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突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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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居太守的蘇東坡還是下了大獄。
這一股強大而邪惡的力量，就很值得研究了。
這件事說來話長。
在專制制度下的統治者也常常會擺出一種重視輿論的姿态，有時甚至還設立專門在各級官員中找岔子、尋毛病的所謂谏官，充當朝廷的耳目和喉舌。
乍一看這是一件好事，但實際上弊端甚多。
這些具有輿論形象的谏官所說的話，别人無法聲辨，也不存在調查機制和仲裁機制，一切都要賴仗于他們的私人質量，但對私人質量的考察機制同樣也不具備，因而所謂輿論雲雲常常成為一種歪曲事實、颠倒是非的社會災難。
這就像現代的報紙如果缺乏足夠的職業道德又沒有相應的法規制約，信馬由缰，随意褒貶，受傷害者無處可以說話，不知情者卻誤以為白紙黑字是輿論所在，這将會給人們帶來多大的混亂！蘇東坡早就看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認為這種不受任何制約的所謂輿論和批評，足以改變朝廷決策者的心态，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殺傷力（&ldquo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rdquo），必須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于自身地位的不同無法意識到這一點。
沒想到，正是蘇東坡自己嘗到了他預言過的苦果，而神宗皇帝為了維護自己尊重輿論的形象，當批評蘇東坡的言論幾乎不約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時，他也不能為蘇東坡講什麼話了。
那麼，批評蘇東坡的言論為什麼會不約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簡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蘇轍說的那句話：&ldquo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
&rdquo他太出色、太響亮，能把四周的筆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點狼狽，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後你一拳我一腳地糟踐，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這場可恥的圍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當了急先鋒。
例如舒亶，這人可稱之為&ldquo檢舉揭發專業戶&rdquo，在揭發蘇東坡的同時他還揭發了另一個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薦他做官的大恩人。
這位大恩人給他寫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課業請他提意見、輔導，這本是朋友間非常正常的小事往來，沒想到他竟然忘恩負義地給皇帝寫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檢舉揭發信，說我們兩人都是官員，我又在輿論領域，他讓我輔導他女婿總不大妥當。
皇帝看了他的檢舉揭發，也就降了那個人的職。
這簡直是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
就是這麼一個讓人惡心的人，與何正臣等人相呼應，寫文章告訴皇帝，蘇東坡到湖州上任後寫給皇帝的感謝信中&ldquo有譏切時事之言&rdquo。
蘇東坡的這封感謝信皇帝早已看過，沒發現問題，舒亶卻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給皇帝聽，蘇東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兇呢，而且已經反到了&ldquo流俗翕然，争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rdquo的程度！&ldquo憤&rdquo是憤蘇東坡，&ldquo惋&rdquo是惋皇上。
有多少忠義之士在&ldquo憤惋&rdquo呢？他說是&ldquo無不&rdquo，也就是百分之百，無一遺漏。
這種數量統計完全無法驗證，卻能使注重社會名聲的神宗皇帝心頭一咯噔。
又如李定。
這是一個曾因母喪之後不服孝而引起人們唾罵的高官，對蘇東坡的攻擊最兇。
他歸納了蘇東坡的許多罪名，但我仔細鑒别後發現，他特别關注的是蘇東坡早年的貧寒出身、現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會名聲。
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範疇，但他似乎壓抑不住地對這幾點表示出最大的憤慨。
說蘇東坡&ldquo起于草野垢賤之餘&rdquo，&ldquo初無學術，濫得時名&rdquo，&ldquo所為文辭，雖不中理，亦足以鼓動流俗&rdquo，等等。
蘇東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說它，硬說蘇東坡不學無術、文辭不好，實在使我驚訝不已。
但他不這麼說也就無法斷言蘇東坡的社會名聲和世俗鼓動力是&ldquo濫得&rdquo。
總而言之，李定的攻擊在種種表層動機下顯然埋藏着一個最深秘的原素：妒忌。
無論如何，诋毀蘇東坡的學問和文采畢竟是太愚蠢了，這在當時加不了蘇東坡的罪，而在以後卻成了千年笑柄。
但是妒忌一深就會失控，他隻會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來攻擊，已顧不得哪怕是裝裝樣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這是一個跋扈和虛僞的老人。
他憑着資格和地位自認為文章天下第一，實際上他寫詩作文繞來繞去都離不開&ldquo金玉錦繡&rdquo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還自我感覺良好。
現在，一個後起之秀蘇東坡名震文壇，他當然要想盡一切辦法來對付。
有一次他對皇帝說：&ldquo蘇東坡對皇上确實有二心。
&rdquo皇帝問：&ldquo何以見得？&rdquo他舉出蘇東坡一首寫桧樹的詩中有&ldquo蟄龍&rdquo二字為證，皇帝不解，說：&ldquo詩人寫桧樹，和我有什麼關系？&rdquo他說：&ldquo寫到了龍還不是寫皇帝嗎？&rdquo皇帝倒是頭腦清醒，反駁道：&ldquo未必，人家叫諸葛亮還叫卧龍呢！&rdquo這個王珪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兒去呢？更不必說與蘇東坡來較量了。
幾縷白發有時能夠冒充師長、掩飾邪惡，卻欺騙不了曆史。
曆史最終也沒有因為年齡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蘇東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
這又是另一種特例，做着一個芝麻綠豆小官，在安徽靈璧縣聽說蘇東坡以前為當地一個園林寫的一篇園記中有勸人不必熱衷于做官的詞句，竟也寫信給皇帝檢舉揭發，并分析說這種思想會使人們缺少進取心，也會影響取士。
看來這位李宜之除了心術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問題，你看他連誣陷的口子都找得不倫不類。
但是，在沒有理性法庭的情況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對散落全國
這一股強大而邪惡的力量，就很值得研究了。
這件事說來話長。
在專制制度下的統治者也常常會擺出一種重視輿論的姿态，有時甚至還設立專門在各級官員中找岔子、尋毛病的所謂谏官，充當朝廷的耳目和喉舌。
乍一看這是一件好事，但實際上弊端甚多。
這些具有輿論形象的谏官所說的話，别人無法聲辨，也不存在調查機制和仲裁機制，一切都要賴仗于他們的私人質量，但對私人質量的考察機制同樣也不具備，因而所謂輿論雲雲常常成為一種歪曲事實、颠倒是非的社會災難。
這就像現代的報紙如果缺乏足夠的職業道德又沒有相應的法規制約，信馬由缰，随意褒貶，受傷害者無處可以說話，不知情者卻誤以為白紙黑字是輿論所在，這将會給人們帶來多大的混亂！蘇東坡早就看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認為這種不受任何制約的所謂輿論和批評，足以改變朝廷決策者的心态，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殺傷力（&ldquo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rdquo），必須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于自身地位的不同無法意識到這一點。
沒想到，正是蘇東坡自己嘗到了他預言過的苦果，而神宗皇帝為了維護自己尊重輿論的形象，當批評蘇東坡的言論幾乎不約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時，他也不能為蘇東坡講什麼話了。
那麼，批評蘇東坡的言論為什麼會不約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簡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蘇轍說的那句話：&ldquo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
&rdquo他太出色、太響亮，能把四周的筆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點狼狽，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後你一拳我一腳地糟踐，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這場可恥的圍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當了急先鋒。
例如舒亶，這人可稱之為&ldquo檢舉揭發專業戶&rdquo，在揭發蘇東坡的同時他還揭發了另一個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薦他做官的大恩人。
這位大恩人給他寫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課業請他提意見、輔導，這本是朋友間非常正常的小事往來，沒想到他竟然忘恩負義地給皇帝寫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檢舉揭發信，說我們兩人都是官員，我又在輿論領域，他讓我輔導他女婿總不大妥當。
皇帝看了他的檢舉揭發，也就降了那個人的職。
這簡直是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
就是這麼一個讓人惡心的人，與何正臣等人相呼應，寫文章告訴皇帝，蘇東坡到湖州上任後寫給皇帝的感謝信中&ldquo有譏切時事之言&rdquo。
蘇東坡的這封感謝信皇帝早已看過，沒發現問題，舒亶卻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給皇帝聽，蘇東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兇呢，而且已經反到了&ldquo流俗翕然，争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rdquo的程度！&ldquo憤&rdquo是憤蘇東坡，&ldquo惋&rdquo是惋皇上。
有多少忠義之士在&ldquo憤惋&rdquo呢？他說是&ldquo無不&rdquo，也就是百分之百，無一遺漏。
這種數量統計完全無法驗證，卻能使注重社會名聲的神宗皇帝心頭一咯噔。
又如李定。
這是一個曾因母喪之後不服孝而引起人們唾罵的高官，對蘇東坡的攻擊最兇。
他歸納了蘇東坡的許多罪名，但我仔細鑒别後發現，他特别關注的是蘇東坡早年的貧寒出身、現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會名聲。
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範疇，但他似乎壓抑不住地對這幾點表示出最大的憤慨。
說蘇東坡&ldquo起于草野垢賤之餘&rdquo，&ldquo初無學術，濫得時名&rdquo，&ldquo所為文辭，雖不中理，亦足以鼓動流俗&rdquo，等等。
蘇東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說它，硬說蘇東坡不學無術、文辭不好，實在使我驚訝不已。
但他不這麼說也就無法斷言蘇東坡的社會名聲和世俗鼓動力是&ldquo濫得&rdquo。
總而言之，李定的攻擊在種種表層動機下顯然埋藏着一個最深秘的原素：妒忌。
無論如何，诋毀蘇東坡的學問和文采畢竟是太愚蠢了，這在當時加不了蘇東坡的罪，而在以後卻成了千年笑柄。
但是妒忌一深就會失控，他隻會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來攻擊，已顧不得哪怕是裝裝樣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這是一個跋扈和虛僞的老人。
他憑着資格和地位自認為文章天下第一，實際上他寫詩作文繞來繞去都離不開&ldquo金玉錦繡&rdquo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還自我感覺良好。
現在，一個後起之秀蘇東坡名震文壇，他當然要想盡一切辦法來對付。
有一次他對皇帝說：&ldquo蘇東坡對皇上确實有二心。
&rdquo皇帝問：&ldquo何以見得？&rdquo他舉出蘇東坡一首寫桧樹的詩中有&ldquo蟄龍&rdquo二字為證，皇帝不解，說：&ldquo詩人寫桧樹，和我有什麼關系？&rdquo他說：&ldquo寫到了龍還不是寫皇帝嗎？&rdquo皇帝倒是頭腦清醒，反駁道：&ldquo未必，人家叫諸葛亮還叫卧龍呢！&rdquo這個王珪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兒去呢？更不必說與蘇東坡來較量了。
幾縷白發有時能夠冒充師長、掩飾邪惡，卻欺騙不了曆史。
曆史最終也沒有因為年齡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蘇東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
這又是另一種特例，做着一個芝麻綠豆小官，在安徽靈璧縣聽說蘇東坡以前為當地一個園林寫的一篇園記中有勸人不必熱衷于做官的詞句，竟也寫信給皇帝檢舉揭發，并分析說這種思想會使人們缺少進取心，也會影響取士。
看來這位李宜之除了心術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問題，你看他連誣陷的口子都找得不倫不類。
但是，在沒有理性法庭的情況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對散落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