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永曆朝廷的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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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永曆帝流亡緬甸
1659年（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閏正月二十五日（丙子），朱由榔和小朝廷的文武官員在平一陽一侯靳統武護衛下，由永昌府（今雲南保山市）退到盞達土司，第二天行至布嶺，距離中緬邊境已經不遠了。
馬吉翔認為隻要進入緬甸國境就可以保住身家安全，同他的弟弟馬雄飛、女婿楊在秘密商議道：“我等百千謀議，方得車駕幸緬。
今從官相随又已至此。
萬一得有甯宇（？），上意必悔不早入蜀；在廷又欲持文墨以議我弟兄。
今護衛平一陽一侯右協孫崇雅與我極為同心。
莫若先示以意，使之妄傳追一逼一，則乘輿今夜必兼程入關。
伺夜半昏黑，車駕一過關，便将從官盡劫，則東奔西竄，流離萬狀，必無有随駕者矣。
”三人議定後即往告知孫崇雅。
孫是靳統武的部将，本已感到前途黯淡，又有馬吉翔的慫恿，乘機發一筆國難财，何樂而不為？于是在這天晚上縱兵大肆擄掠。
在夜色籠罩之下亂兵搶劫，連永曆皇帝也未能幸免，光着腳上不了山，直到天威營等兵趕到，才在深夜竄到銅鐵關（指銅壁關和鐵壁關），随行的文武官員在流離當中又遭搶劫，苦不堪言；不少将士也在混亂當中若鳥獸散。
二十六日白天到曩本河，距緬關十裡。
黔國公沐天波先派人去通知守關緬兵。
由于曆史的原因，明朝鎮守雲南的沐國公是緬甸當局熟知的人物，守關緬兵紛紛下馬以禮相待。
當他們得知随永曆帝避難緬甸的文武有近兩千人馬，要求“必盡釋甲仗，始許入關”。
永曆帝同意，“一時衛士、中官盡解弓刀盔甲，器械山積關前，皆赤手随駕去”①。
這一舉動曾經遭到一些忠于明室的人士的指責，認為自動解除武裝是“堕緬人計”，“向使馬吉翔、孫崇雅不暮夜兼程，則車駕入緬，護兵不散，猶易于出險而會兩藩（指晉王李定國、鞏昌王白文選），緬人不敢拘執，況敢獻清乎？”②就當時形勢而言，緬甸是個比較弱小的國家，其當局接受南明皇帝入境避難而要求解除随行人員武裝無可非議。
問題在于朱由榔貪生怕死，在李定國等人還在雲南西部邊境地區組織兵力抗擊清軍時，就在馬吉翔之流竄撮下流入外邦，過着寄人籬下的生活，以為這樣清朝就可以放過他們，從而苟且偷安。
作為實權人物的李定國在兵力不足以保衛昆明時，對朝廷的去向可能作了不正确的決策。
他沒有堅持取道建昌入據四川，即便形勢危急還可以順長江而下同據守夔東的抗清義師會合，而贊成了馬吉翔等人向中緬邊境撤退的錯誤主張。
然而，決策西撤并不等于同意流亡緬甸。
事實上他自己當時沒有入緬，由他指派的護駕隊伍靳統武所轄兵員也隻是到關為止，沒有跟随永曆朝廷進入緬甸。
當他接到靳統武的報告，緬甸當局禁止南明軍隊入境，永曆帝下令随行人員自動解除武裝後，“慮緬情叵測”，派高允臣趕去，企圖追回永曆帝和随行人員，不料，高允臣一入緬境即遭到緬方殺害①。
從後來的情況看，李定國同白文選等一再出兵緬甸想把永曆帝迎接回來，表明朱由榔的流亡緬甸根本未征得李定國、白文選等最高将領的同意。
從複明事業來看，永曆帝慌不擇路地進入外邦避難，标志着旗幟半倒，給各地的複明志士在心理上蒙上了一層濃厚的一陰一影。
對李定國、白文選等人來說，既要在窮山僻壤的邊境地區繼續抗擊清軍，又要耽心在緬甸的永曆帝的安全，弄得顧此失彼，心力交瘁。
朱由榔、沐天波和其他朝廷随行人員在順治十六年閏正月二十六日進入緬甸以後，二十九日到蠻莫，當地緬甸土官思線前來迎接，永曆帝賜給了金牌、緞帛厚禮①。
當對，黔國公沐天波、華亭侯王惟華、東宮典玺太監李崇實三人頭腦還比較清醒，他們認為把朝廷命運完全置于緬甸保護之下，萬一緬甸當局态度發生變化，将帶來難以預料的後果。
因此，經過商議後共同提出建議：“此地屬緬邊，尚未深入。
我等若将文武将士一半随大駕（指朱由榔）入緬，以一半導太子入茶山調度各營，即上在緬地亦有外援可恃。
不然，深入夷一穴一，音耗内外不通，終于生困。
”永曆帝覺得這個建議有道理，可以考慮；可是，中宮王氏卻舍不得一愛一子遠離身邊，堅持不肯①。
朱由榔惟恐清軍跟蹤而來，自身難保，離開蠻莫時即谕土官思線砍倒樹木，阻塞道路。
思線既得此谕，就在車駕啟行後，對關内外山箐搜括三天，碰上倉皇追駕的明朝官員一律加以拘捕，抄沒随身财物，身強力壯者殺害于關前溝下，老弱者散給各土寨令其舂米，被折磨而死的即投入江中，銷一屍一滅蹤。
三十日，行至河邊（約為八莫，靠伊洛瓦底江）。
二月初二日，緬甸國王派了四艘客船來迎接。
由于船隻狹小，永曆帝挑選随從官員六百四十六人扈從三宮由水道南下，其中有的官員還是自己出資雇買船隻随行；剩下的九百多人由總兵潘世榮保護岷王世子等騎馬走陸路，其中有文書房太監江國泰、劉九臯、劉衡、段然忠、翟國祯等十四人，文官朱蘊金等，武官溫如珍、範存禮、姜承德、向鼎忠、高升、季大勝、謝安祚等。
永曆帝聞風喪膽、自亂陣腳從他即位以來已成司空見慣。
逃入緬甸時，李定國還在組織磨盤山戰役，清軍不可能直接威脅到小朝廷的安全。
然而，二月初四日馬吉翔、李國泰擁簇着永曆帝登上緬甸客船，不僅随從文武官還有不少人船隻沒有着落，連太後和東宮都沒人料理。
永曆帝坐船開行後，太後大怒，說道：“皇帝此時未至颠沛，即不顧親一娘一耶？”朱由榔等才停泊了兩天，到初六日水路人員草草準備就緒，陸續開船南下。
一路上緬甸寨民供一應物品，十八日船到井梗（地近當時緬甸都城阿瓦，今曼德勒）。
二十四日，緬甸國王請永曆帝派兩位大臣過舟講話。
朱由榔派中府都督馬雄飛（馬吉翔之弟）、禦史邬昌琦前往“宣谕南幸之意”①。
盡避永曆朝廷仍以宗主國自居，事實上卻是逃難而來，這點緬甸君臣自然非常清楚。
為了避免禮節上難以處理得當，緬甸國王拒絕接見使者，隻派漢人通事居間傳達信息。
通事拿出明神宗時頒給緬甸的敕書同馬雄飛、邬昌琦帶來的永曆敕書相核對，發現所蓋玉玺大小稍有出入，因此對永曆朝廷的正統地位産生懷疑②。
幸虧沐天波攜有曆代相傳的征南将軍印是明代同西南沿邊土司和接壤國家往來文書中經常使用，緬甸當局對比之後才解除了疑惑，允許永曆帝和他的随行人員暫時居留境内。
由潘世榮帶領取陸路南行的明朝官員士卒在三月十七日就到達了緬都阿瓦城隔河對岸處。
由于人馬雜沓，引起緬甸國王的不安，他說：“此等非避亂，乃是一陰一圖我國耳！”派出兵丁加以包圍，強行把這批南明人員不分男一女老幼分别安插于附近各村民家看管，一家一人，禁止往來。
這批南明人士頃刻之間妻離子散，家産蕩盡，失去了人身自一由。
通政使朱蘊金、中軍姜成德被迫自缢。
③ 五月初七日，緬甸當局才把永曆帝及其随從由井梗移到原陸路人馬到達的阿瓦城隔河相望的地方，用竹子圍造了一座城，裡面建草房十間作為永曆帝的住所，其他随行官員人等自行構房居住。
朱由榔和他的随從人員在緬都阿瓦城郊居住下來以後，同國内（包括邊境地區）的抗清實力之間已經很難保持聯系，所謂“朝廷”、“正朔”不過虛有其名。
緬甸當局雖然允許他們入境避難，卻始終沒有給予正式的官方接待。
盡避緬甸國王住在阿瓦城中、流亡入緬的永曆君臣住于阿瓦城外，隔河相望，近在咫尺，各種文獻卻表明，兩人從來沒有見過面。
開初，緬甸當局還給予一些物資幫助，即所謂“進貢頗厚”。
永曆帝也還攜帶了一點積儲，有意回贈一分厚禮，用明朝習慣的說法是居高臨下的“賞賜”。
緬甸官員表示：“未得王命，不敢行禮”①，意思是不願對明朝皇帝行藩臣禮。
朱由榔既無實力，也隻好聽其自然。
永曆朝廷暫時得到安置，多數文武官員毫無失國憂君之念，繼續過着苟且偷安，苦中作樂的生活。
據記載，當地的緬甸居民紛紛來到永曆君臣住地進行貿易，這本無可非議，許多南明官員卻不顧國體，“短衣跣足，混入緬婦，席地坐笑”②。
一些緬甸人士也鄙夷這種醜陋行徑，私下說道：“天朝大臣如此嬉戲無度，天下安得不亡？”③一位通事也說：“我看這幾多老爺越發不像個興王圖霸的人。
”①永曆帝為了維護小朝廷的安全和體統，決定派官員輪流巡夜，奉派官員即乘機“張燈高飲，徹夜歌号”②。
這年八月間，朱由榔左腳患病，晝夜呻一吟。
馬吉翔、李國泰于中秋節晚上會飲于皇親王維恭家内，維恭家有廣東女戲子黎應祥，吉翔、國泰命她歌曲侑酒，黎應祥流着眼淚說：“上宮禁咫尺，玉一體違和，此何等時，乃欲行樂。
應祥雖小人，不敢應命。
”王維恭竟然拿起棍子就打。
朱由榔聽到哄鬧哭泣之一聲，派人傳旨道：“皇親即目中無朕，亦當念母死新喪，不宜聞樂。
”③王維恭等人才暫時收斂。
此外，綏甯伯蒲纓、太監楊國明等大開賭一場，日夜呼幺喝六，一片喧嘩。
永曆帝大怒，命錦衣衛士前往拆毀賭一場，諸臣賭興正濃，那管什麼皇帝聖旨，換個地方重開賭一場，喧嘯如故。
八月十三日，緬甸國王派人來請黔國公沐天波過江參加十五日的緬曆年節。
沐天波攜帶永曆帝原拟贈送的禮品過江後，緬甸君臣不準他穿戴明朝衣冠，強迫他換上民族服裝同緬屬小邦使者一道以臣禮至緬王金殿前朝見。
按明朝二百多年的慣例，鎮守雲南的黔國公沐氏代表明帝國管轄雲南土司并處理周邊藩屬國家的往來事務，體統非常尊貴。
這時卻倒了過來，要光着腳身穿民族服裝向緬王稱臣，心中苦惱可想而知。
禮畢回來後，沐天波對朝廷諸臣說：“三月在井亘（吉梗）時不用吾言，以至今日進退維谷。
我若不屈，則車駕已在虎一穴一。
嗟乎，嗟呼，誰使我至此耶？”說完大哭起來。
禮部侍郎楊在、行人任國玺還上疏劾奏沐天波失體辱國，永曆帝隻好留中不報。
到九月間，馬吉翔、李國泰對永曆帝訴說廷臣和随從人員生活困難，有的人已經沒糧下鍋，意思是要朱由榔拿出“内帑”（這對流亡他國，自然不可能有任何财政收入）來救濟。
朱由榔本來就沒有多少家産，這時屢經劫難，已經捉襟見肘，一怒之下把黃金制造的國玺扔到地上，讓他們鑿碎分給群臣①。
典玺太監李國用叩頭道：“臣萬死不敢碎此寶！”馬吉翔、李國泰卻毫無顧忌，當即将國玺鑿碎，分給各臣數錢至一二兩不等。
這件事充分說明随永曆帝入緬的多數官員已如行一屍一走肉，毫無共赴國難之意。
不久，緬甸政一府送來一批新收的稻谷，朱由榔指示分給窮困的随行官員。
馬吉翔卻視若己物，分給同自己交情密切的人員，引起小朝廷内部極大不滿。
護衛總兵鄧凱大呼道：“時勢至此，尚敢蒙蔽上聽。
升鬥之惠，不給從官，良心何在？”馬吉翔命手下人把鄧凱打翻在地，傷足不能行走。
② ①劉寀《狩緬紀事》。
①邵廷寀《西南紀事》卷十《李定國傳》。
鄭達《野史無文》卷九，馮蘇《見聞随筆》卷下等書均作高允臣；劉■《狩緬紀事》寫作嶽一陽一伯王允臣。
①劉■《狩緬紀事》。
①《狩緬紀事》；鄧凱《也是錄》。
②明代曆朝相傳玉玺在1644年大順軍入京時已被繳獲，這以後弘光、隆武、水曆三朝都另行制作，為了防止落入他方之手的玉玺可能被利用，每次制作的玉玺規格必然會稍有差異。
①《狩緬紀事》。
②《狩緬紀事》。
③《狩緬紀事》。
①金鐘《皇明末造錄》。
②《狩緬紀事》。
③《狩緬紀事》。
①這件事在《求野錄》、《也是錄》、《狩緬紀事》、《皇明末造錄》等書中都有記載，前面已經指出包括永曆在内的明清皇帝都有幾顆不同用途的“國寶”，其中多數是玉制，稱為玉玺，但也有金制的。
永曆帝這次下令鑿碎的顯然是金制國玺，謝國桢《南明史略》和司徒琳《南明史》（英文原版一七三頁）都說是玉玺，略誤。
第二節清方對西南明軍的剿撫政策 清軍占領包括貴州、昆明在内的黔、滇兩省肮心地區以後，南明永曆朝廷已經出現瓦解的形勢。
然而，這種局面的形成并不是南明軍隊受到毀滅一性一打擊的結果，而是永曆朝廷決策失誤所緻。
從當時的戰局來考察，清軍三路迅速推進，南明軍隊節節敗退，長期經營的大片土地被清軍占領，明軍在阻擊過程中雖然損失了一些兵将，但并沒有發生大量主力被清軍殲滅的情況。
這就說明，明軍的全線失利主要是戰略部署不當。
永曆帝倉皇逃入緬甸，李定國在磨盤山戰役後領兵轉入滇南邊境地區，散處西南各地的南明文官武将實際上失去了領導核心，他們既缺乏統一部署，隻好自尋出路。
清軍入滇以後，多尼、趙布泰、吳三桂、線國安的龐大兵力集中于雲南，羅托的軍隊駐守貴一陽一，加上原屬經略洪承疇、吳三桂的部分軍隊留守交通要道，南明戰敗後分駐各地的軍隊不僅很難組織反攻，而且多處于邊境窮荒之地，條件異常艱苦。
相對而言，在吳三桂軍由貴州進入雲南以後，四川的清軍防禦力量是相當單薄的。
李定國在放棄昆明時決策向滇西撤退，沒有帶領主力由建昌入川，是一個重大失策。
在這以後，四川大部分地區有半年左右時間仍然在明軍控制之下。
1659年（順治十六年）七月十一日，清四川巡撫高民瞻依據川陝總督李國英的指示，派出軍隊由保甯出發，先後收取編縣、綿竹、什邡、漢州、簡州等地，二十六日進抵成都，守城的明朝總兵劉耀、楊有才、曹昌祚、陳安國、趙友鄢等雜牌軍隊自動撤退，清軍就在當天進入“滿城荊棘”的省會成都①。
上文已提及早在這年閏三月間，明慶一陽一王馮雙禮率領進入四川建昌的軍隊，由于部将狄三品等叛變，活捉馮雙禮向清方投降②。
九月，清“川陝總督李國英疏報，收複嘉定一路，招降僞将軍楊國明、總兵武國用，各州縣僞官皆繳印投誠”③，“蘆山僞武義将軍杜學率所部僞官六十餘員，兵二千餘名繳印投誠”。
④十月，“四川巡撫高民瞻奏報：僞侯郝成裔、僞伯陳建等謀誅首逆高承恩獻土投誠，及僞文武官八十員各繳印劄來歸，川南底定。
”⑤這些事實說明當時四川省内的明朝軍隊為數尚多，控制的地區也相當可觀，主要是因為永曆朝廷和李定國統率的主力向滇西撤退，節制無人，才在清方招降下自行瓦解。
如果李定國決策奉永曆帝由建昌入川，以嘉定、叙府一帶為基地，北取成都平原，東攻重慶與夔東十三家會合，隻留少數兵力在雲南邊境聯絡土司牽制清軍，清朝在新定的雲南、貴州兩省必留重兵鎮守，在戰略上極易造成被動。
即使清方雲貴主力回師四川，明軍作戰不利，順江而下同鄭成功、張煌言會師的可能一性一也是很大的。
除了四川地區淪入清方之手外，分散在雲南邊遠地方的不少明朝将領也由于群龍無首，同主力聯絡不上，對前途悲觀失望，紛紛投降清朝。
其中如叙國公馬惟興、淮國公馬寶、将軍塔新策、漢一陽一王馬進忠的兒子馬自德、公安伯李如碧、宜川伯高啟隆等帶領兵馬六七千人撤到滇西北鶴慶、劍川、麗江、蘭州（今雲南省蘭坪縣南）一帶，先後向清朝投降①。
懷仁侯吳子聖于十二月初一日在永昌府（今雲南保山）投降②。
此外，降清的還有岐山侯王會、總兵楊成、趙武、史文、鄧望功等率衆四千一百餘人，楊武伯廖魚領兵六百名；文官有東閣大學士張佐宸、戶部尚書龔彜、兵部尚書孫順、侍郎萬年策、大理寺少卿劉泌、兵科都給事中胡顯等①；宗室勳戚有岷藩朱企鋘、皇親武靖侯王國玺等②。
次年（順治十七年）正月，明征蠻後将軍楊武收得染瘴身死的廣昌侯高文貴（即參加磨盤山戰役的明軍三将領之一）部卒三千餘人向清軍投降；五月，鹹一陽一侯祁三升率領孟津伯魏勇之子魏君重、總兵王有功等兵員七千九百餘人、馬一千三百餘匹、象三隻降清③。
這年七月，吳三桂奏請朝廷批準，把投降明軍分作十營，以馬寶、李如碧、高啟隆、劉之複、塔新策、王會、劉偁、馬惟興、吳子聖、楊威為十營總兵④。
從雲南邊境地區入降的明軍兵員總數大約在三萬名以上，其中不少擁有相當多的馬匹、器械，能征慣戰的将領也頗不乏人。
何況，撤退到邊荒地區之後，因染瘴病死，缺糧餓死，在混亂中逃散的官兵肯定不在少數。
如果加上跟随李定國、白文選轉往滇緬邊境的主力，南明統帥如果能夠指揮得當，在清軍三路進軍時集中兵力殲滅其中一路，整個戰局決不緻于這樣混亂不堪，一敗塗地。
聯系到給予追擊清軍以沉重打擊的磨盤山戰役，李定國部署的隻是窦名望、高文貴、王玺三将，兵員據一種記載說是六千餘人①，由此可見，撤退時缺乏統一部署，各部失去聯系，是南明軍隊瓦解的重要原因。
作為全軍主帥的李定國在磨盤山戰役以後，率領部分軍隊向南撤退，崎岖于雲南邊境地區。
他曾經在車裡（今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停留了一段時間，又轉移到孟艮（在今緬甸景棟一帶）。
由于整個局勢惡化，内部軍心不穩，李定國既指揮不了散處四川、雲南的明軍，又要防止随從文官武将的變節。
1660年（順治十七年，永曆十四年）六月間，廣國公賀九義被他下令亂棍打死。
原因是賀九義的妻子被清軍俘獲，清方乘機寫信要挾賀九義投降，賀九義尚在猶豫之中，沒有向李定國報告。
李定國得知此事後，判斷賀是心懷兩端，決定立即将其處死。
賀九義原是孫可望的部将，他從廣西南甯帶來的近萬名兵馬又是一支實力比較強的從伍，定國對他懷有戒心，為了防止賀九義率部降清，就采取了這一斷然措施。
賀九義被杖殺後，他的部下深為不滿，“賀營官兵鼓噪逃出”①。
李定國又耽心逃出的官兵可能充當清軍向導，潛來襲擊，于是，“于九月初五、六兩日将孟艮城裡房子盡燒，孟艮彜人少壯者擄去，弱幼小的殺了。
初七日，撤營走景邁、景線，奔僞鞏昌王白文選一處，……合營走木邦緬甸”②。
被李定國杖死的還有他的親信文官吏部侍郎金維新。
金維新有《西行永昌旅次題墨牡丹》詩雲：“繁華頓謝三春景，尺幅長留冰雪天。
玉宇瓊樓都似夢，郵亭攬筆意凄然。
”③吐露了他随軍西撤至保山時意氣消沉，但被杖死的确切原因則不清楚④。
①順治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川陝總督李國英“為恭報恢複成都日期并追剿逆賊情形事”揭帖，見《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
②《清世祖實錄》卷一二五；參見劉健《庭聞錄》卷三。
③《清世祖實錄》卷一二八。
④《清世祖實錄》卷一二八。
⑤《清世祖實錄》卷一二九。
按，同書卷一三一記，高承恩為“僞鹹甯侯”，郝成裔是他的“幸僮”，降清時高民
馬吉翔認為隻要進入緬甸國境就可以保住身家安全，同他的弟弟馬雄飛、女婿楊在秘密商議道：“我等百千謀議，方得車駕幸緬。
今從官相随又已至此。
萬一得有甯宇（？），上意必悔不早入蜀；在廷又欲持文墨以議我弟兄。
今護衛平一陽一侯右協孫崇雅與我極為同心。
莫若先示以意，使之妄傳追一逼一，則乘輿今夜必兼程入關。
伺夜半昏黑，車駕一過關，便将從官盡劫，則東奔西竄，流離萬狀，必無有随駕者矣。
”三人議定後即往告知孫崇雅。
孫是靳統武的部将，本已感到前途黯淡，又有馬吉翔的慫恿，乘機發一筆國難财，何樂而不為？于是在這天晚上縱兵大肆擄掠。
在夜色籠罩之下亂兵搶劫，連永曆皇帝也未能幸免，光着腳上不了山，直到天威營等兵趕到，才在深夜竄到銅鐵關（指銅壁關和鐵壁關），随行的文武官員在流離當中又遭搶劫，苦不堪言；不少将士也在混亂當中若鳥獸散。
二十六日白天到曩本河，距緬關十裡。
黔國公沐天波先派人去通知守關緬兵。
由于曆史的原因，明朝鎮守雲南的沐國公是緬甸當局熟知的人物，守關緬兵紛紛下馬以禮相待。
當他們得知随永曆帝避難緬甸的文武有近兩千人馬，要求“必盡釋甲仗，始許入關”。
永曆帝同意，“一時衛士、中官盡解弓刀盔甲，器械山積關前，皆赤手随駕去”①。
這一舉動曾經遭到一些忠于明室的人士的指責，認為自動解除武裝是“堕緬人計”，“向使馬吉翔、孫崇雅不暮夜兼程，則車駕入緬，護兵不散，猶易于出險而會兩藩（指晉王李定國、鞏昌王白文選），緬人不敢拘執，況敢獻清乎？”②就當時形勢而言，緬甸是個比較弱小的國家，其當局接受南明皇帝入境避難而要求解除随行人員武裝無可非議。
問題在于朱由榔貪生怕死，在李定國等人還在雲南西部邊境地區組織兵力抗擊清軍時，就在馬吉翔之流竄撮下流入外邦，過着寄人籬下的生活，以為這樣清朝就可以放過他們，從而苟且偷安。
作為實權人物的李定國在兵力不足以保衛昆明時，對朝廷的去向可能作了不正确的決策。
他沒有堅持取道建昌入據四川，即便形勢危急還可以順長江而下同據守夔東的抗清義師會合，而贊成了馬吉翔等人向中緬邊境撤退的錯誤主張。
然而，決策西撤并不等于同意流亡緬甸。
事實上他自己當時沒有入緬，由他指派的護駕隊伍靳統武所轄兵員也隻是到關為止，沒有跟随永曆朝廷進入緬甸。
當他接到靳統武的報告，緬甸當局禁止南明軍隊入境，永曆帝下令随行人員自動解除武裝後，“慮緬情叵測”，派高允臣趕去，企圖追回永曆帝和随行人員，不料，高允臣一入緬境即遭到緬方殺害①。
從後來的情況看，李定國同白文選等一再出兵緬甸想把永曆帝迎接回來，表明朱由榔的流亡緬甸根本未征得李定國、白文選等最高将領的同意。
從複明事業來看，永曆帝慌不擇路地進入外邦避難，标志着旗幟半倒，給各地的複明志士在心理上蒙上了一層濃厚的一陰一影。
對李定國、白文選等人來說，既要在窮山僻壤的邊境地區繼續抗擊清軍，又要耽心在緬甸的永曆帝的安全，弄得顧此失彼，心力交瘁。
朱由榔、沐天波和其他朝廷随行人員在順治十六年閏正月二十六日進入緬甸以後，二十九日到蠻莫，當地緬甸土官思線前來迎接，永曆帝賜給了金牌、緞帛厚禮①。
當對，黔國公沐天波、華亭侯王惟華、東宮典玺太監李崇實三人頭腦還比較清醒，他們認為把朝廷命運完全置于緬甸保護之下，萬一緬甸當局态度發生變化，将帶來難以預料的後果。
因此，經過商議後共同提出建議：“此地屬緬邊，尚未深入。
我等若将文武将士一半随大駕（指朱由榔）入緬，以一半導太子入茶山調度各營，即上在緬地亦有外援可恃。
不然，深入夷一穴一，音耗内外不通，終于生困。
”永曆帝覺得這個建議有道理，可以考慮；可是，中宮王氏卻舍不得一愛一子遠離身邊，堅持不肯①。
朱由榔惟恐清軍跟蹤而來，自身難保，離開蠻莫時即谕土官思線砍倒樹木，阻塞道路。
思線既得此谕，就在車駕啟行後，對關内外山箐搜括三天，碰上倉皇追駕的明朝官員一律加以拘捕，抄沒随身财物，身強力壯者殺害于關前溝下，老弱者散給各土寨令其舂米，被折磨而死的即投入江中，銷一屍一滅蹤。
三十日，行至河邊（約為八莫，靠伊洛瓦底江）。
二月初二日，緬甸國王派了四艘客船來迎接。
由于船隻狹小，永曆帝挑選随從官員六百四十六人扈從三宮由水道南下，其中有的官員還是自己出資雇買船隻随行；剩下的九百多人由總兵潘世榮保護岷王世子等騎馬走陸路，其中有文書房太監江國泰、劉九臯、劉衡、段然忠、翟國祯等十四人，文官朱蘊金等，武官溫如珍、範存禮、姜承德、向鼎忠、高升、季大勝、謝安祚等。
永曆帝聞風喪膽、自亂陣腳從他即位以來已成司空見慣。
逃入緬甸時，李定國還在組織磨盤山戰役，清軍不可能直接威脅到小朝廷的安全。
然而，二月初四日馬吉翔、李國泰擁簇着永曆帝登上緬甸客船，不僅随從文武官還有不少人船隻沒有着落，連太後和東宮都沒人料理。
永曆帝坐船開行後，太後大怒，說道：“皇帝此時未至颠沛，即不顧親一娘一耶？”朱由榔等才停泊了兩天，到初六日水路人員草草準備就緒，陸續開船南下。
一路上緬甸寨民供一應物品，十八日船到井梗（地近當時緬甸都城阿瓦，今曼德勒）。
二十四日，緬甸國王請永曆帝派兩位大臣過舟講話。
朱由榔派中府都督馬雄飛（馬吉翔之弟）、禦史邬昌琦前往“宣谕南幸之意”①。
盡避永曆朝廷仍以宗主國自居，事實上卻是逃難而來，這點緬甸君臣自然非常清楚。
為了避免禮節上難以處理得當，緬甸國王拒絕接見使者，隻派漢人通事居間傳達信息。
通事拿出明神宗時頒給緬甸的敕書同馬雄飛、邬昌琦帶來的永曆敕書相核對，發現所蓋玉玺大小稍有出入，因此對永曆朝廷的正統地位産生懷疑②。
幸虧沐天波攜有曆代相傳的征南将軍印是明代同西南沿邊土司和接壤國家往來文書中經常使用，緬甸當局對比之後才解除了疑惑，允許永曆帝和他的随行人員暫時居留境内。
由潘世榮帶領取陸路南行的明朝官員士卒在三月十七日就到達了緬都阿瓦城隔河對岸處。
由于人馬雜沓，引起緬甸國王的不安，他說：“此等非避亂，乃是一陰一圖我國耳！”派出兵丁加以包圍，強行把這批南明人員不分男一女老幼分别安插于附近各村民家看管，一家一人，禁止往來。
這批南明人士頃刻之間妻離子散，家産蕩盡，失去了人身自一由。
通政使朱蘊金、中軍姜成德被迫自缢。
③ 五月初七日，緬甸當局才把永曆帝及其随從由井梗移到原陸路人馬到達的阿瓦城隔河相望的地方，用竹子圍造了一座城，裡面建草房十間作為永曆帝的住所，其他随行官員人等自行構房居住。
朱由榔和他的随從人員在緬都阿瓦城郊居住下來以後，同國内（包括邊境地區）的抗清實力之間已經很難保持聯系，所謂“朝廷”、“正朔”不過虛有其名。
緬甸當局雖然允許他們入境避難，卻始終沒有給予正式的官方接待。
盡避緬甸國王住在阿瓦城中、流亡入緬的永曆君臣住于阿瓦城外，隔河相望，近在咫尺，各種文獻卻表明，兩人從來沒有見過面。
開初，緬甸當局還給予一些物資幫助，即所謂“進貢頗厚”。
永曆帝也還攜帶了一點積儲，有意回贈一分厚禮，用明朝習慣的說法是居高臨下的“賞賜”。
緬甸官員表示：“未得王命，不敢行禮”①，意思是不願對明朝皇帝行藩臣禮。
朱由榔既無實力，也隻好聽其自然。
永曆朝廷暫時得到安置，多數文武官員毫無失國憂君之念，繼續過着苟且偷安，苦中作樂的生活。
據記載，當地的緬甸居民紛紛來到永曆君臣住地進行貿易，這本無可非議，許多南明官員卻不顧國體，“短衣跣足，混入緬婦，席地坐笑”②。
一些緬甸人士也鄙夷這種醜陋行徑，私下說道：“天朝大臣如此嬉戲無度，天下安得不亡？”③一位通事也說：“我看這幾多老爺越發不像個興王圖霸的人。
”①永曆帝為了維護小朝廷的安全和體統，決定派官員輪流巡夜，奉派官員即乘機“張燈高飲，徹夜歌号”②。
這年八月間，朱由榔左腳患病，晝夜呻一吟。
馬吉翔、李國泰于中秋節晚上會飲于皇親王維恭家内，維恭家有廣東女戲子黎應祥，吉翔、國泰命她歌曲侑酒，黎應祥流着眼淚說：“上宮禁咫尺，玉一體違和，此何等時，乃欲行樂。
應祥雖小人，不敢應命。
”王維恭竟然拿起棍子就打。
朱由榔聽到哄鬧哭泣之一聲，派人傳旨道：“皇親即目中無朕，亦當念母死新喪，不宜聞樂。
”③王維恭等人才暫時收斂。
此外，綏甯伯蒲纓、太監楊國明等大開賭一場，日夜呼幺喝六，一片喧嘩。
永曆帝大怒，命錦衣衛士前往拆毀賭一場，諸臣賭興正濃，那管什麼皇帝聖旨，換個地方重開賭一場，喧嘯如故。
八月十三日，緬甸國王派人來請黔國公沐天波過江參加十五日的緬曆年節。
沐天波攜帶永曆帝原拟贈送的禮品過江後，緬甸君臣不準他穿戴明朝衣冠，強迫他換上民族服裝同緬屬小邦使者一道以臣禮至緬王金殿前朝見。
按明朝二百多年的慣例，鎮守雲南的黔國公沐氏代表明帝國管轄雲南土司并處理周邊藩屬國家的往來事務，體統非常尊貴。
這時卻倒了過來，要光着腳身穿民族服裝向緬王稱臣，心中苦惱可想而知。
禮畢回來後，沐天波對朝廷諸臣說：“三月在井亘（吉梗）時不用吾言，以至今日進退維谷。
我若不屈，則車駕已在虎一穴一。
嗟乎，嗟呼，誰使我至此耶？”說完大哭起來。
禮部侍郎楊在、行人任國玺還上疏劾奏沐天波失體辱國，永曆帝隻好留中不報。
到九月間，馬吉翔、李國泰對永曆帝訴說廷臣和随從人員生活困難，有的人已經沒糧下鍋，意思是要朱由榔拿出“内帑”（這對流亡他國，自然不可能有任何财政收入）來救濟。
朱由榔本來就沒有多少家産，這時屢經劫難，已經捉襟見肘，一怒之下把黃金制造的國玺扔到地上，讓他們鑿碎分給群臣①。
典玺太監李國用叩頭道：“臣萬死不敢碎此寶！”馬吉翔、李國泰卻毫無顧忌，當即将國玺鑿碎，分給各臣數錢至一二兩不等。
這件事充分說明随永曆帝入緬的多數官員已如行一屍一走肉，毫無共赴國難之意。
不久，緬甸政一府送來一批新收的稻谷，朱由榔指示分給窮困的随行官員。
馬吉翔卻視若己物，分給同自己交情密切的人員，引起小朝廷内部極大不滿。
護衛總兵鄧凱大呼道：“時勢至此，尚敢蒙蔽上聽。
升鬥之惠，不給從官，良心何在？”馬吉翔命手下人把鄧凱打翻在地，傷足不能行走。
② ①劉寀《狩緬紀事》。
①邵廷寀《西南紀事》卷十《李定國傳》。
鄭達《野史無文》卷九，馮蘇《見聞随筆》卷下等書均作高允臣；劉■《狩緬紀事》寫作嶽一陽一伯王允臣。
①劉■《狩緬紀事》。
①《狩緬紀事》；鄧凱《也是錄》。
②明代曆朝相傳玉玺在1644年大順軍入京時已被繳獲，這以後弘光、隆武、水曆三朝都另行制作，為了防止落入他方之手的玉玺可能被利用，每次制作的玉玺規格必然會稍有差異。
①《狩緬紀事》。
②《狩緬紀事》。
③《狩緬紀事》。
①金鐘《皇明末造錄》。
②《狩緬紀事》。
③《狩緬紀事》。
①這件事在《求野錄》、《也是錄》、《狩緬紀事》、《皇明末造錄》等書中都有記載，前面已經指出包括永曆在内的明清皇帝都有幾顆不同用途的“國寶”，其中多數是玉制，稱為玉玺，但也有金制的。
永曆帝這次下令鑿碎的顯然是金制國玺，謝國桢《
第二節清方對西南明軍的剿撫政策 清軍占領包括貴州、昆明在内的黔、滇兩省肮心地區以後，南明永曆朝廷已經出現瓦解的形勢。
然而，這種局面的形成并不是南明軍隊受到毀滅一性一打擊的結果，而是永曆朝廷決策失誤所緻。
從當時的戰局來考察，清軍三路迅速推進，南明軍隊節節敗退，長期經營的大片土地被清軍占領，明軍在阻擊過程中雖然損失了一些兵将，但并沒有發生大量主力被清軍殲滅的情況。
這就說明，明軍的全線失利主要是戰略部署不當。
永曆帝倉皇逃入緬甸，李定國在磨盤山戰役後領兵轉入滇南邊境地區，散處西南各地的南明文官武将實際上失去了領導核心，他們既缺乏統一部署，隻好自尋出路。
清軍入滇以後，多尼、趙布泰、吳三桂、線國安的龐大兵力集中于雲南，羅托的軍隊駐守貴一陽一，加上原屬經略洪承疇、吳三桂的部分軍隊留守交通要道，南明戰敗後分駐各地的軍隊不僅很難組織反攻，而且多處于邊境窮荒之地，條件異常艱苦。
相對而言，在吳三桂軍由貴州進入雲南以後，四川的清軍防禦力量是相當單薄的。
李定國在放棄昆明時決策向滇西撤退，沒有帶領主力由建昌入川，是一個重大失策。
在這以後，四川大部分地區有半年左右時間仍然在明軍控制之下。
1659年（順治十六年）七月十一日，清四川巡撫高民瞻依據川陝總督李國英的指示，派出軍隊由保甯出發，先後收取編縣、綿竹、什邡、漢州、簡州等地，二十六日進抵成都，守城的明朝總兵劉耀、楊有才、曹昌祚、陳安國、趙友鄢等雜牌軍隊自動撤退，清軍就在當天進入“滿城荊棘”的省會成都①。
上文已提及早在這年閏三月間，明慶一陽一王馮雙禮率領進入四川建昌的軍隊，由于部将狄三品等叛變，活捉馮雙禮向清方投降②。
九月，清“川陝總督李國英疏報，收複嘉定一路，招降僞将軍楊國明、總兵武國用，各州縣僞官皆繳印投誠”③，“蘆山僞武義将軍杜學率所部僞官六十餘員，兵二千餘名繳印投誠”。
④十月，“四川巡撫高民瞻奏報：僞侯郝成裔、僞伯陳建等謀誅首逆高承恩獻土投誠，及僞文武官八十員各繳印劄來歸，川南底定。
”⑤這些事實說明當時四川省内的明朝軍隊為數尚多，控制的地區也相當可觀，主要是因為永曆朝廷和李定國統率的主力向滇西撤退，節制無人，才在清方招降下自行瓦解。
如果李定國決策奉永曆帝由建昌入川，以嘉定、叙府一帶為基地，北取成都平原，東攻重慶與夔東十三家會合，隻留少數兵力在雲南邊境聯絡土司牽制清軍，清朝在新定的雲南、貴州兩省必留重兵鎮守，在戰略上極易造成被動。
即使清方雲貴主力回師四川，明軍作戰不利，順江而下同鄭成功、張煌言會師的可能一性一也是很大的。
除了四川地區淪入清方之手外，分散在雲南邊遠地方的不少明朝将領也由于群龍無首，同主力聯絡不上，對前途悲觀失望，紛紛投降清朝。
其中如叙國公馬惟興、淮國公馬寶、将軍塔新策、漢一陽一王馬進忠的兒子馬自德、公安伯李如碧、宜川伯高啟隆等帶領兵馬六七千人撤到滇西北鶴慶、劍川、麗江、蘭州（今雲南省蘭坪縣南）一帶，先後向清朝投降①。
懷仁侯
此外，降清的還有岐山侯王會、總兵楊成、趙武、史文、鄧望功等率衆四千一百餘人，楊武伯廖魚領兵六百名；文官有東閣大學士張佐宸、戶部
次年（順治十七年）正月，明征蠻後将軍楊武收得染瘴身死的廣昌侯高文貴（即參加磨盤山戰役的明軍三将領之一）部卒三千餘人向清軍投降；五月，鹹一陽一侯祁三升率領孟津伯魏勇之子魏君重、總兵王有功等兵員七千九百餘人、馬一千三百餘匹、象三隻降清③。
這年七月，吳三桂奏請朝廷批準，把投降明軍分作十營，以馬寶、李如碧、高啟隆、劉之複、塔新策、王會、劉偁、馬惟興、吳子聖、楊威為十營總兵④。
從雲南邊境地區入降的明軍兵員總數大約在三萬名以上，其中不少擁有相當多的馬匹、器械，能征慣戰的将領也頗不乏人。
何況，撤退到邊荒地區之後，因染瘴病死，缺糧餓死，在混亂中逃散的官兵肯定不在少數。
如果加上跟随李定國、白文選轉往滇緬邊境的主力，南明統帥如果能夠指揮得當，在清軍三路進軍時集中兵力殲滅其中一路，整個戰局決不緻于這樣混亂不堪，一敗塗地。
聯系到給予追擊清軍以沉重打擊的磨盤山戰役，李定國部署的隻是窦名望、高文貴、王玺三将，兵員據一種記載說是六千餘人①，由此可見，撤退時缺乏統一部署，各部失去聯系，是南明軍隊瓦解的重要原因。
作為全軍主帥的李定國在磨盤山戰役以後，率領部分軍隊向南撤退，崎岖于雲南邊境地區。
他曾經在車裡（今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停留了一段時間，又轉移到孟艮（在今緬甸景棟一帶）。
由于整個局勢惡化，内部軍心不穩，李定國既指揮不了散處四川、雲南的明軍，又要防止随從文官武将的變節。
1660年（順治十七年，永曆十四年）六月間，廣國公賀九義被他下令亂棍打死。
原因是賀九義的妻子被清軍俘獲，清方乘機寫信要挾賀九義投降，賀九義尚在猶豫之中，沒有向李定國報告。
李定國得知此事後，判斷賀是心懷兩端，決定立即将其處死。
賀九義原是孫可望的部将，他從廣西南甯帶來的近萬名兵馬又是一支實力比較強的從伍，定國對他懷有戒心，為了防止賀九義率部降清，就采取了這一斷然措施。
賀九義被杖殺後，他的部下深為不滿，“賀營官兵鼓噪逃出”①。
李定國又耽心逃出的官兵可能充當清軍向導，潛來襲擊，于是，“于九月初五、六兩日将孟艮城裡房子盡燒，孟艮彜人少壯者擄去，弱幼小的殺了。
初七日，撤營走景邁、景線，奔僞鞏昌王白文選一處，……合營走木邦緬甸”②。
被李定國杖死的還有他的親信文官吏部侍郎金維新。
金維新有《西行永昌旅次題墨牡丹》詩雲：“繁華頓謝三春景，尺幅長留冰雪天。
玉宇瓊樓都似夢，郵亭攬筆意凄然。
”③吐露了他随軍西撤至保山時意氣消沉，但被杖死的确切原因則不清楚④。
①順治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川陝總督李國英“為恭報恢複成都日期并追剿逆賊情形事”揭帖，見《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
②《清世祖實錄》卷一二五；參見劉健《庭聞錄》卷三。
③《清世祖實錄》卷一二八。
④《清世祖實錄》卷一二八。
⑤《清世祖實錄》卷一二九。
按，同書卷一三一記，高承恩為“僞鹹甯侯”，郝成裔是他的“幸僮”，降清時高民