。
米莉手裡握着電視遙控器，一聽電話鈴就立刻摁啞了電視。
老貴婦最愛做的事就是接電話，最大的幸福就是接着了兒子的電話。
一接電話她頭顱的搖顫幅度就會加大許多。
我替她端着話筒，她嘴巴夠着送話器，以假嗓子說了聲哈羅。
米莉隻剩下了假嗓子，她在八十六歲那年再次度過一次變聲期，真嗓子在那個時期失去了。
她搖頭搖得輕了，對我說，是找你的，寶貝兒。
剛才那陣激動使她把一匙芒果布丁搖得滿臉都是。
老貴婦向我使了個眼風說：嗨，是個迷人的男中音。
我已經猜到是誰。
我對着電話那頭的他說：很意外這麼晚接到你的電話，戴維斯先生。
老貴婦米莉看着啞巴電視看得很出神。
我仔細地把英文講正确，講得懂禮貌有教養。
米莉不喜歡我在她面前講她不懂的語言。
我見過你。
戴維斯先生說：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見過我這麼個人？那時我瘦些？……他講着流暢的中文。
一年前的聖誕節，在北京，很大一個聖誕晚會？一個穿綠色羽絨服的姑娘，戴一條灰色男式圍脖，口罩一直戴到人群裡，才脫下？…… 我不時抱歉地笑幾聲。
我的确有一件羽絨服，綠得像郵筒。
可我卻怎麼也想不起什麼晚會了。
晚會突然在那個冬天變得很盛行，晚會上總有些美國人或歐洲人。
我不願讓他失望，便說：噢，想起來了！那時你在北京工作，是吧？ 他卻說：把那事忘掉。
我說把什麼事忘掉？ 把我和你在北京曾見過面的事忘掉。
尤其忘掉它的地點：北京。
他的中文完全是美國句法，變得難懂起來。
他一個勁兒叫我忘掉我本來就早已忘掉的事。
我痛快地答應了他。
我說：好的，忘掉它。
他又說：那件事在北京沒發生過——如果有人問，你就這樣回答。
哪件事沒發生過？ 就是在北京的聖誕晚會。
那個晚會從來不存在。
好的。
可是為什麼？我其實…… 請講中文。
他說，聲音聽去非常正色。
我隻要改說中文。
米莉馬上摁一下遙控器，電視上的人物們馬上恢複了聲音。
我看她一眼，她在賭我的氣，正一點兒一點兒提升電視的音量。
我說：别擔心，我一定忘掉那個晚會。
别問為什麼。
好的，我不問為什麼。
謝謝你。
我打電話就為了得到你這個承諾。
但這個電話你也從來沒接到過，明白嗎？ 這時米莉已不去看電視，不可按捺地看着我。
這個一向很乖的中國侍女今天居然當着她的面講了這麼長時間的中國話。
她搖頭搖得極輕極輕，因此輕微搖顫的頭使米莉恢複了她原有的尊貴和傲慢。
我趕緊轉回到英文上來。
安德烈說：那好，就不多打擾了。
你知道我發現了什麼？我發現跟你打交道真不費事。
你大概是個不費事的女人。
你是不是？ 我笑了：哪類女人你認為不費事？ 就是很難碰到的那類。
他的中文詞彙被英文思路英文語法串成句子，聽來有陌生的趣味。
我們用對方的母語交談，不斷出現的意外的理解和誤解使我深受吸引。
他一口字正腔圓的中國話。
我看見阿書的臉先是一紅，再一白，她肯定也看見了我臉色的變化。
啊呀！……阿書用巴掌捂住半張開的嘴。
他無所謂地說：沒關系，你又沒說錯——我是挺窮的。
美國外交官，也就比郵差闊那麼一點兒。
他看着大敗給他的阿書，哈哈直樂。
我慶幸除了和阿書琢磨用皮靴幹掉他，還沒講他太多壞話。
我發現自己也跟着他在哈哈地樂。
阿書的下場很可樂，但我主要是想讓他明白，我是他惡作劇的好觀衆。
後來安德烈告訴我，那天晚上他很感激阿書，她給了他很大很關鍵一個機會，讓他把他逗樂的天分、語言的天分展示給了我。
“你看，我已經重複五遍了。
”我向特務福茨偏着臉張開兩個巴掌：“我隻記得我和戴維斯是在地鐵站相識的。
” 我不願把阿書扯進來。
理查·福茨送我出來時，已近中午。
我走出傑克遜街×××号的時候，天色鉛灰，脹鼓鼓的憋足一場大雪。
氣溫很暖，不懷好意的暖。
這是芝加哥一年中最灰暗的幾天。
人群像是從大衛·帕克畫中走出來的。
匆匆的各種皮靴上滲着灰白鹽漬，半個秋天一個冬天，他們的靴子就這樣被化雪的鹽飽飽地浸泡、腌漬，成了城市最難看的一個層面。
從辦公樓裡出來抽煙的男人和女人們，縮着頸子站在角落裡，每吸一大口煙，脖子更縮得緊些。
他們或許知道或許不知道他們自己有多麼難看。
但我感到，給他們看到眼裡的一切，一定更加難看。
我突然感到一陣恐懼——我是這醜惡景象的一個細節，因而他們闊大無邊的厭惡包括了我。
我也是他們廣漠的痛苦、無奈、無趣的誘因之一。
在他們冷漠呆滞的灰色、藍色、棕色眼睛裡，我要對這麼難看的街景負一定責任。
正如九十歲的貴婦米莉認為，大多數潛入美國的移民要對日益粗俗的民風、市容負責。
邂逅安德烈的當晚十點，我正喂米莉芒果布丁，電話鈴響了。
米莉手裡握着電視遙控器，一聽電話鈴就立刻摁啞了電視。
老貴婦最愛做的事就是接電話，最大的幸福就是接着了兒子的電話。
一接電話她頭顱的搖顫幅度就會加大許多。
我替她端着話筒，她嘴巴夠着送話器，以假嗓子說了聲哈羅。
米莉隻剩下了假嗓子，她在八十六歲那年再次度過一次變聲期，真嗓子在那個時期失去了。
她搖頭搖得輕了，對我說，是找你的，寶貝兒。
剛才那陣激動使她把一匙芒果布丁搖得滿臉都是。
老貴婦向我使了個眼風說：嗨，是個迷人的男中音。
我已經猜到是誰。
我對着電話那頭的他說：很意外這麼晚接到你的電話，戴維斯先生。
老貴婦米莉看着啞巴電視看得很出神。
我仔細地把英文講正确，講得懂禮貌有教養。
米莉不喜歡我在她面前講她不懂的語言。
我見過你。
戴維斯先生說：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見過我這麼個人？那時我瘦些？……他講着流暢的中文。
一年前的聖誕節，在北京，很大一個聖誕晚會？一個穿綠色羽絨服的姑娘，戴一條灰色男式圍脖，口罩一直戴到人群裡，才脫下？…… 我不時抱歉地笑幾聲。
我的确有一件羽絨服，綠得像郵筒。
可我卻怎麼也想不起什麼晚會了。
晚會突然在那個冬天變得很盛行，晚會上總有些美國人或歐洲人。
我不願讓他失望，便說：噢，想起來了！那時你在北京工作，是吧？ 他卻說：把那事忘掉。
我說把什麼事忘掉？ 把我和你在北京曾見過面的事忘掉。
尤其忘掉它的地點：北京。
他的中文完全是美國句法，變得難懂起來。
他一個勁兒叫我忘掉我本來就早已忘掉的事。
我痛快地答應了他。
我說：好的，忘掉它。
他又說：那件事在北京沒發生過——如果有人問，你就這樣回答。
哪件事沒發生過？ 就是在北京的聖誕晚會。
那個晚會從來不存在。
好的。
可是為什麼？我其實…… 請講中文。
他說，聲音聽去非常正色。
我隻要改說中文。
米莉馬上摁一下遙控器，電視上的人物們馬上恢複了聲音。
我看她一眼，她在賭我的氣，正一點兒一點兒提升電視的音量。
我說：别擔心，我一定忘掉那個晚會。
别問為什麼。
好的，我不問為什麼。
謝謝你。
我打電話就為了得到你這個承諾。
但這個電話你也從來沒接到過，明白嗎？ 這時米莉已不去看電視，不可按捺地看着我。
這個一向很乖的中國侍女今天居然當着她的面講了這麼長時間的中國話。
她搖頭搖得極輕極輕，因此輕微搖顫的頭使米莉恢複了她原有的尊貴和傲慢。
我趕緊轉回到英文上來。
安德烈說：那好，就不多打擾了。
你知道我發現了什麼？我發現跟你打交道真不費事。
你大概是個不費事的女人。
你是不是？ 我笑了：哪類女人你認為不費事？ 就是很難碰到的那類。
他的中文詞彙被英文思路英文語法串成句子，聽來有陌生的趣味。
我們用對方的母語交談，不斷出現的意外的理解和誤解使我深受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