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新音樂是不是以西域音樂為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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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下一道命令，何至于從此“樂奏全失古法”？ 解放以前，我國不少文學史和音樂史研究者，在引用古代有關西域音樂文獻時，肯定很多。

    解放以後，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對西域音樂仍肯定得很，雖未明言“西域音樂是唐代新音樂的主體”，但其傾向十分明顯。

    近年來，很多研究者認為唐代的新音樂是以西域音樂為主體的，綜述其理由在（1）詞興起于唐的事實可證明。

    有兩種《中國文學史》都在第十三章說道：“詞所以興起于唐代，是和當時随着城市經濟的繁榮而繁榮起來的音樂有關。

    在當時，西域音樂（胡樂）大量傳入中國，曲調繁多，從宮廷到民間都很流行；同時，唐代民間樂曲也很發達，故自開元以來，歌者雜用胡夷裡巷之曲‘。

     這種中外音樂都很盛行的情況，有力地促進了詞的發展：“配合詞調的音樂主要是周、隋以來從西北各民族傳入的燕樂”。

    在這些學者看來，産生詞的音樂是以西域傳來的為主。

     （2）隋代的“九部樂”和唐代的“十部樂”證明西域音樂在唐代新音樂中占了主要地位。

    唐代統治者曆來都重視大曲。

    所謂大曲，就是在唐代民歌、曲子的基礎上，繼承了漢魏以來清樂大曲的傳統而發展起來的一種大型歌舞曲。

    唐在建國初期，即依隋制在宮廷裡設置了燕樂、清商、西涼、龜茲、疏勒、康國（今中亞撒馬爾罕）、安國（今中亞布哈拉）、扶南（束埔寨）、高麗等“九部樂”；貞觀十六年（642年）又增入高昌一部，改為“十部樂”，在宮廷舉辦的重要慶典或宴會上進行演出。

    可見，九、十部樂演奏的樂曲， 絕大部分是少數民族音樂創作的大曲和各民族或各國的傳統樂曲。

    另外，從某些古書的有關記載中也可相互印證。

    如《新唐書。

    輿服志》說：“開元來，太常樂尚胡曲。

    ”元《法曲》詩說：“女為胡服學胡裝，伎進胡音務胡樂，”可見西域音樂多麼盛行。

     （3）史載，唐時西域樂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