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任安書》是司馬遷何時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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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征和二年說。

    比較對立而又考證較為詳盡的文章是黃振民的《〈報書〉寫作年代辨》(載《北京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和何世華的《〈報書〉并非作于太始四年考》。

    (載《人文雜志》1982年第6期)一辨一考都從解釋“會東從上來”,“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從上上雍”這一段話着手研究,且得出《報書》寫作年代相差二年截然不同的結論。

    為解疑窦,使讀者能全面了解詳情,現摘錄他倆各自引究的史料,供對比,分析。

     黃文對征和二年說提出質疑。

    他認為,《報書》作于太始四年理由是:一、《報書》最早見于《漢書。

    司馬遷傳》。

    《漢書》說:“遷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一寵一任職。

    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這裡說得很清楚,任安給司馬遷緻書時尚在益州刺史任上。

    從《報書》内容得知,《報書》作于任安自益州刺史任上因事下獄之後。

    二、《史記。

    田叔列傳》、《資治通鑒》、《史記》有關材料相互印證,任安在征和二年七月已為武帝以“有不忠之心”罪名與好友田仁一同被“腰斬”。

    而司馬遷當時任中書令,親随皇帝左右,任安在七月被殺,他肯定知道,決不會在任安死後4個月才“略陳固陋”——寫回信。

    三、《報書》中說:“曩者辱賜書,教以慎于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

    若望仆不相師用,而用流俗人之言。

    ”看來任安緻書主旨純屬友人規勸之意,絕非死囚乞援之辭。

    文中一個“望”字極能說明問題,任安決不至于在求援時先對司馬遷“怨望”一通吧?縱觀司馬遷一生,再反複琢磨《報書》本意,看得出,司馬遷決不是那種怕事懼禍棄友、見死不救的人。

    四、關于戾太子一案,《報書》中未吐一字。

    戾太子一案是武帝時獨一無二的大事變。

    戾太子自征和二年秋七月假節殺江充,從壬午日至庚寅日,假節驅四市人與丞相在長安城中大戰。

    曆時9天,死者數萬人。

    事後武帝又一逼一迫皇後、太子自一殺,誅殺大批附和太子的大臣,流放了幾十萬市民到敦煌等郡。

    晚年的司馬遷更倔強,他敢于在《史記》中頌揚欽犯朱家、郭解的俠義行為;敢于直刺漢高祖、呂後及武帝的短處;敢于在《報書》中頌揚李陵的國士之風。

    用激烈的言辭抨擊武帝,為已投降匈奴好幾年的李陵進行辯護。

    同時他又在《報書》中說:“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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